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彭真(前右一)向店员、工人代表征求意见

1956年，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针对三轮车工会代表反映的突出问题，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发表了关于克服官僚主义作风的重要发言。他以“看洋片”“推排球”“山药蛋”为官僚主义精准画像，直言这些作风“害死人”。如今重温这段历史，那些犀利的批判与务实的思考，依然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弘扬优良作风提供着深刻指引。

三轮车夫的生计困境

解放前夕的北平，公共交通十分落后。当时全市仅有5辆能够勉强开动的公共汽车，民间戏谑“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上下六七次，八九十人推”，正是当时交通窘境的真实写照。由于电车、汽车的运力严重不足，市内80%的客运不得不依赖三轮车支撑。据统计，当时北平的各类客运三轮车达3.5万辆之多，以此为生的三轮车夫人数超过4万。这些三轮车夫全靠卖苦力维持生计，生活本就毫无保障，再加上旧军警的盘剥、地痞流氓的欺压，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政权的建立让劳动群众彻底翻身做了主人，三轮车夫们彻底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为了改善城市交通环境、便利市民出行，新政权整合交通资源，大力发展市内公共交通事业。随着一批批电车、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投入运营，三轮车行业日渐萧条，车夫们的经济收入急剧下滑，失业问题日益突出。面对生计难题，一些车夫开始出现抱怨情绪，“中央军把我们捆起来，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开但又把脖子给捆住了”“政治觉悟是提高了，但是肚子受不了”等说法，虽然带着情绪，但也真切道出了劳动者的现实困境。

城市交通现代化进程不可逆转，而三轮车夫的基本生活必须得到保障，这道两难考题，直接考验着新生人民政权的治理能力与执政初心。彭真对三轮车问题的解决进展极为不满，他在会上批评道：“从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以来，每次会议都有关于对三轮车加强管理的提案。对每次提案的审查意见，大都是交有关部门研究解决，或是转工会加强教育。有几次，政府向代表报告提案执行结果，或是固定车口，按段计价，正在试点，逐步推广；或是积极研究拟定管理办法，待工作就绪即可在全市执行。可是，到现在三四年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问题更严重了。”他尖锐地指出：“为什么好多事情不能及时解决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有把国民党旧政权遗留下的旧作风完全去掉。”“作风如不改变，很多工作就做不好。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在代表大会的鞭策、监督下，克服旧官僚主义作风的残余，防止新官僚主义作风的滋长。为此，就要改善领导。”这番批评，让在场的领导干部深受触动。彭真要求市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把这段话抄下来放在办公桌上，作为时刻警醒自己的座右铭。

三轮车夫的生计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千头万绪的发展难题中，看似只是一桩民生小事，可彭真却为之大动肝火，将其上升到作风建设的高度来剖析，这并非小题大做，而是源于他对人民政权本质的深刻理解。当时的北京刚从旧政权的阴霾中走出，满目疮痍的城市里藏着太多百姓的疾苦。旧政权的城市建设始终围着达官显贵、巨商富贾打转，学校、医院、柏油路、自来水等市政福利多集中在内城的富庶区域，而内城根的贫民区、外城的劳动人民聚居地却始终与近代市政设施绝缘，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人民政权与旧政权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如何实实在在为人民服务。彭真曾形象地剖析两者在城市建设方针上的差异：“在像龙须沟那样恶劣的卫生环境下，少数反动统治者怎样自卫呢？他们想用一块手绢把口鼻一捂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我们不同……区别并不在于手绢和口罩，而在于这个政权的性质，即是否为人民服务、如何为人民服务。”彭真和市委领导班子反复强调，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勤务，从首长到各局局长、各区区长，皆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始终以“人民的勤务”五个字检查我们的工作。

1956年1月，彭真(前右)与北京市农业劳动模范申多(前中)、李墨林(前左)在一起

当时北京的财政力量捉襟见肘，但市委、市政府仍坚持把民生放在首位。1950年，全市计划支出的67.92%都投入到事业费中，市政建设资金更是重点投向人口密度最高、生活条件最差的劳动人民聚居区，政府自身则厉行节约、精打细算。针对教育医疗资源分布失衡的问题，党和政府在劳动人民密集区增建新学校，梳理整合公立医院，广设基层诊疗所、组建郊区巡回医疗队，让贫苦百姓能免费或减费看病；针对基础设施的突出短板，市委果断暂缓内城部分工程，集中力量优先整治龙须沟等8条臭水沟，让劳动人民居住区的环境卫生实现质的提升。

