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6年5月，“丁惟汾系”重要成员南下与国民党中央合流，对国民党表面团结和形式统一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丁惟汾系”与国民党中央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合作，由于利益分配上的不可调和性，“丁惟汾系”一旦坐大，脱离蒋介石控制，就会遭到消解打击。蒋介石和陈果夫打击消解“丁惟汾系”的同时，又不得不吸收“丁惟汾系”骨干，这是国民党“清党”后无人可用的真实写照。“丁惟汾系”的演变，展现了国民党“利合则聚，利分则散”的政党特质，映射了国民党派系政治的路径依赖。

长期以来，国民党“派系政治”备受学界关注。既有研究多聚焦1927年后国民党派系政治“裂变”，丰富了对国民党“毁灭的种子”的理解，但对国民党派系裂变前史关注不够。实际上，国民党派系政治“毁灭的种子”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便已初现端倪。1926年前后，丁惟汾、顾孟余等人以“三民主义大同盟”(以下简称“大同盟”)为核心，发展国民党北方组织，形成具有一定依附特征的小团体，其政治对手后来将他们称作“丁惟汾系”或“丁家党”。1926年5月，“丁惟汾系”被迫南下，与国民党中央合流，二者呈现竞合交织态势。国民党三大前后，“丁惟汾系”与国民党中央在反圈选斗争中发生激烈冲突，遭到残酷镇压。大同盟就此瓦解，“丁惟汾系”成员或加入改组派，或倒向阎锡山、冯玉祥阵营，更多成员转投CC系。

对“丁惟汾系”的演变进行溯源，不仅有助于考察国民党派系政治的源流，更能揭露国民党低制度化以及“利合则聚，利分则散”的政党特质，深化对国民党“毁灭的种子”的理解。近年来，已有学者关注“丁惟汾系”与北方各派系的权力角逐和党务纠纷，但对“丁惟汾系”与南北军政的互动关系缺乏细致分析。本文拟从“丁惟汾系”和大同盟的缘起谈起，结合其与南京国民政府南北军政的互动关系，探赜国民党派系政治的渊源。

一、国民党在北方的早期发展

国民党在同盟会时代以长江以南为主要活动基地，虽设有北方总支部，但未见实际机构建立。清末各地革命起义，革命党人相继设立同盟会分会或支部。北方是清政府统治核心，攻占北京被革命党人视为上策。辛亥革命前夕，汪精卫、李石曾和王法勤等曾在天津组建京津同盟会，从事政党宣传和暗杀活动。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本部设于北京。同年10月，张继、王法勤等奉命组建国民党燕支部。

南北方国民党力量悬殊，导致二者在反对袁世凯独裁问题上意见不一。南方国民党倚仗新军力量主张武力对抗，北方国民党更倾向运用政治和法律手段与袁世凯周旋。南北差异，在宋教仁案和二次革命前后体现得更为显著。在北方同盟会和国民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张继、丁惟汾、王法勤、黄郛、徐谦、邹鲁和谢持等人，皆凭借国会议员身份或任职北洋政府之便，开展反袁斗争。

温和的斗争形式影响力有限，致使北方国民党的活动范围局限于上层社会。1913年二次革命后，北方国民党遭受重大打击，势力凋零。1924年国共合作之前，南方国民党组织活跃在广东、上海、四川等诸多地区，而北方国民党组织则仅存于山东，与山东国民党主要领导者丁惟汾有重要关系。丁惟汾(1874—1954)，字鼎丞，山东日照人，1904年入日本明治大学研习法律，与同盟会会员张继和徐镜心等人交往密切。1905年，丁惟汾加入同盟会，次年被推举为山东分会主盟人。在山东，丁惟汾积极团结青年学生，大力创办公学，兴办印书局，策动山东革命与烟台起义，让青岛和烟台成为北方革命基地。1913年4月，第一届国会召开，丁惟汾当选众议院议员，与张继等人进京参与国家大政。

在张继和丁惟汾主持下，国民党北方组织在护法运动后重见起色。1917年，张继和丁惟汾等上书孙中山，建议“罗致各省济世之才，分任巨艰”。1918年，孙中山提议在上海成立北方执行部，张继为部长，丁惟汾为会计部主任。数年间，天津、张家口、烟台、青岛、济南、开封等地陆续设立国民党组织。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国会重开。同年10月，北方执行部迁至北京。孙中山委派张继和丁惟汾等人为北方党务特派员，发展国民党北方组织，联络部署反直军事。同时，丁惟汾以孙中山倡办的私立中国大学为依托，培养王仲裕、陈希豪、陈资一等忠实追随者，并发展高校教师和青年学生入党。

国共合作前后，北方国民党分裂为“丁惟汾系”和西山会议派两大阵营。1923年，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在广州、上海、湖南、湖北、北京和奉天设立支部。北京支部由张继任支部长，李大钊为总干事，然而，张继身兼本部要职，李大钊与丁惟汾实际负责北京支部。国民党一大前后，张继和冯自由等国民党元老公开反对三大政策，北方国民党分裂，新成立的北京执行部由李大钊和丁惟汾共同领导，张继被排除出领导层。

