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期，前后大致经历了27年时间，是在新中国的特殊时期和环境中产生、发展和结束的。这一历史进程表明，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特殊历史阶段党和国家实施的一项重大工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四川是中国的一个内陆大省, 其人口约占全国的1/10、下乡知青约占全国的1/11，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是中国知青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缩影。

 一、一以贯之的战略思考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在这一特殊时期的不同阶段，动员组织知青上山下乡有不同的实际状况和历史背景，其指导方针、政策措施等也有所不同，但是，党和国家从始至终都将其作为减轻城镇就业压力、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屯垦戍边的战略部署，却是一以贯之的。

1955年，随着全国迅速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及时解决农业合作化过程面临的不少新问题，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其中许多文章加了按语。当他看到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后说：“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很明确，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其出发点是鼓励广大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到农村去工作、去奋斗、去改变落后面貌的。正是这一批语，成为此后20多年在中国大地上开展动员组织知青下乡上山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成为激励一批又一批城镇知青下乡上山奔赴农村的精神动力。

 为适应社会主义高潮新形势的到来，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80%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这是党和国家第一次把知青下乡上山作为单独条款列入国家的发展规划，也是第一次正式向全国城镇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发出“下乡上山”的号召。党和国家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把解决城镇青年就业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既加快农村建设又解决城镇就业的中国式发展道路。

 1962年下半年，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并采取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这一根本性措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党和国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下乡上山。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指出：“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为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知识青年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这一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提出动员组织城镇知青到农村去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为了开辟城镇知青的就业门路，为了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1968年12月，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中国大地迅速掀起大规模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当时的客观现实是，社会动荡持续进行，大学停止招生已两年有余，很多工矿企业不能正常生产，学校继续停课“闹革命”，既不能升学又不能就业的“老三届”中学毕业生达400多万人，他们的分配去向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刻不容缓解决的重大问题。当时还有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文革”以前上山下乡的大批知青返回城镇“闹革命”，使得上山下乡政策受到严重冲击，但从一开始，上山下乡政策就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长远方针和战略部署，从总体上被坚持和肯定了下来。此时，毛泽东发出这一号令，尽管其动因是多维的，但以中学毕业生分配为契机、以“到农村去”为分配指向的实际状况，表明其解决城镇知青就业出路问题、建设新农村问题、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加强屯垦戍边问题等，仍然是不可回避的基本出发点。

 需要提及的是，在国际环境中，中国当时正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四面包围、南北夹击的严峻形势，正处于战争的边缘。面对核大战的威胁，中国必须进行全面、立体的战争准备。自1968年以来，中央批准组建了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广东等生产建设兵团。动员组织大批城市知青到农村、到边疆，成为加强战备、储备力量以及开发建设农村、边疆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此时，把知青上山下乡动员组织工作纳入战备动员进行部署，列为城市人口先期疏散任务之一，按照打仗的要求来检查和落实上山下乡动员工作，这些都与“要准备打仗”的战略要求紧密相联。

 时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先后发出（1970）26号、（1973）21号、（1973）30号文件，对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作出新的调整和部署。根据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的复信精神，针对全国知青工作存在的问题，1973年7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政策措施。会议所解决的问题、调整的政策，实际上是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矫正。会后，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指出，毛主席号召知青到农村去，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对知青上山下乡意义的这一表述，与“文革”前中央多次对此的论述精神是基本一致的；而有所不同的是，知青上山下乡此时又同时被赋予了更多的一些政治意义。这种表述上的连贯性与差别性，也正是“文革”前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重要表现。

 1976年底“文革”运动结束。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调整上山下乡政策，改进上山下乡做法，明确提出创造条件“逐步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青上山下乡”；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城乡广开门路，积极稳妥地安排好在乡插队知青回城就业等。中共中央以（1978）74号文件发出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知青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成绩是主要的。今后继续动员和鼓励一部分城市知青到农村去，有利于引导知青和工农相结合，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有利于加强农业这个基础，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于按照国民经济整体规划，建设和保卫边疆。这些提法的精神实质，与“文革”前和“文革”中党和国家正式文献对动员组织知青上山下乡意义目的的表述，仍然是前后呼应、相互协调的。这些基本立场和观点，一直持续到1980年9月中央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时为止，都没有新的变化。时至当今，也未见到中共中央正式文献对此问题的新的表述和提法。

 纵观历史可以得知，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致力组织和推进实施的一项大规模的政府行动，其产生、发展和结束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缘由。正是由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不是产生于“文革”之中，而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于60年代初期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也正是由于“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在很多方面都有别于甚至不同于“文革”前和“文革”后的知青上山下乡这样一个基本状况，才使得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从制定到实施、从调整到结束，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个长期而复杂曲折的过程，会伴随成功的经验与失误的教训。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作为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部署，存在于新中国的历史记忆中，却是必然的。