龙须沟的改造，正是新政权为民服务的生动缩影，也让不少知识分子真切看到了共产党的初心与实干。北京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医生，向来潜心医术，甚至拒绝了开国大典的邀请，对共产党的新干部，她也心存观望。彭真深知林巧稚心系穷苦百姓，特意请她去龙须沟实地察看。改造前的龙须沟，蚊蝇乱飞、臭气熏天，林巧稚第一次去时，只能捂着鼻子匆匆离开；而1950年11月龙须沟改造工程竣工当天，她专程参加竣工仪式，再次实地参观时，被眼前的巨大变化深深感动了。这场实打实的民生改造，不仅改变了龙须沟百姓的生活，更让林巧稚等知识分子转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真切感受到新政权为民办实事的初心。

正是这份对民生的极致坚守，让彭真对三轮车问题久拖不决深感痛心。他没有回避问题，而是以群众痛点为切入点，用通俗鲜活的比喻，揭开官僚主义的真实面目，为全体党员干部敲响作风警钟。

官僚主义的鲜活样貌

彭真结合三轮车问题处置中的突出乱象，深刻剖析官僚主义的具体形态，除文牍主义外，重点批判“看洋片”“推排球”“山药蛋”三类作风，直指其不担当、不作为、不协同的本质。

彭真首先点出的是“绍兴师爷样”的官僚主义。这类官僚的核心本事就是搞文牍主义。他毫不留情地批评道：“现在文牍主义实在害死人，有的报告写得很长，不看实在有吸引力，看完以后实在没有多少内容，报告后面还写着是否有当请予指示，但报告里面并没有提出什么问题。这是要你读他的科学论文。”关于写报告的问题，彭真进一步提出明确要求：“写报告时，首长至少要告诉秘书打算提出什么意见，什么问题，情况怎样，并且要写短短的。”他还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听吴副市长说，有人给朱洪武上奏章，写一万字，被打了一顿屁股，结果只有几句话有用。”以此警示各级首长：“不要搞洋洋大观，毫无内容的报告，这是王大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害死人，这是疲劳战术。美国帝国主义也不能这样害我们，使我们累了半天，事情白费。”

除了文牍主义之外，彭真还点出了两种极具代表性的官僚主义作风——“看洋片”和“推排球”。所谓“看洋片”，他解释道：“有些人对工作就好比在天桥看洋片，看了那么多，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我们有那么些人，身为人民勤务员，是大家选出来的，政府任命的，问题从他面前过去，就是不抓住解决。”天桥看洋片是旧时北京的一种娱乐项目，人们通过小孔观看静态画面，只能“看”而不能“参与”，彭真用这个比喻生动刻画了那些对问题视而不见、消极应付的干部形象。而“推排球”式的干部，则是把应该抓紧解决的问题当作皮球，你推给我，我推给你，相互推诿扯皮，谁也不愿主动担责。彭真感慨道：“这些‘推排球’的和‘看洋片’的人，他们的本事大得很，可惜就是不解决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面对群众的批评，一些干部还会找借口推脱，声称“人家要求过高了”。对此，彭真反驳道：“难道我们应该对自己要求低一点吗？像三轮车问题，几年来每次代表大会都有提案，结果呢？今天研究，明天试点，后天搞办法，三四年依然照旧。”“这种作风不改正，怎么得了!”

1958年6月，彭真(右)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彭真还批评了一种“单干户”式的官僚主义——“山药蛋”主义。他解释道：“恩格斯说，法国农民是一群山药蛋，谁跟谁也不联系，靠一个麻袋装在一起。”具体到工作中，就是各部门、各单位各管一摊，互不商议、互不关联，“要么就归我管，要么就归你管，你管了我就不管，我管了你就别管”，完全忽视了工作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彭真对这三种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他严肃地批评道：“‘看洋片’‘推排球’‘山药蛋’这三个东西害死人。”为了表明整改的决心，他甚至放出狠话：“这种作风，经过这次代表大会，希望有所改正。如果再不改正，我提议下次代表大会撤几个人的职，包括我在内。”