追随丁惟汾与张继的北京高校青年师生随之分裂。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教育界，以北京大学为首，故两派皆竭力争取北大教授加入国民党。1923年，张继、邹鲁和谢持等发展马叙伦入党，并联合石瑛等，支持北大学生傅汝霖等成立民治主义同志会，该会成员后大多成为西山会议派中坚力量。丁惟汾则联络“法日派”领袖李石曾。李为晚清大学士李鸿藻之子，留法归国后入北大任教，创办中法大学和孔德学校，在教育界举足轻重。此外，他还与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和张静江关系密切。同时，为牵制国民党内李大钊等共产党员，丁惟汾与李石曾邀约顾孟余和朱家骅入党。顾孟余时任北大教务长，他不认同阶级概念，但提倡通过群众力量实现社会变革，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左派青年的思想认识。

在与西山会议派对峙过程中，大同盟应运而生。为对抗民治主义同志会，丁惟汾重点栽培路友于、王仲裕、陈希豪和陈资一等，并联合北大学生郭春涛、邓飞黄、廖维藩、延国符和王振钧等，组织中山主义大同盟。在顾孟余影响下，邓文辉、萧铮和李世军等又组织中山主义实践社。由于信仰旨趣相近，1925年9月，丁、顾将两个社团合并为三民主义大同盟。大同盟每周开会一次，常请顾孟余讲演。三一八惨案中，丁惟汾、顾孟余和朱家骅参与向执政府请愿示威的集会，年逾五旬的丁惟汾身先士卒，腿部负伤，赢得青年支持。

在大同盟助力下，国民党北方组织急速发展。据中共北京地委分析，大同盟共有成员200余人，主要由以路友于、王仲裕为首的山东派，以郭春涛、邓飞黄和廖维藩为首的湖南派以及以王振钧为首的山西派组成，其中山东派“比较占优势”，“可以领率全部”。1926年前后，大同盟成员奔赴各地，其中于震瀛赴陕西，李世军赴甘肃，谷正纲赴贵州，他们成为后来政治对手所称“丁家党”或“丁惟汾系”主要代表人物。由此，大同盟扩展至全国20多个省市。“丁惟汾系”为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青年，培植力量，将郭春涛和李世军推举为国民党二大代表，郭春涛还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大同盟盛极一时。到1925年10月，北方15省市共计国民党党员约14000人，其中北京、山东和河南党员皆在2500人以上。

后来各省CC系重要成员，如陈希豪、段锡朋、萧铮和郑异等人，正是受到丁惟汾和顾孟余等人的培养，与“丁惟汾系”关系甚深。陈希豪，浙江东阳人，1921年考入中国大学，受丁惟汾影响参与社会运动，后因出色活动能力被赏识，担任丁惟汾的秘书。在丁氏介绍下，陈希豪加入国民党。1923年，他被派往青岛开展工人运动，因遭通缉而被派至菲律宾，发展海外支部。陈希豪以华侨中学教员身份为掩护，改组菲律宾总支部，被选为常务委员。1924年1月，陈希豪以海外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一大。萧铮和郑异系浙江温州同乡，1920年在浙江省立十中求学期间，共同组织革命社团醒华学会。1921年，萧铮考入北京大学，郑异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堂。二人于1923年加入国民党，与顾孟余和朱家骅颇多接触。1924年，萧铮被丁惟汾和李石曾派至冯玉祥军中做反直工作。段锡朋，江西永新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校期间逐步成为学生运动领袖。五四运动中，他被推选为天安门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1919年夏，段锡朋留校任教，备受顾孟余器重。1920年，段锡朋被顾孟余推荐赴美留学，1925年归国，先后任教于武昌大学和广东大学。

然而，大同盟内部组织并不严密，系丁惟汾和顾孟余结成的松散联盟。因此，大同盟难以形成稳固深厚的组织关系，且没有军事武力依托，不具备严格意义的“派系”特征。不过，从局部范围看，山东革命的共同经历，使丁惟汾与王仲裕、王乐平、陈希豪和王子壮等人结下深厚友谊，形成一定依附关系。

大同盟的发展，还与北方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首先，丁惟汾和李大钊关系相对融洽。据张国焘回忆，“当丁惟汾先生提出各种职务的人选时，李大钊先生总是请丁先生径行物色”。即便面对分歧，丁氏亦能从容处置。因此，中国共产党此时将丁惟汾和北京执行部定位为“左派”。其次，北洋直奉两系军阀攻伐不断，对国共两党相对包容，大同盟因此获得生存空间。

上述发展局面在1926年后发生遽变。1926年，在张作霖“反赤化”统治下，三一八惨案爆发。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移驻苏联驻华大使馆，丁惟汾随即在天津法租界成立华北交通局，由王仲裕负责。国民党北方组织失去活动空间，丁惟汾、顾孟余和朱家骅等要员被迫南下广州。

北方国民党人南下，恰好为此时身处困局的蒋介石提供了重建国民党组织体系的新契机。国共合作初期，蒋介石更重视军事工作，党务基本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如广东国民党“中派是少数，左派占极大多数”，中央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和农民部部长分别由共产党员谭平山、毛泽东和林祖涵担任或代理。湖北、湖南、浙江、江苏和北方区主要负责人也多是中共党员。蒋介石虽在军事上羽翼已丰，但在党务层面，无论党内元老还是苏联顾问，对其并不认可。胡汉民、汪精卫等元老派认为蒋是“军事干部”，不懂政治。苏联顾问只将其认定为“喜尊荣，好权力”、可资利用的“军阀”。为争夺党内领袖地位，蒋介石一方面于1926年3月策划“中山舰事件”;另一方面，在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自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以陈果夫为秘书。此举既为限制中国共产党发展空间，也为筹谋重建国民党组织体系。

