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与西方人眼里的中国

　　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当西方刚刚接触中国时，中国就明显表现出这种能力;几世纪来，流行风潮的无常，政治情势的改变，也许曾使中国的光彩暂且蒙尘，但是中国的吸引力却从未完全消失过。无论是中国在西方引起的强烈情感，一波又一波尝试描述并分析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企图，还是西方人对有关中国消息的强烈兴趣，都明确道出了这个国家所散发的魅力。

　　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具有深刻的魅力。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如此打动西方呢?奇妙的东方风情，或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吸引?显然不是如此简单。史景迁在他书中，给出了一种解释：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前途的考虑。每当西方文化处于彷徨时期，就会有作家和思想家开始研究中国。对于那些深怀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的西方人来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一条出路和退路。

　　马可波罗留给后世的，除了他所提供的资料外，最主要的还是他所激发的好奇心。十五世纪时，西方印刷术逐渐发达，到了1480年代，马可波罗早期的手稿开始印刷成册，传入读者手中。在这些早期版本的读者中，就包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还在书中作了注解。到了1540年代，受哥伦布地理发现影响，葡萄牙人将触角伸到澳门，西班牙人则到了菲律宾，为堪称观测中国的“天主教时期”揭开了序幕。这段时期写成的报告、辩论文章，以及小说——我们共讨论了五个例子——使西方人更精确地认识了中国，并使西方人针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本质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新资料展开热烈辩论。

　　十七世纪接近尾声时，天主教国家的海外征服及拓展达到了最高峰，新兴的新教海上势力于是蓄势待发，准备掌握此一大好时机。来自荷兰及英国的外交官及军人，成了探索中国的下一批人。这些人视自己为现实主义者，肩负着重要任务，对于中国要求他们遵循的传统觐见礼仪，特别是磕头——在皇帝面前九次匍匐在地，当皇帝不在时，则向着皇权的象征——他们均满怀敌意。对此觐见仪式，英国人从未以国际礼仪视之，只当其为有损国家尊严的行为，于是，不可避免的冲突便爆发了：这段历史可由该世纪的三位目击者贝尔、安生及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加以见证。

　　基于中国的普受欢迎，加上当时喜好模仿中国文化的风气，受影响最深的法国人，就为此现象取了“中国风”(Chisoiserie)这个名词。在十八世纪时，还有一些大思想家，也被从未涉足的中国深深吸引。戈德史密斯曾让他虚构的中国叙述者惊诧地发现，英国人居然自以为比他还懂他的国家。无论是莱布尼茨、孟德斯鸠、伏尔泰，还是赫尔德，似乎都受到类似的指责，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从可得的历史资料中找到自己的观点，尝试创造一个体系，并将他们理解的中国置于其中——不过至少前三位作家曾和熟知中国的人，或是通信，或是见面会谈过。

　　十九世纪中期，为了生计，中国劳工首度开始远渡重洋到美国，他们将聚居地建造得类似自己的家乡，于是就出现了美国的中国城。对于那时的美国人来说，中国已经来到家门里了，这让他们极为不安。马克·吐温与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所观测的中国，混合了茫然、哀伤与恼怒;他们难以在当时的中国文化脉络下了解这些新移民，因此，他们都尝试让个人的误解人性化，亦即将个人的经验以小说的形式表达。然而当他们一面抗议似乎含有种族歧视意味的社会风气时，一面却又不自觉地表现出了歧视的态度。接下来的作家则更进一步，创造了一系列崭新的、充满仇恨意识的中国人形象：将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城小说，不知不觉地融入了傅满洲(Fu-Manchu)的世界里。

　　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中国开始出现新的政治风潮，此时西方的修辞学必然多少可以派上用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年，国民党首次大规模肃清共产党，共产党于是转往乡间，开始游击式社会主义阶段，接着便是对日抗战。对于中国激进因子具有感知的人，有许多不同的国籍背景，看法更是不尽相同。安德烈·马尔罗从法国作家的中国风写作风格，转而在小说中激情介入象征“人间命运”(同名小说)的中国革命。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认为，从中国经验中，可掌握革命残忍的程度，以及在革命大背景下似是而非的同情。至于像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这种反威权主义者，则从中国游击式社会主义以及毛泽东质朴的行止中，见到了中国人民获得救赎的希望。格雷厄姆·派克则认为，中国人的神秘微笑，在他所有的经验里是他个人最感兴趣的部分。

　　第一份由美国人撰写的针对中国城做的详细报道，也许就出自马克·吐温之手。在1861至1864年，他近三十岁的数年间，他居住在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市，并担任当地报纸《企业家》(Enterprise)的记者。

　　吐温指出，维市当时有约一千名华人，多数以洗衣为业，有一些则担任男仆及厨子，他们挤在一个小小的“中国区”里，在“城里一个角落自成族群”。[4]由吐温文中可知，当时在美国逐渐形成的针对中国人的负面刻板印象，也已深深影响到了他：

　　中国人已将城里这一带搞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他们不用马车，因此他们的道路显得不够宽，无法容纳这种交通工具。夜晚十点是中国人最惬意的一刻。在每一个邋里邋遢、黑洞一样的小破屋里，燃香的味道淡淡飘出。为了省一些蜡烛，屋里幽暗一片，但是仍可见两三个面色蜡黄、拖着长辫子的无赖，蜷曲在矮床上，一动也不动地抽着鸦片。极度的满足，使他们两眼无神的微张着——也许是刚刚抽过一口，就把烟筒递给旁边同伴的烟鬼，才会出现这种表情吧——因为抽鸦片的过程并不舒适，需要不时留神……约翰喜欢抽鸦片，因为那让他觉得通体舒畅：他会吸个大约二十口，接着翻身睡去，只有天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光是看着这个汗涔涔的家伙，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也许在梦里，他已超越尘世，忘却洗衣重活，正在天堂里，大啖着肥美的老鼠、燕窝。

