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26日，前排左起：今井武夫、汪精卫、影佐祯昭，后排左四是周佛海，左五是陈公博

▲1943年3月，汪精卫(右一)陈公博(右三)东条英机(左二)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的一所公寓里秘密召开了，在座的13名代表中，除了有后来为世人敬仰的革命领袖毛泽东、董必武等人外，陈公博、周佛海也赫然在目，他们作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而载入史册。

然而，沧海桑田，时隔20年，他们再次为世人瞩目，所不同的是，他们背弃了最初的信仰，甚至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卖国求荣，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三号大汉奸、大卖国贼。

而与此同时，谁能想到，汪伪特务头子、令人发指的“76”号魔头李士群最初的信仰也是共产主义!他们为什么在逆历史车轮而动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堕入卖国深渊?深究其蜕变的轨迹，后人能否从中得到历史以外的昭示?

唯汪“首”是瞻的陈公博

汪伪巨奸二号人物陈公博，祖籍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他是个典型的广东人，身材不高，头略显大，上窄下宽的脸上，有一双“八”字形的细长眼，和一张兔子似的秃嘴巴。

▲陈公博

他少年外出求学，一生辗转世界各地，可他终身都操着浓厚的广东腔。他性格孤傲、自负，有时表现十分偏执。不过，这些个性特征只有在他远离汪精卫的时候才显得出来，他一旦与汪精卫在一起，他似乎就成了汪精卫的影子，他一生唯汪“首”是瞻。

陈公博出生在一个“暖衣中食”的官僚家庭，父亲陈志美身为清吏，却有强烈的反清思想，这对少年陈公博影响很大。1906年，陈志美组织武装起义，并让陈公博参与其事。由于各种原因，造反失败，陈志美束身就缚，年仅16岁的陈公博被迫只身逃离。陈公博在逃离时，途经清运峡，面对荒村野滩，心中万分悲愤，立下大丈夫造反十年不晚的誓言：

匹马渡韶水，寒风吹峡门。

疏星点浮石，残月照孤村。

奔命穷投止，余生耻苟活。

十年须记取，横剑跃中原。

此后的几年，陈公博几经沉浮，于1917年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的北大，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块主阵地。陈公博耳濡目染新文化、新思潮，渐渐地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各种社会问题。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身在北大的陈公博，虽然当时并未积极参与，但也在新华门前站过两个小时，在香厂新世界发散过一次传单。

1920年夏，陈公博毕业回广州，他被广东法政专门学校聘为教授，后又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当教授。在此期间，陈公博深感广州远离文化中心，政治、文化空气沉闷，便与北大同学谭平山等集资创办了《广东群报》，介绍新思想、新文化，他担任了总编辑。

1920年底，陈独秀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任该会出版科科长。在陈独秀这面新文化运动旗帜的引导下，陈公博和谭平山等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1年初建立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这时，汪精卫任广东教育会会长，对陈公博的文笔、才智颇为赏识，汪陈接触日多，为日后汪陈结合埋下伏笔。

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南陈北李”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终于在上海召开。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正式出席。

陈公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非已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思想上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恰恰相反，当他以后在美国真正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后，却对这一理论产生了怀疑，甚至根本动摇。因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他人生中一段小小的插曲，从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他面对是为党工作还是出国留学的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一纸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的声明，就轻而易举地“了结”了他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情缘”。

尽管陈公博放弃了最初的信仰，但他曾从事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对他的影响并非可以忽略不计。因而，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两年经济学的结果，是题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硕士论文。在这篇论文的附录中，陈公博保存了中共“一大”第一个党纲的“英译本”。

1924年1月，国内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迅速恢复与发展的革命形势，急需大批干部，这时的陈公博“禁不起”汪精卫、廖仲恺的“一激”，便放弃博士头衔，回到国内，并一步登天，一跃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进入国民党权力圈。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是历史上最为错综复杂的时期。一方面，由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推动，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国民革命轰轰烈烈;另一方面，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以后，国共合作出现裂痕，在国民党最高权力层出现了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主的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

在随后蒋、汪长达20多年的斗争中，陈公博始终唯汪“首”是瞻，成为汪精卫的助手、股肱乃至替罪羊，与汪精卫共沉浮。陈公博先后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工人部长等职;因追随汪精卫而被蒋记国民党三全大会永远开除党籍;“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合流，他又被恢复党籍，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民众训练部部长等职。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全国掀起抗日高潮。汪精卫对抗日无丝毫信心，经常散布“抗战必败”“和未必亡”的民族失败主义的“低调”，陈公博颇有同感。1938年10月27日，汪精卫召陈公博到重庆开会讨论“和平方案”，他才了解汪与日本“勾结”的内幕。然而，陈公博却万万未想到汪精卫会出逃重庆，“另树一帜”。

此时的陈公博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深知汪精卫这种做法的后果，但是，他又不能像顾孟余那样拒当汉奸;另一方面，他又想借助汪精卫的地位实现自己的主张。因而，他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一直以老母病重为由，盘桓香港，不参与汪伪政权的筹备工作，气得汪精卫当别人面骂过他好几次。