在蒋看来，国民党中央“组织不完，统系不明”，南方各省整党为当务之急。北方国民党虽属“后来者”，但“守纪律，知党义”，甚至“北人比南人信党更切”。因此，借北方国民党，尤其借丁惟汾及大同盟整党成为可能。蒋介石对他们的好感，可能还与1925年5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十二次会议有关。孙中山去世后，党内各方对继承者有所争议，会上粤系势力主张“迎汪”，而丁惟汾及其亲信陈希豪和王子壮等“提议电请蒋总司令回粤主持会议”。

“丁惟汾系”与国民党中央正式合流后，丁惟汾和顾孟余被赋予极高地位。1926年6月，丁惟汾、王乐平两次与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邵元冲晤谈。7月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临时全体会议，增补丁惟汾、顾孟余和王法勤等7人为候补常务委员，丁惟汾还出任政治委员会委员。7月13日，国民党中常会推举蒋介石为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人部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陈果夫代理组织部部长，丁惟汾为青年部部长，顾孟余为宣传部部长。

关于接手中央组织部事宜，蒋介石命陈果夫须与丁惟汾、顾孟余商量。据陈果夫回忆，他初入组织部时，部中同事29人，“真正的同志”只有3位，其他都是“跨党分子”。陈果夫首先罗致胞弟陈立夫及其好友曾养甫、张道藩和余井塘等人为支柱，其次吸纳大同盟骨干成员。丁惟汾先后向陈果夫推荐路友于和王乐平，但因二人在北京和武汉有党务兼职，路友于又推荐王宇春。此后，丁惟汾和顾孟余推荐段锡朋、郭春涛、萧铮和郑异等入组织部工作。顾孟余后又携段锡朋就任宣传部，所带去的人“都是他的高足”。上述“由北京来者”成为陈果夫整顿各省党务的核心人物，也为“丁惟汾系”立足南方提供了组织条件。

表面上看，“丁惟汾系”与国民党中央存在南北差异，但实际上又存在地缘交集。北方国民党有大量南方人，尤其是浙江人，他们与国民党中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黄郛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于1926年底应蒋之邀南下，此后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不仅促使江浙商人支持国民革命，还促进南北军事力量妥协与联合;朱家骅与张静江、戴季陶等“湖社”乡友关系甚深，南下后，朱家骅在张、戴二人介绍下，迅速倒向蒋介石，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成为蒋在浙江的代理人之一;顾孟余虽生于河北，但祖籍浙江，与粤系汪精卫思想相近;陈希豪、萧铮和郑异皆浙江人，南下广州后萧铮得到国民党左派、浙江永嘉同乡戴立夫提携和推荐。合流之后，“丁惟汾系”正是凭借地缘交集，或多或少改变国民党权力格局，对南京国民政府巩固统治发挥重大作用。

复杂的地缘交集，确实有利于“丁惟汾系”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合流。然而，二者合流乃是时势所趋与利益驱动。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国民党难以形成团结的组织结构，反而更容易引发组织结构的分裂，进而加剧党内小集团的组织化程度。一旦遇到分歧和冲突，合作关系必将受到冲击和挑战。

二、“丁惟汾系”与南方诸省“清党”

在南方整党之前，由于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加剧和蒋介石等人的反共活动，国共关系迅速恶化。丁惟汾由“中派”转“右派”，站到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随后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党部代表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代表中中共党员占四分之一，国民党左派和半左派约占二分之一，“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已被中国共产党视为“中派”的丁惟汾，与以张静江为首的右派仅占四分之一，虽想主导会议，却“不敢多说话”。会议通过由国民党左派主导的新政纲，主张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发展工农运动。会议最后一天，丁惟汾突然质疑决议是否有效，遭到毛泽东反驳。据闻张静江和丁惟汾等人在会间曾商讨国共分家问题。

为调整地方党务格局，国民党中央向各省派遣党务特派员，其中“丁惟汾系”成员占据主要地位。路友于赴北京、河南和山西，王乐平赴湖北，郑异与段锡朋赴江西，曾养甫赴广东，陈希豪赴上海，丁超五往福建，张道藩至贵州，萧铮和王宇春去浙江。

随着南方整党推进，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愈发激烈。1926年12月，国民政府正式迁都武汉。为剥夺蒋介石中常会主席职权，鲍罗廷、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另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推举北方国民党左派徐谦为主席。蒋介石不甘示弱，于江西战事胜利后挑起迁都南昌之争。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左派主张“迎汪(精卫)复职”。会间，武汉街头出现“打倒蒋介石”“打倒昏庸老朽张静江”的口号。在高层斗争中未占上风的蒋介石，迅速调整行军方向，将江浙沪作为北伐重点。为增强经济基础，蒋介石和张静江等迅速寻求江浙财团及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并与他们结成利益共同体。

