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海峡两岸50多年波谲云诡的历史中，罗青长参与过一些鲜为人知的涉台事件。尤其是1975年3月，毛泽东决定特赦释放余下的全部在押国内战犯时，是周总理亲自委托罗青长具体负责、安排、实施这一重大历史决策的。而关于这段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著《改造战犯纪实》时，曾直接采访罗青长，得到第一手资料。

01

战犯名单由中央情报部提供

谈到当年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公布国民党战犯名单，以及战犯名单形成的过程时，罗青长是这样讲述的：

1946年，国民党撕毁和平协议，悍然发动内战，将苦难的中国人民再次引入战争的深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扭转了战争局面，蒋家王朝日薄西山。

为了进一步孤立国民党顽固派，打击一些国民党好战分子的嚣张气焰，团结中间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于1948年11月1日，颁布了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对在战争中施放毒气，以各种恶劣手段残害人民的反动分子，一律严惩不贷。

既而，于同年12月25日，党中央以新华社“陕北电”和“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公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4名“头等战争罪犯”名单。后来，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特别是在广泛征求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的意见后，又补充了37名战犯名单。战犯名单的公布，对国民党反动派起到了一定的震慑和分化瓦解作用。

战犯名单最初是由中央情报部一室书报简讯科，依据平时所积累的国民党军政特人物资料向中央提供的，又经过多次讨论、征求意见，最后由中共中央审定。

1948年春，中央情报部机关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东黄泥村(之前在山西临县刘王沟)，距当时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很近。当时，李克农任中情部部长，下设3个室，一室主管情报工作的指导和研究;二室主管保卫和警卫工作;三室主管干部管理和总务工作。

书报简讯科是一室下面的一个科，从事公开情报研究多年，对国民党各派系的争斗、实力消长和国民党人事变动等情况都了如指掌。1945年国民党六届中委名单公布后，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指导书报简讯科，编印了《国民党六届中委派系名单》一书，按国民党中委所属派系进行分类，对每个人的经历、派系背景和政治态度等作了介绍。后来有关战犯的材料和名单就是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来的，主要还是根据职务及罪行来定的。开始提出了43名头等战犯名单，后来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遂在公布时又加上了黄维，共44名。

中情部除了根据自己平时所掌握的材料及时向中央提供了战犯名单外，还根据中央的指示，运用多年来在敌战区建立的情报系统，征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我们公布战犯名单一事的意见。1949年2月16日，中情部在给上海情报组织负责人潘汉年和吴克坚的电报中，曾指示他们搜集和征求国民党地区民主人士提供补充名单。

中情部先后向中央提供了127名战犯名单，其中军事方面战犯39名，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刘峙、胡宗南、杜聿明等;政治方面战犯42名，包括孙科、孔祥熙、宋子文、张群、宋美龄等;党、特方面战犯39名，包括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蒋经国、毛人凤、徐恩曾等;还有一些反动小党派战犯及其他战犯。

02

毛泽东主张全部释放

罗青长谈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时如数家珍。他不仅介绍了战犯名单的形成过程，也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决定对国内国际战犯实施宽大教育政策的形成过程，尤其是1975年3月，为什么要对余下的一批国内战犯全部特赦释放。

罗青长说，还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前，周总理已经病得很重，走路都很困难。但他仍然关心着台湾问题的解决，关心着在台湾的一些老朋友，希望自己能为解决台湾问题再多尽一份心力。

周总理抱病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主席提出，要清理仍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以及美蒋特务一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国民党战犯集中关押，已经陆续释放了几批，还有一些在押的，毛主席要求清理的就是这些在押的战犯。

周总理刚从长沙回京，就通过保密电话通知罗青长，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求中央调查部与中央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调查小组，清理一下仍在押战犯的情况。当时，罗青长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罗青长与当时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由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形成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请示报告》。经核心小组慎重清理、研究，将在押者中的25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予落实政策。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到该《报告》及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一一作出批示。尤其是当秘书读到“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般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由此，1975年3月20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共同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其中第6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时任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宣布，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照样欢迎”。

这一重大新闻，立即引起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国际舆论一片震动。

03

周恩来总理的临终嘱托

一些在台湾有亲属的获释人员，因担心回台湾会受到歧视或陷害、报复，所以大部分没有回台湾。只有王秉钺、陈士章、蔡省三、周养浩、王云沛、段克文、杨南邨、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10人提出回台湾，并立即获批准。

王秉钺等10人临行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著名的北京烤鸭店为他们饯行。席间，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再次重申了党的“来去自由”政策，并满怀深情地说：“政府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给你们任何任务，只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

第二天登机前，蔡省三笑着问童小鹏：“副部长，我的亲人都在大陆，我到台湾后，若是让我的亲人申请去台湾可以吗?”童小鹏当即回答：“党的政策是尽可能照顾亲人团聚，能够做到的，当然可以。”

只是，对我们的善举，台湾当局却认为是施展“统战阴谋”，不准申请入台的王秉钺等10名特赦人员入境。这些人最终只能重新抉择，而留居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一人。

1975年冬，经蔡省三申请，并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帮助，已与其离婚、失散多年的妻子曹云霞被找到，并来到香港与他团聚。曹云霞靠从江西农村一位长者那里学来的医术，在香港开了一家诊所。蔡省三则为谋生而从事写作，每天为香港《新报》特辟的《蔡省三专栏》写时事评述，还同妻子用本名或笔名出版了《蒋经国与苏联》《中共释俘的来龙与去脉》《蒋经国系史话》等。

在此期间，蔡省三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多次发表的言论，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来的注意。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被新华社大本《内部参考》连载4期，病危中的周恩来每期必读。

12月20日，周恩来在垂危之际，将罗青长召至床边，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不要忘记张学良将军;不要忘记吴石他们。”

据罗青长回忆，周总理在昏迷之后再次醒来时，吃力地用颤抖的手，拿出在病榻旁放着的一本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只见该刊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写着一段歪歪斜斜的批语：

请罗青长、家栋(注：外事秘书钱嘉东)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托。

事后，罗青长回想起来，当时的周总理肯定已知自己来日不多，他不是在对某一个具体批件做最后的交代，而是将他一生致力而未竟的国家统一大业，托付给后来人，否则，他何以费尽气力连写4个“托”字呢?

罗青长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他和总理的最后诀别。其时，离总理辞世只有19天……

据《文史精华》 纪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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