1940年1月，汪伪集团陶希圣、高宗武出走，向报界揭露汪日密约。在汪伪集团出现内讧、众叛亲离之际，陈公博“挺身而出”，觉得捞取最大的政治资本的机会到了，决心死心塌地追随汪精卫。他对汪表白：“士为知己者死”，“你既决定牺牲一己，我只有为你分忧分劳。”从此，陈公博公开参加了汪伪集团的汉奸活动，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巨奸。

1945年8月，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陈公博明白自己已走到人生末路。他曾对他的亲信说：“汪先生过去常说，如果和平运动不能成功……牺牲我汪、陈两家，也是值得的。汪先生那时所说的陈家是指汪夫人(陈璧君)，现在连我这陈家也包括在内了。”

1946年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陈公博死刑，剥夺公权终身。6月3日上午，判决在狮子口江苏省第三监狱执行。临刑前，陈公博写下了“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一对联，不知是他抚今追昔的感叹，还是……

脚踏两只船的周佛海

周佛海，湖南沅陵人，1897年出生于一个破落官僚家庭。家中虽仅有薄田十余亩，父亲又早逝，但他作为长子仍受到家庭的重视，得到求学上进的机会。周佛海是一个不甘平庸、野心勃勃的少年，在沅陵求学期间，他发奋读书，幻想有朝一日当个总理或总长之类的官职，因而，他时常表露出“耻居窃壑伴群峰”，“甘处中流拦巨流”的心态。

周佛海生长的年代，正是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纷起争雄的乱世。“时势”给予周佛海施展抱负的机遇，1917年5月，周佛海出洋留日。赴日前，他已娶妻生子，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惜抛妻别子，而且“义无反顾”，从此再未返回故乡，对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以后的回忆文章中也只字不提。

▲周佛海

周佛海到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再考取中国留日官费生，被分配到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当时日本正流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全新的理论，以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样板，使周佛海对社会主义倍加关注。

他在1943年写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坦露了当年他追随马克思主义的动机，“第一，两年看过的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理想，不觉信仰起来”;第二，就是个人动机。他说：“列宁、特路茨基(即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为这样的人。”为了“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国际舞台”的“大外交家”，或做一个“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他翻译和写作了大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成为一个崭露头角的社会主义的著译者。

1920年，周佛海暑假回到上海时，结识了陈独秀。在陈独秀的引导下，参与了发起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并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一年后，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周佛海作为留日学生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

周佛海参加完“一大”，返回日本后，立即受到日本警察当局的“关照”，并且一直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他的导师警告他：除非远离共产主义，否则有被开除学籍的危险。在这个关头，他权衡再三，认为为了一个十分渺茫的主义而白白断送自己的“前程”是不划算的。因而，从鹿儿岛到京都帝大的三年，他埋头读书，不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1924年春，正当周佛海为毕业的出路发愁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电邀他回国，担任该部秘书。这正中他的下怀，因而，他未等做完毕业论文，便匆匆归国就任。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戴季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首要人物，周佛海在与戴季陶的接触中，思想渐渐地向戴靠拢。

回国后，他不与中共组织联系，并拒交党费。同年9月，他向中共组织写信要求脱离中国共产党，后被中共开除。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国共合作出现危机，蒋介石与汪精卫争夺国民党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也日趋白热化，戴季陶这个反共老手，成为蒋介石的吹鼓手与开路先锋。周佛海在戴季陶的麾下，自然不惜余力为蒋介石鼓噪，因而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并逐渐成为蒋的心腹幕僚。

在1931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佛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跻身国民党中央高层。抗战爆发后，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室副主任、战时大本营第二副部长，参与制定蒋介石政府的内外政策。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蒋、汪对峙时期，周佛海作为蒋的心腹没少骂过汪精卫。可是，蒋、汪合流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主持国民党政务。周佛海因工作关系，免不了与汪精卫接触，乘此机会，他尽量与汪亲近，求释前嫌。

抗战爆发后，在对形势的估价上，他尽量与汪精卫一致，并以他俩为核心，在国民党中形成一个“和平”的小圈子——低调俱乐部。至此，周佛海已由蒋介石的心腹转变为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总军师。

在周佛海的策划与促进下，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逃出重庆，走上卖国求荣的道路。周佛海因卖国“有功”，在1940年成立的伪政权中，权倾一“朝”，集伪财、政、军、特大权于一身。他曾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

然而，时过境迁，到1940年底，随着整个世界反法西斯形势的变化，周佛海已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在日记中感叹：“日中事变以后，余之观察，辄多错误。”既已认识自己的“错误”，周佛海这个一贯见风使舵的人，绝不愿坐以待毙。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又不惜低声下气向蒋介石、戴笠献媚邀宠。

由于周佛海掌握着汪伪政府的实权，蒋、戴认为其有利用价值，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于1942年10月，建立了电台联系，周佛海脚踏蒋、汪两条船，进退自如。