蒋介石认为，北伐军事，党务先行，“丁惟汾系”整顿江浙沪党务，尤为急迫。然而，江浙沪三地党务同样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1923年中共三大之后，凭借联合战线战略，中国共产党组织逐渐在江南扎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除初来乍到的陈希豪外，其余四位常委杨杏佛、王汉良、梅电龙和韩觉民，皆为中共党员或国民党左派。1926年3月，浙江省党部正式成立，据萧铮回忆，浙江省党部由宣中华等共产党员掌握，他只能“厕身其间”，“深感棘手”。他试图通过开展农民运动和推行“二五减租”扭转局面，但收效甚微，故“电请中央增派人员襄助”。时值国民党左派“迎汪倒蒋倒张(静江)”之际，浙江整党困局是蒋介石所不愿意看到的。1927年3月，陈果夫调派强大阵容，原上海特派员陈希豪、江西特派员郑异，以及孙文主义学会骨干葛武棨等16人，援助浙江。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这一举措，立即遭到浙江省党部强烈反对。宣中华认为，“组织部所委之特派员，于属会指导之外自由活动”，完全不与省党部接洽进行，“系统混乱”。此外，中央组织部还要求省党部每月补贴特派员办公费五千元，宣中华表示“甚感困难”。不仅如此，国民党中央派出的特派员内部也发生分裂，中央特派员王宇春于3月底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甚至呼吁“真革命同志”，打倒一切“反革命”“假革命”和“不革命分子”，“打倒昏庸老朽的张静江”。

不和谐的“插曲”，加快了陈希豪在浙江整党的进程。与萧铮农运策略不同的是，陈希豪选择工运道路，恰是中国共产党在杭州革命动员的优势所在。据调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杭州市总工会“有百余团体”，“各业工人入会人数约二十万以上”。但是，陈希豪利用东阳的地缘优势组织工运，与中国共产党对抗。东阳号称“百工之乡”，至民初，东阳旅外工人仅在浙江就有七八万人之多。五卅运动期间，东阳旅省绅商杜震芗、张浩和赵伯苏组织东阳工界协会，声援上海罢工。截至1927年3月，东阳工界协会号称拥有会员10万余人。陈希豪以此为基础，组织杭州职工联合会和纠察队，与杭州市总工会相对抗。

以职工联合会为后盾，“丁惟汾系”俨然成为浙江“清党”的“先锋”。1927年3月24日，张静江与萧铮、郑异、陈希豪等密谋“清党”。陈希豪“最激烈”，主张立刻解散省党部，另组新党部。3月30日，陈希豪聚集火腿、柴炭、泥水和机织等33个工会，至杭州市总工会门口示威。总工会不甘示弱，“集聚二三千人，双方对敌”。31日，双方发生冲突。4月3—5日，蒋介石和张静江在上海密谋武力“清党”。4月9—11日，杭州和宁波等地也开始“清党”，军警包围和查封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杭州总工会等机关，并令各地国民党员重新登记。17日，宣中华在上海被捕后遭国民党当局杀害，中国共产党浙江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与陈希豪相比，萧铮则与张静江等右派龃龉不断。萧铮认为，民众运动是巩固国民党下层基础的手段，组织农会和实行“二五减租”是对三民主义的最佳践行。对此，马叙伦强烈反对，彼时，马氏已退出西山会议派，后经蔡元培向张静江引荐，转而支持蒋介石。凭借“北大派”在浙江的影响，马叙伦和他的学生许宝驹、励乃骥和姜绍谟等，迅速在浙江政界占有一席之地。许宝驹与马叙伦一样出身于杭州世家，乃“拥有资财之大地主”，他原本是马叙伦的秘书，后被引荐给张静江。张静江打算任命许宝驹为省党部农民部部长，“停止减租运动”，却遭到萧铮和郑异强烈抵制。不仅如此，葛武棨还逮捕《民国日报》《民国新闻》两报的经理郑炳庚，而郑炳庚是张静江的亲信。“清党”早期，党部强势在全国本不足为奇，却触怒张静江，他说：“这一班人都是共产党!”对于身为元老派的张静江，即便蒋介石也对他尊崇有加，但也认为他过于强硬，彼此“格格不入”。“丁惟汾系”的青年特派员遇上立场极右的张静江，其境况着实堪忧。

显而易见，“丁惟汾系”与国民党中央产生巨大利益分歧和理念差异。借由“清党”，“丁惟汾系”亟欲在南方站稳脚跟，推行其在北方的党务发展理念，与蒋介石存在巨大差异。丁惟汾政治立场与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同，然而在发展民众运动的态度和方式上，与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相似之处，都主张“到民间去”，通过民众运动和基层组织动员革命。而蒋介石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利益，不可能支持“丁惟汾系”的社会经济政策。正是这一利益分歧和理念差异，致使蒋介石始终对丁惟汾及“丁惟汾系”持戒备之心。例如，在“清党”关键时刻，丁惟汾被派回北京，未曾参与决策，也未参加4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中央政治会议。丁惟汾在北京期间，张作霖派兵突袭苏联大使馆，抓捕国共党员80余人，李大钊、路友于和邓文辉等被判绞刑，丁氏侥幸脱险。

“丁惟汾系”与张静江结怨，还与蒋介石、汪精卫最高领导权之争牵涉甚深。合流之后，松散的大同盟很快分道扬镳。随着丁惟汾趋右，顾孟余完全倒向汪精卫阵营。蒋介石与顾孟余也由最早频繁“谈党事”，到顾利用宣传部部长之职，“诋毁中正不遗余力”。1927年2月，蒋认为顾“捣乱已极，亡国亡党，在所不恤”，甚至一度怀疑顾孟余是“CP之间谍”。青年特派员萧铮和郑异等人受丁惟汾和顾孟余推荐，必然影响蒋介石和张静江等人对他们的立场判断。恰在此时，丁惟汾心腹王乐平在湖北也不断遭到中国共产党跨党党员的批判。“罪状”主要聚焦两点，一是垄断党务，王乐平在党内散布“南方人不可靠，将来我们要往北发展”的言论，主张调查并吸收可靠的北方人，以图长远之利;二是与丁惟汾狼狈为奸，时常发表“不左不右”的言论。对“北方人”利益的强调，从本质上体现了国民党各派势力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可调和性，“丁惟汾系”在利益冲突时必然立于蒋介石的对立面。