开出三个实干“药方”

面对官僚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彭真没有只停留在批评层面，而是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务实管用的解决办法。

首先是抓住问题不放手。彭真强调“我们这些负责同志要经常发现问题，分别轻重缓急，抓住关键，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然后……明确地加以解决。”在他看来，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有人类存在，问题总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如何面对问题。如果今天不解决推到明天，明天问题又来了，结果只会是问题越堆越多；而主动发现问题、积极解决问题，“不管怎样多，总是解决一个少一个”。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有些同志之所以成为“看洋片专家”，让问题一个个在面前滑过去，根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对阶级、对党、对人民没有责任心”，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对分内应该解决的问题毫不关心，不管对人民有多大利害都无动于衷，就不能称之为合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二是“无能”，身为领导干部，核心职责就是解决问题，如果面对问题束手无策、毫无作为，就是不称职的。此外，还有一些同志受旧社会习惯、没落阶级习惯的影响，“因循、拖延、逃避、推辞，不解决问题，只好讲清高、出世、清谈”。这种作风必须坚决克服。针对当时不少人把“研究研究”“考虑考虑”当作因循、敷衍的挡箭牌这一现象，彭真明确表示：“对问题当然要研究研究，考虑考虑。但是，在他那里，‘研究研究’‘考虑考虑’成了把问题推出去的挡箭牌。”他呼吁大家“像人饿了见到大米、白面就抢那样，抢着抓住问题解决，这就叫共产党员”。

1961年，彭真(前中)、刘仁(前左)在怀柔水库大坝上

其次是工作职责合理划分。彭真明确要求：“党委和政府，市委和区委和各部，市政府和区和局和基层都应该很好划分职责，划分解决问题的权力。”他强调，“市里包的事情多了办不了。任何人包的事情多，一定办不了，或者办不好”，只有合理分权、明确职责，才能让各个层面都充分发挥作用。

在权责划分上，彭真特别强调“有责即有权，具体解决问题即有权”。他认为，每个单位、每个干部都要“担负起责任，有什么问题就摸透，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要主动担当、及时解决；对于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要把问题、情况、各方面的意见以及自己的解决建议，及时向上级反映，推动问题妥善解决。不能因为怕犯错误就不敢担当、不愿作为，“不要怕犯错误，只要负责解决问题，工作做好可以得到经验，做不好也会得到教训，以后就会做好。翻过车的人比别人开车稳”。

再次是强化协同配合。“共产党是有机组织，我的工作离不开你，你的工作也离不开我。”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干部却抱着“单干户”的思想，自以为是、不愿协商，“下边同志有问题找来，又说你去找什么人什么人”，完全忽视了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彭真用生动的比喻批评这种现象：“十个手指头分合得就很好，它不说要不大拇指拿，要不食指拿，要不无名指拿，它配合得很好，我们连指头都不如？”这种不协商的表现是“小生产者、单干户的孤立主义”，而“自以为是，以为我自己还能解决，还用跟你协商？”的心态，正是许多事情堆起来得不到解决、很多人对工作不满意的重要原因。随着时代发展，工作越来越复杂、工作面越来越广，“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对所有的方面熟悉”，仅凭个人或单个部门的力量，难以应对复杂的治理难题。因此，“必须充分运用各方面的专家，运用各方面领导同志的力量，使各个方面活跃起来，各个方面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使各个方面都切实负起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强化上下左右的协商配合。

彭真(左)与几位农民愉快交谈

这次会议之后，北京市委、市政府将三轮车夫的生计保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经过深入调研、多方协调和扎实推进，一系列针对性举措陆续落地，通过合理规划三轮车运营区域、规范收费标准，保障合规经营者的基本收入；为失业车夫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转岗就业，融入新的城市发展格局；建立健全救助机制，对生活特别困难的车夫给予临时生活补助，三轮车夫的问题大部分得以解决。

彭真留下的“三幅画像”，是一面永不褪色的镜子，它照出官僚主义与正确政绩观的水火不容。唯有摒弃“看洋片”的敷衍、“推排球”的推诿、“山药蛋”的孤立，以“解决一个问题少一个问题”的实干，以权责清晰的担当、协同配合的合力，才能交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答卷。

本文选自《纵横》2026年第5期，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第二研究处副处长，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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