周佛海投机的本能与乖巧，最终救了他一命。当日本投降后，陈公博等汪伪巨奸均被判处死刑，他却因有“悔过输诚”之心，特赦其死罪，被“减为无期徒刑”。周佛海这个以政治投机为能事的大汉奸，于1948年病逝狱中，终年51岁。

野心勃勃的李士群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出身贫寒，读中学时常得到同窗叶吉卿家的接济，后俩人双双考入上海大学，并结为夫妻。为了报答妻子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予自己的帮助，李士群立下“十年寒窗，一举成名，夫荣妻贵，光耀门庭”的誓言。

然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李士群一介寒生，一无门路，二无靠山，三无金钱，四无特殊才能，要兑现自己的诺言谈何容易?不过，李士群信奉“时势造英雄”的观点，为此，他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

1931年，李士群在上海读书期间，出于对现实的极端不满，便和叶吉卿一同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一些活动，随后双双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士群为人机灵，参加革命后，表现十分积极，逐渐得到党组织的信任。为了进一步培养他，党组织派他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33年，回国后他被安排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掩护身份是《社会新闻》杂志的外勤记者。(详情见本号文章《中央特科：战斗在非常年代》)

原来，《社会新闻》是宣传反共内容的刊物，社长丁默邨是陈果夫手下的一个文化特务。李士群为了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经常给《社会新闻》写一些有“反共”色彩的文章。丁默邨见其文笔流畅，便函约李士群面谈。一见面，丁默邨即被李士群的学识与健谈所打动，随后聘他为外勤记者。

李士群有了掩护身份，并且有了丁默邨的这层关系，便经常出入上海市警察局特务股，并与股长刘槐交了“朋友”，打探到许多重要情报，而且通过刘槐，结交了国民党“中统”上海区的一些头面人物。

1933年10月，丁默邨准备休假，拟把社务交李士群代管。中共党组织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拟定了打击中统特务的计划。10月的某一天，李士群以即将主持社务，请各方关照为名，向国民党中统上海区长徐兆麟以下有关人士发出宴会邀请。徐兆麟老谋深算，仅派行动股副股长陈静等参加。

就在这次宴会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肃反专员”黄永华被击毙，中统特务陈静被击伤。事后，丁默邨与李士群因涉嫌此案被捕。

▲丁默邨(左)与李士群(右)

李士群被捕后，经不起威逼利诱，背叛了革命，加入了中统组织。他虽被派在局本部南京区搞刑侦工作，也不过是中统的一个走卒，这是李士群最不甘心的。

“时局”给李士群带来了机会。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派遣大量特务到中国进行情报工作，号称“中国通”的女间谍川岛芳子被安插在南京中华门外板桥车站任职，充当坐探，收集中国方面的情报，并伺机拉拢国民党官员和特务分子。

由于川岛芳子行迹可疑，引起中统注意，李士群奉命前往侦查。李士群到板桥几次，见那个女职员美貌多姿，便心起垂涎，但一时未能得手。1937年底，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有一天，李士群在街头碰到川岛芳子，当即追踪，借机搭讪，逐渐熟识。交往中，李士群无意暴露了自己身份，令川岛芳子欣喜万分。原来川岛芳子正奉日本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少将之命来武汉物色情报对象，正苦于无门，李士群却送上门来。川岛芳子为了控制李士群，又是以身相许，又是诱以金钱物质享受，使李士群魂不守舍，将机密情况统统泄露殆尽。

▲川岛芳子

李士群与川岛芳子的密切交往，被其他中统特务发觉检举。事也凑巧，检举报告落到李士群的“至友”丁默邨手里。在丁默邨的“照应”下，李士群总算过了一关，但日日提心吊胆。为防再有泄露招祸，李士群经与川岛芳子密商，索性投靠日本，成为日本特务、汉奸卖国贼。

李士群投靠日本之际，正是日本为扶持汪伪政府，筹建汪伪特务组织，急需“人才”之时。李士群以其忠心、乖巧，成为最为合适的人选。在日本的扶持下，李士群以沪西极司菲尔路原军阀陈调元的私宅作为活动据点，从事创建特务组织的活动。这个据点就是后来令人发指的“76号”杀人魔窟。

以“76号”为基础，李士群一跃成为汪伪特务总头子，并得到汪精卫的青睐和宠信。这个原名不见经传的中统小卒，终于成为汪伪中咄咄逼人的“大人物”。

李士群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并不满足于扩张特务组织，还插手汪伪政权的经济、军事。他认为：只要有武装，有经济实力，便可以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为所欲为。为此，他还与汪伪政府梁鸿志系的高冠吾争伪江苏省省长职务;筹建伪和平军;在陈公博与周佛海的矛盾中，支持陈公博，与周佛海结怨;把持江苏省财政经济，使周的伪财政部和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政令和业务在江苏境内受到层层阻碍……

一时间，李士群四面是敌，尤其是他的野心得罪了日本主子，经周佛海的多次陈述，日本特务机关终于下决心处置这条已不听话的走狗。

1943年9月9日，李士群这个不可一世的伪江苏省省长、伪警政部部长，终于被毒杀，暴死苏州家中，终年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