6月，宣中华日记事件险些将萧铮和郑异逼入绝境。宣中华被捕时，被搜出一本日记，后落在马叙伦手中。日记记载省党部工作和开会情形，多处出现宣中华与萧铮、郑异、葛武棨等人的交往记录。马叙伦时任浙江省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反对农民运动和“二五减租”最烈，他将日记和萧铮、郑异等人“通共”证据呈予张静江。此举更加深了张的猜疑，经与蒋介石商议，张致电浙江警备司令蒋伯诚和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褚辅成：“奉谕萧铮、郑异扣留在杭，候弟十六日返杭处决。”丁惟汾和顾孟余无力相救，陈果夫则趁机出手，于1928年将涉案数人送往日本，或委任为国民党东京支部指导员，或安排游学以暂避风险。自此，萧铮和郑异基本落入CC系和陈果夫彀中。

作为丁惟汾亲信，陈希豪则凭借浙江“清党”举措，赢得蒋介石和张静江信任。1927年6月，国民党中央委派张静江、蔡元培、邵元冲、林森、陈希豪、洪陆东、沈定一、沈尔乔和姜绍谟九人，成立浙江省党部改组委员会，陈希豪任常务委员兼工人部部长。此外，陈希豪还兼任浙江省党部“清党委员会”委员等职。此时浙江党政以蒋介石系为首，西山会议派和“丁惟汾系”参与其间，纷繁复杂。

纵观南方整党与“清党”历程，合作与冲突交织，合流与分流并存，“派系各为其主”，各派系皆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和出发点。丁惟汾右转是“丁惟汾系”与国民党中央合作的基础，但顾孟余倒向汪精卫和“丁惟汾系”民众运动的“左”倾立场，又使蒋介石不可能对“丁惟汾系”完全信任。相比于蒋介石有江浙财团和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丁惟汾系”在南方并没有稳固的政治和经济根基，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化集团。急欲立足南方的“丁惟汾系”与蒋介石势必发生冲突，且矛盾不可调和。一旦“丁惟汾系”失去控制，必然遭到蒋介石、张静江等强势派系消解与打击。在此形势下，青年特派员萧铮、郑异等被陈果夫收服。蒋介石对“丁惟汾系”既利用又打击的派系操控方法，在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和北伐整党中一再出现，左右着丁惟汾和“丁惟汾系”的命运。

三、北伐后“丁惟汾系”的消解

“丁惟汾系”在合流过程中，以争取党内地位与在南方扎根为主要目标，积极推行其“左”倾的政治经济政策，对蒋介石存有疑虑与猜忌。“清党”以后，原杭州市总工会虽然停止活动，但陈希豪却越来越“激进”。1927年4月25日，陈希豪改组成立杭州工会统一委员会。此后，省党部试图掌控民众运动，却收效甚微。7月3日，陈希豪成立新杭州市总工会。陈希豪在总工会主席任职演讲中说，“杭州工友已实行解放，现在市总工会成立，我们工友竟可做革命工作，依照三民主义的一条路上走去!”就当时而言，“革命工作”就是继续发展工人运动，对通过工运争取劳动福利的失业工人而言，演说无疑是在鼓动新的工运。

利益争夺之下，“丁惟汾系”与蒋介石、张静江在民众运动上左右分立的理念鸿沟再次凸显，陈希豪因此“被辞职”。7月24日，张静江接到杭州工运失控的消息。杭州市总工会“压迫店主、厂主、资本家，并强迫工人入会”，造成商家“咸思歇业”，并引起时任蒋系杭州市市长邵元冲极度不满;同时，陈希豪还以“清党委员会”名义调动省防军，“摧残工人，毁坏军人名誉”。张静江认为，总工会“捣乱放纵”，“虽非赤党，而实行共产方略”，陈希豪难辞其咎，理应辞职。26日，陈希豪以“积劳成疾”为由“向中央辞职”。与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的杭州电织总工会乘机附和，声讨陈希豪：“在乡素无声望，对革命未闻功绩，此次一跃而充数个委员，平地起雷，骇人听闻!”相较张静江，蒋介石和陈果夫对陈希豪的处理相对“理性”，要求“缓办”。8月初，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议“慰留”，并派员来杭，陈希豪应允“打消退志，照常工作”。然而，在蒋介石下野背景下，事件不可逆转。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中央成立以西山会议派为主的中央特别委员会。8月18日，中央政治会议及各部长联席会议议决，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按照未北迁前的模式改组。新桂系势力乘势上台，“丁惟汾系”自然在下野之列。其间，丁惟汾虽被中央特别委员会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但并未到任。10月，陈希豪亦辞去所有职务，“决作长期间之休养，暂时不问党政”。