 二、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已经成为历史，正是由于它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也正是由于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广大知青为之挥洒过汗水、奉献过青春，这一段历史，无论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还是对直接参与其中的广大下乡知青，都是刻骨铭心的。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从起始到结束，基本贯穿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年的全过程。以“文革”为界，大致可将其划分为“文革”的前、中、后三个阶段。这些不同的阶段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全过程；这些不同的阶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它们之间又不是一成不变没有区别的。作出这样的划分是为了能更加客观地反映不同阶段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和实际状况，阐述不同阶段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展路径和政策特点，同时也与中共党史、国史的相关划分是基本吻合的。

知青上山下乡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其工作内涵来讲，它既包括上山下乡知青的动员、安置、教育、管理、保护等各个方面，还包括这些方面政策措施的制定、实施、调整、完善等各个环节；从其工作对象来讲，它既包括上山下乡知青这一主体，还包括与这一主体直接关联的他们的家庭；从其工作实施来讲，它既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及其工作部门，还包括城乡基层组织特别是农村社队组织等。这些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各具要素、结构、功能等特点，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小系统。这些工作的正常运转、协调配合，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连接、互为补充、结构紧密、功能齐全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大系统。在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知青上山下乡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一般来讲，都是在各自系统中出现的某个阶段的插曲，或在各自运行体系中出现的不协调、不配套等政策问题，或在各自运行模式中出现的不认真、不得力等工作问题，不能轻易将其概括为是整个阶段性甚至是全局性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的出现，也必然会影响到某一方面甚至整个阶段的工作，对全局带来一定的影响和损害，但它毕竟在整个系统中不起主导的作用并且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知青上山下乡不仅是国家的、社会的、人民的历史记忆，对每一个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来讲，它更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由于不同阶段上山下乡的知青在理想、追求以及心态上有所差异，也由于他们各自所受教育程度、家庭熏陶和社会影响等方面有所不同，还由于他们下乡后的安置方式、劳动环境、生活基础、经济条件以及下乡时间、自身状况有所区别等，他们对各自曾有过的这一段亲身经历会有着不同的感受，也会就此产生不同的认识，这都在情理之中。但问题是，如以片断的经历来评判全部历史，或以个人的感受来评说整个过程，再或以现在的认识来评论过去历史，就有可能出现片面性。

 不论未来历史对知青上山下乡如何评说，但历史不会忘记的是，知青上山下乡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相连的，因为它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会忘却的是，知青上山下乡是以解决城镇就业、培养接班人、建设新农村、屯垦戍边为初始动因的，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会遗忘的是，知青上山下乡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曲折发展并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进程中逐步推进的，因为党和国家为解决好知青问题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不会忘怀的是，知青上山下乡是为中国农村、边疆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因为它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出这一代人为国分忧、无私奉献的重要篇章。

全面反映这一段历史过程，客观展示这一段历史真实，正确总结这一段历史经验，认真吸取这一段历史教训，是拓宽当代中国专门史研究的需要，也是深化中共党史专题研究的需要；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社科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三、难以磨灭的四川印记

几乎贯穿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历史的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离不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大背景、大环境，是中国知青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离不开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独特背景。它在中国知青史上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四川印记，也在四川当代史上留下了一道挥之不去的知青印记。

 新中国建立以后四川前30多年的历史，是近代四川历史的延伸与发展，是源远流长的四川悠久历史上一页辉煌灿烂的崭新篇章。与四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四川当代史在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阶段和背景下，四川知青上山下乡虽然在思想指导、基本作法、具体政策等方面有所不同甚至较大差异，身临其境的广大知青也因各自的实际情况及所处环境等千差万别，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为四川社会主义建设挥洒过青春的汗水、付出过艰辛的努力，却是不可磨灭的事实。与此同时，作为一项在四川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的大规模政府组织行动，在推动知青上山下乡进程、统筹解决知青实际问题，以及结束过去那样的知青上山下乡中，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都值得在四川当代史上写上重要的一笔。

 《四川知青史》以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为背景，以“文革”的前、中、后三个阶段分立三卷、共37章130多万字，系统展现四川知青上山下乡起始、发展、结束的全过程，全面地记载了四川所走过的这一段复杂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客观地反映了四川在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中的基本做法，有益于总结和反思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经验与教训，也有助于折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既能有效存史，也能有助资政，还能有益育人；立足四川，缩影全国，借鉴历史，昭示未来，这就是作者撰写《四川知青史》的初衷。