不过，国民党派系政治以利益分合为中心，当共同利益再次凸显，“丁惟汾系”很快又能东山再起。9月上旬，蒋介石邀约丁惟汾等“北方英俊”，要求他们“不主张急得政权”，做好下层党务发展工作。9月下旬，蒋介石有意与宁汉合流后下野的汪精卫合作，双方都派出原北方国民党人为代表面商，蒋派出丁惟汾，汪派出顾孟余和王乐平。蒋汪合作后，联手驱逐李宗仁等新桂系军阀，挫败西山会议派，为蒋介石复出奠定基础。1927年12月10日，丁惟汾与汪精卫等中央执委向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提议，敦请蒋介石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8年1月，蒋介石重返南京复职，取消中央特别委员会，恢复以其为核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复出后“丁惟汾系”再次染指江浙沪党务，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摩擦再起，境遇仍旧曲折。1928年2月4日，国民党中央派陈希豪至杭州接收浙江省党部。省政府指责陈希豪等人“运动各小组工会，把持罢工”。时任蒋系杭州市市长陈屺怀称，“日来工厂不敢开工”，“各银行钱庄，均不敢营业，工人失业达四千余”。2月底，由于对“丁惟汾系”工运策略存有疑虑，国民党中央召回陈希豪。陈希豪复出之路曲折，集中体现了丁惟汾在蒋介石复出前后境遇的变化。1928年1—2月，国民党中常会和二届四中全会决议，丁惟汾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当选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常委等，但其话语权早已今非昔比。2月23日，丁惟汾改任新改组的训练部部长，而陈果夫和陈立夫依靠中央党务学校，已培养大批党务干部，关于各地党务指导委员选派，丁惟汾只有“协助审核”之权。前后不到两年，丁惟汾在党务方面的权力大为缩减。

蒋介石虽然掌握中央政权，但对地方实力派，不仅在军事上毫无控制能力，在政治上也缺乏号召力。若要真正实现全国统一，必须借助国民党逐步收回分散的权力，其中，整顿北方党务刻不容缓。早在蒋介石下野之前，奉系张作霖为防止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准备向宣化和张家口调兵，给国民党施压。面临军事压力，蒋介石竭力拉拢北方各派势力，决定将北方的军事、政治和党务事宜皆交由阎锡山负责，并组织政治会议太原临时分会，委员包括阎锡山、冯玉祥、张继和丁惟汾等各方元老。然而，各方皆不赞成这一方案，尤其丁惟汾不同意“山西分子”加入。

为提高北方党权，“丁惟汾系”再次被委以重任。1928年3月，陈果夫改任陈希豪为上海党务指导员兼训练部部长。4月，中常会任命丁惟汾为中央金融委员会委员，同时，任命何思源、于恩波、李锡恩、韩振声、李澄之等人为直、鲁两省新占领地区战地临时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他们大多为大同盟的重要成员。4月28日，蒋介石电请丁惟汾速来山东商议北伐事宜。5月16日，冯玉祥部攻克济南，蒋介石有意请丁惟汾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1928年6月，阎锡山部攻入北京，北洋政府瓦解。在此期间，蒋介石又命丁惟汾组织直隶党部。大同盟势力基本遍布华北及大江南北。

以阎锡山为突破口，“丁惟汾系”开始在北方整党，并得到蒋介石支持。9月，丁惟汾代表中央向阎锡山示好，“现在党无办法，一切军政，均无头绪，请伯川极力提倡党务，公私均便”。不过，丁惟汾又提醒阎锡山，北方势力众多，如元老派李石曾欲借张继“撑持局面”，“自作后台老板”，但他们“绝非能主北方者”。因此，北方党务必须“多用优秀青年，培养其人格，灌之以智识，专使其从事下层工作，较为易成”。在王子壮看来，正是由于李石曾等反对民众运动，“吾党之一蹶不振”。显然，丁惟汾意在提醒阎锡山重视“丁惟汾系”。面对国民党中央和丁惟汾投之以桃，阎锡山也报之以李，希望丁惟汾“对北方党员，请再加嘱托”，对北方党务“予以协助”。

然而，阎锡山很快察觉到国民党中央与丁惟汾的敷衍与包办态度。据阎锡山亲信赵丕廉反馈，原察哈尔、绥远两省党务指导委员，与陈果夫、丁惟汾“关系甚深”，对于阎系改组党务一事颇为消极。而北平与河北党部改组，阎系势力“事前毫无所闻，据闻系北平电保数十人，经果夫与鼎臣协商结果，从数十人中选若干，另加若干发表”。无独有偶，山东党政形式上由冯玉祥亲信石敬亭代理，但无论党政皆被“丁惟汾系”控制，“冯派之势力渐陷于不振之状态”。在丁惟汾及大同盟助力下，蒋介石北方整党顺利推进，为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大同盟成员深入北方各省，角力和冲突引起蒋介石和各派系关注。据地方政府以及阎锡山和冯玉祥各军战委会报告，北平、上海和南京等党部，时常对地方政府“任意诋毁，越规殆甚”，“幼稚无比”。6月22日，蒋介石令丁惟汾对三地党部指委“彻查惩戒”。

一旦中央控制力减弱，丁惟汾与蒋介石在民众运动理念上的分歧将重新显现，在处理上海邮务工人罢工事件过程中集中爆发。“清党”前后，上海邮务工会中“左派势力不小”。由于上海邮工自1925年起从未调整工资，且工资级差大，1928年10月2日，上海邮务工会发起规模达2500余人的罢工，抗议剥削压迫。邮务工会执行委员沈天生提出16项要求，主要包括增加工资和改革薪金制度等。中共江苏省委指示邮局系统的共产党员林汉达，“延长罢工，扩大工潮”。罢工发生后，蒋介石高度紧张，认定背后有中国共产党操纵指挥。10月4日夜，蒋介石约请《申报》主笔陈景韩“谈邮务罢工与处置方法”。国民党中央也电令上海市党部，责成从速解决罢工问题。上海市党部指委潘公展、吴开先、陈希豪和周致远先后对工运进行破坏。潘公展多次威胁邮务工会罢工委员会，“如此次邮务工人确无共党从中操纵指挥，惟有先行复工”。

丁惟汾、陈希豪等深涉其中，将“丁惟汾系”推至风口浪尖。10月5日，上海市党部与罢委会调停，召开上海邮务工会会员大会，周致远和陈希豪分别训话。陈希豪强调，罢工原因“全以经济不平之故，既无任何之背景，亦未受共党之操纵”，工人所提16条要求，“不如共党时期之过度苛求，尚实正当”。在蒋介石看来，如此说辞容易被中国共产党利用，因此命陈立夫对陈希豪作全面背景调查。10月10日，陈立夫回电：“限即到，南京蒋总司令钧鉴：密，昨夜今晨，均有共党散放传单，惟无骚动，今晚华租两界，均有充分戒备，当无意外。党部代表周致远、陈希豪今晚进京，周、陈二人，并非共党，惟思想稍左。陈与丁惟汾关系甚深，陈对人言，‘丁对此次邮工要求认为正当’，似可注意。”

罢工事件闹至国民党中央党部，若按照张静江的处理方式，陈希豪难免会被要求“辞职”。而对陈立夫来说，陈希豪“并非共党，惟思想稍左”而已，且各省党部正值用人之际，不必过分追究。但陈立夫也认为，“陈与丁惟汾关系甚深”，陈希豪所说邮务工人所提16条要求“正当”，出自丁惟汾之口。至此，于蒋介石而言，“丁惟汾系”已基本上处于不可信任之列。

国民党三大圈选事件，使“丁惟汾系”与蒋介石、陈果夫矛盾公开化，走向激烈对抗。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后，胡汉民回国并提出《训政大纲》提案，该提案被接受，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合作进一步增强了蒋介石的政治影响力。胡汉民的政治地位及其“以党治国”“以党训政”理论，此时正是蒋介石所需。相比之下，蒋介石此时对“丁惟汾系”的倚重，已不复往昔。因此，对于被大同盟控制的国民党北方组织，蒋介石准备重新洗牌。在制定三大代表产生办法之际，陈果夫将“直选”易为“中央圈选”，致使与中央政见相左者被拒之门外。“改组派”首当其冲，大同盟亦遭受重创。自1928年冬至1929年3月，大同盟大本营山东与北平两地指委发起反圈选斗争，北方各地大同盟随之响应，并获南方各省市声援。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三大之后，军队编遣工作相继展开。对蒋介石而言，党务显然难以与军事工作相提并论，但党务纠纷势将影响军事编遣进程。在武力主导党军关系的逻辑之下，蒋介石对大同盟施以残酷镇压，取缔“丁惟汾系之过激分子”。

正在此时，对丁惟汾不利的“蒋家天下丁家党”传言甚嚣尘上。面对风潮，丁惟汾较大同盟成员显得更为理性。他致电陈果夫表明态度，“如查明实有其事，请一律撤回查办，以肃党纪。如其他各省有同样行动时，即同样办理”。同时，他分别致电谷正鼎、韩振声等大同盟旧属，批评他们的“不稳举动”，谓“党纪国法，执行在后，顺之者生，违之者死，人非疯狂，孰敢尝试”，希望诸同志“幡然改辄，各回本省，一遵中央命令”。丁惟汾严厉而无奈地说：“弟已老惫，不愿再问党事，因事机危迫，不能不尽最后忠告。”

阎锡山、冯玉祥乘乱而起，争夺地盘。冯系北平市市长何其巩逮捕参加反圈选风潮的指委谷正鼎和李冠洋，甚至欲枪毙二人。阎锡山则向中央表示，自己一向“尊崇中央对平市各指委”，希望和平解决。蒋介石恰借阎锡山的有限配合，彻底改组北平市党部。

受此打击，大同盟基本瓦解。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丁惟汾虽仍当选第三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委，但他一再请辞，隐居上海。4月8日，三届一中全会决议，改由戴季陶接任训练部部长。5月至8月，原北平指委会、天津及河北省党部执委全部被责令辞职。1930年3月，王乐平在上海遇刺身亡，5月，丁惟汾之侄丁基实被捕。丁基实为中共山东省委重要领导，经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对丁基实“应严办”。1932年，丁惟汾被推选为监察院副院长，他又数次请辞。1933年，王乐平灵柩被运回济南下葬，丁惟汾与大同盟要员，包括顾孟余等参加葬礼，局势一度紧张。直至张苇村电告蒋介石，“此间一切平顺，祈勿念”，蒋才打消对“丁惟汾系”的防范之心。正是丁惟汾的忠诚与示弱之态，让他未受一系列事件影响，依旧备受优容。

从大同盟形成到反圈选斗争，尽管“丁家党”之说多源于政治对手的污名化，但派系斗争影子仍若隐若现。“丁惟汾系”既在利益共享时助蒋，又在利益冲突时反蒋。“丁惟汾系”宛如无根浮萍，一旦遭遇政局风潮，必定随风飘荡。随着丁惟汾退隐，“丁惟汾系”成员逐渐与他脱离关联，这正凸显国民党“利合则聚，利分则散”的特征。