 第一卷为“文革”前的四川知青上山下乡。本卷以四川“一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就业状况开篇，提出中小学毕业生主要是到农村去的就业基本思路。从最初组织青年到边疆、山区垦荒，到1957年下半年组织城镇青年到农村；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有计划地动员城镇青年下乡上山，到把其作为一项长远方针而制定15年安置规划，全面拉开四川知青下乡上山的序幕。在此基础上，分章节系统展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四川组织城镇知青下乡上山在动员宣传、安置形式、管理教育、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发展历程。

 第二卷为“文革”中的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在“文革”的大背景下，四川知青到农村去迅速掀起前所未有的高潮，也很快暴露出一些问题。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以后，四川为统筹解决知青问题做了大量工作。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以及1975年全面整顿的推进，四川知青工作进入到起伏波动发展阶段。广大知青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抗争与奋斗，为建设贫困落后的山乡而经受磨练、战天斗地、积极奉献。本卷分章节全面记述了这一段历史岁月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展轨迹。

 第三卷为“文革”后的四川知青上山下乡。1976年底以后，特别是1978年12月贯彻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成为四川知青工作的历史转折点。四川进一步调整知青政策，逐步把工作重点从动员安置转移到就业安排上来。优先安排1972年底前下乡插队知青回城，提出支滇知青返城方案并加快解决步伐，努力解决知青上山下乡中的遗留问题，以及广开就业门路，做好在乡知青和城镇待业青年的就业安置工作。本卷分章节详细叙述了在拨乱反正进程中四川知青上山下乡从调整政策到逐步终结的历史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四川知青史》是有特定内涵的。就其“四川”范围来看，以新中国建立以后至80年代初期四川区划演变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即包括现今四川省和重庆市所辖全部地域及其人口、资源、建制等，本书所有涉及“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数据、情况，都属于这个地域范围。事实上，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就是在这一特定建置沿革基础上和范围中开展与推进的。与之相联系，对于四川所属地、市、州、县以及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建置，本书亦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地名称呼和组织设置等使用，没有再作变动；如有调整变化的，亦按变化后的实际区划和名称予以记述。

 就其“知青”概念来看，这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指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人。从其文化程度来讲，一般指中、小学毕业生；从其本义来讲，是没有“下乡”与“回乡”之分的。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其则成为从城镇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到农村、到边疆去参加生产建设的年轻人的特别称谓，除有特别注明的以外，本书在涉及这批年轻人个体或群体时所指的“知青”，即遵从这一特定内涵。而“知青史”的基本内涵则不完全是“知青”与“历史”的简单相加，因为这里的“知青”，不仅是这一大批年轻人的集合概念，而且是“知青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青工作”、“上山下乡工作”等的简称，同时也内在地包括了“上山下乡”所涉及到的所有基本内容。与之紧密相联，“知青”称谓在不同阶段也有所变化，如称“下乡青年”、“社会青年”、“下乡青年学生”、“下乡知青”、“上山知青”、“支边知青”等，本书在记述史实时，亦基本使用当时阶段的实际提法；有关“下乡上山”、“上山下乡”的用语，本书亦遵从史实，基本采用不同阶段的实际用语。

在研究和撰写《四川知青史》的过程中，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以新中国的发展历史和当代四川的实践活动为基点，以党和国家对知青问题的基本结论、基本文献，以及四川党政的知青历史文献为线索，以四川党政及其办事机构不同时期的知青工作为脉络，客观展现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全貌和发展轨迹，系统梳理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历程及其演变过程。作者努力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从历史实际出发，客观运用史料，忠于历史，尊重事实，用事实说话，以史料为证；努力坚持以史为主、客观记述，力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以达读史明智、鉴往知来之目的。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主要采用文献法，辅之访谈法、个案法的方法。在本书体例上，作者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相结合、以编年体为主的形式，以时为径，以事为纬，以保持历史事件及发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本书资料来源，首先是馆藏档案资料，特别是四川各级知青办公室存档原始资料；其次是报刊记载资料，特别是四川及各市、地主要报刊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记载；还有就是知青访谈记录、口述历史、地方史志、回忆书刊、文章汇集等资料，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等。在研究中，作者对采集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整理、辨别、鉴定、取舍等，以尽可能地反映和展示其本来面貌。在叙述中，作者尽力如实记述，不虚美，不掩过，用可靠的事实资料，为世人为后代留下一部知青上山下乡的信史，为今后深入研究中国知青问题及四川当代史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看待任何事情，都应当遵守历史主义的原则。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研究中国历史事件，把它放在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这对社科理论工作者来说，是方法论方面最起码的要求；这对曾经有过知青经历并致力于知青问题研究的社科理论工作者来说，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本文来源于作者著“《四川知青史》（三卷本）导言”，该书2015年7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7年获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社科优秀成果2等奖；本文所涉“四川”包括现今四川省、重庆市的全部地域及范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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