当然，大同盟成员与“丁家党”脱嵌，与各自趋利避害的抉择相关，因此各自命运亦迥然有异。如王乐平、郭春涛、邓飞黄、谷正纲和段锡朋等追随顾孟余和王法勤，投靠汪精卫“改组派”。郭春涛还曾加入冯玉祥阵营，谷正纲和段锡朋后又转投CC系。李世军加入冯玉祥阵营，李冠洋加入阎锡山阵营，陈资一加入军统。更多成员，如陈希豪和王仲裕等人，为CC系所用。还有一些人，在抗战时期加入朱家骅派。“丁惟汾系”加入CC系的成员，多被陈果夫安排出国游学，在全面抗战时期受到重用，成为CC系代表人物。例如，王仲裕于1928年7月被日方拘捕，经陈果夫交涉后获释，随后赴日留学。1928年秋，尽管受邮务工人罢工事件影响，但在陈果夫的庇护下，陈希豪被调回南京，随后出任中央训练部主任秘书。1931年，陈希豪被派往欧美各国考察，1933年归国。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希豪曾任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部主任委员以及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等。尽管与“丁家党”脱嵌，但陈希豪仍以丁惟汾秘书身份参与一些活动。如1936年章太炎去世，南京国民政府拟推丁惟汾领衔，为其主持国葬。受丁惟汾委托，陈希豪亲赴杭州，参与章太炎墓地选址。次年，陈希豪代表丁惟汾，商议其次女丁玉隽和黄炎培三子黄万里的婚事。

“丁惟汾系”从形成、合流到消解，映射出蒋介石派系操控的特征，更充分暴露了国民党作为利益型政党的特质。在中央和地方权力不断重组的背景下，“丁惟汾系”竭力扎根南方，扩充派系势力。“丁惟汾系”被蒋介石当作工具，在提高党权时被委以重任。然而，弱势派系一旦试图脱离强势派系控制，即被弃用。王子壮是“丁惟汾系”核心成员，曾在丁惟汾身边工作多年。20世纪30年代，他在日记中记录丁惟汾对蒋介石处理派系政治的看法。在丁氏看来，蒋介石惯以“环境需要”利用派系，一旦怀疑其有“不逞之图”就“立即排除”。无奈之下，大同盟成员被迫与“丁惟汾系”脱嵌，改投其他派系，卷入国民党派系政治的裂变之中。

结语

考察“丁惟汾系”演变，既有助于分析20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的政局变化，更能深化对国民党派系政治路径依赖的认识。1926年5月，“丁惟汾系”重要成员南下与国民党中央合流。“丁惟汾系”在南方整党和“清党”中助力甚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丁惟汾系”又为国民党表面团结和形式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蒋介石拥有江浙财团和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又有军事武力加持，他们可根据时局发展，选择或适时调整合作方。“丁惟汾系”只是丁惟汾和顾孟余等结成的松散联盟，没有军事力量支撑，在南方没有经济基础，故在合流中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合流之下，“丁惟汾系”为刀刃，而蒋介石掌握着刀柄。一旦大同盟坐大，有可能脱离中央控制，“丁惟汾系”就会遭受打击。萧铮、郑异身陷囹圄，陈希豪被迫辞职，“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舆论风潮以及大同盟在反圈选斗争中被镇压，都是代表性事件。大同盟瓦解之际，其成员趋利避害，选择依附不同派系，多数成员选择加入CC系。鉴于短期难以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蒋介石与陈果夫在打击并消解“丁惟汾系”的同时，不得不吸纳其骨干成员，这是国民党在“清党”后陷入无人可用困境的真实写照。

国民党派系斗争愈演愈烈的根源在于其复杂多变的阶级成分。早在1925年底，毛泽东就敏锐观察到，国民党阶级属性一直复杂且多变。同盟会时代，其由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集合而成。辛亥革命后，小地主阶级成为国民党内绝对多数。为改变阶级成分，孙中山于1914年解散国民党，建立中华革命党，1919年又改组国民党。但是，改组并未改善国民党的阶级成分，反而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和买办阶级，“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复杂的阶级成分叠加，导致国民党政党活动皆以维护各派系利益为前提，陷入零和博弈和低制度运行模式，“利合则聚，利分则散”。但是，就民众数量而言，小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仅代表民众人数1.25%。因此，毛泽东指出，“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背叛革命，“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

20世纪30年代，为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目标，蒋介石延续对“丁惟汾系”的操控策略，建立效忠于己的CC系、黄埔系与政学系，用这套相互制衡的组织体系，调和中央与地方军阀关系，收回地方权力。此种派系操控模式虽便于短期内处置危机事件并迅速确立其最高领袖地位，然而也使蒋介石的个人偏好及非制度性决策凌驾于组织之上，一旦失误，极易引发国民党整体性危机。全面抗战爆发后，CC系、黄埔系与政学系皆固化为顽固的小派系势力，陷入狭隘的团体利益窠臼，进一步形成“党内有党，派内有派”的内耗局面。内耗触发国民党制度失效和执行失灵，导致蒋介石在战争危机中难以真正操控派系，甚至出现“遥制”等非制度性手段。这一越级指挥的“微操”本身就是派系裂变恶果下，蒋介石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蒋介石个人最高权威的确立及国民党最终失败，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作者王才友，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