　　在他为三位中国人所做的人物侧写里，吐温表现了较多的同情心，但是尖刻的论调依然存在。例如，“王安街十三号的阿兴先生，以最友善的方式，向我们表示他的好客。他有各种由中国进口的酒，装在小罐子里，有色无色，说不出名字，他会以精致的小瓷杯装酒，邀我们品尝”。阿兴“店里有上千种商品，模样稀奇古怪，看不出用途，也无法形容”。他还请他的记者朋友吃“小巧的香肠”，但是吐温未加品尝，他怀疑其中“掺了老鼠肉”。

　　在十九世纪末有关中国的小说里，中国人普遍被描绘得富于心机、危险、不可靠、邪恶。1900年，义和团之乱时，侨居于加州的英国籍医师道尔(C. W. Doyle)，开始他中国城小说系列的第一本;这些小说讨论中国人的无情无义，如何严重威胁到白人的价值观。道尔的故事，以一位名为康隆的卑鄙中国骗子为主角——这名字或许会让有些读者联想到马戛尔尼觐见的清帝乾隆。康隆在耶鲁受过教育——这点倒和真实世界中早期留美学生容闳背景雷同——在其白人室友雷(Ray)影响下，康隆爱上了“莎士比亚、拜伦，以及大卫赞美诗”。康隆的回报，则是让雷染上鸦片，并提供中国歌女服侍他。他还强迫雷利用电子工程方面的专长制造出杀人机器。康隆以铁腕控制旧金山的中国城，凡是挑战他权威的人均遭杀害，他还可以随意拆散他人家庭，并将受害者的女眷据为己有。当雷质问他的一项指令时，他以“不在乎的口气说道，中国城经常有意外发生”。

　　道尔发挥的特性还不完全成熟，到了1910年，这个角色的特性，才在英籍作家萨克斯·儒默(Sax Rohmer，又名Arthur S.Ward)塑造的傅满洲(Fu-Manchu)身上得到充分发挥。傅满洲的诞生，使得邪恶的中国人在国际上有了明确的定位。较之康隆及其他前辈，傅满洲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非常聪明，“堪称未来几世纪所可能产生的最了不得、最邪恶的天才”，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纵横四海的黄色帝国”。他的女奴后来也成了戏剧中的样板，“穿着中东后宫嫔妃的薄纱衣服，手指和细白的手臂上，戴满了俗丽的首饰，双眼就像神秘的潭水，随时准备蛊惑人的灵魂”。[39]但是在傅满洲面前，这双眼睛就不值一提了。老和傅满洲唱反调，笨手笨脚的英国医师佩蒂特(Pettie)，这么形容他：

　　高背椅上坐着傅满洲医生，他穿着一件绿色袍子，上面绣着什么东西，第一眼还看不出来，不过现在我看出来了，是一只白色的大孔雀。一顶小帽盖在他惊人的脑袋瓜上，他一只鸟爪般的手放在黑檀木桌上，微朝着我坐，脸上毫无表情，透露着极端的邪恶。也许是脸上显露的慧黠，傅满洲医师有我见过最恶心的脸。而那双绿眼睛，绿得像暗夜里的猫眼，有时像鬼火般跳动着，有时覆着一层恐怖的薄膜，不太像人眼，更不像有灵魂，比较像从地狱里溜出来的怪物，现在暂时住在这个骨瘦如柴、双肩高耸的人体里面。

　　这类故事会广受欢迎，因其正好揭露了愚蠢西方领袖的无知，而此无知亦即傅满洲所谓的“无可救药的单纯”。因为无论起因于马可波罗时期的蒙古西征，还是当时的义和团之乱，西方人始终都生活在“黄祸”及东方人野蛮行为的阴影下。

　　到了1920年代早期，法国人在迷恋中国风情上独领风骚的地位，已逐渐消退。部分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超过十万中国劳工来到法国，他们都签有合约，目的在从事一些非技术性的工作，诸如自码头上卸下武器弹药，清除战场上的尸体，将补给送上前线等。但是这批劳工并没有为中国热带来任何正面意义;如果他们曾经产生任何影响，恐怕也是负面的。因为正由于这些中国人承担了非军事性的工作，更多身强体健的法国人(及英国人)才不得不被派往前线抵御德军。这批中国人普遍不识字、害着思乡病、肮脏、困顿无聊，丝毫不起眼。与此同时，另外一批居住在法国的中国人，也就是那些利用奖学金或勤工俭学计划来到法国的富裕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却纷纷涉足政治激进组织(其中包括共产党)，展现出一种领导社会改革的姿态，正好和传统的中国风情大唱反调。

　　然而就在这个空当上，对于中国情调及形象的兴趣，却在美国得到了新的出口。在这里，就和在法国一样，中国热是既混乱又复杂的，唯一不同的是，这里的中国热经常带着彼此冲突的成分。以中国城为背景的小说，呈现了一种肉欲与暴力掺杂的传统形象，然而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由于义和团之乱的恐怖经历，美国对中国开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这点在基督教会及其传教团中尤其明显，他们投入大量资金，赞助中国的医药及教育设备。

　　随着更多中国留学生涌入美国，当时仍普遍存在的歧视中国人的情绪也逐渐得到反省。重视商业利益的美国人，更创出了他们心里中国人的形象，亦即扩张的全球市场中极有购买力的消费群众。最后，中国城市快速接受现代化商品的现象，诸如汽车、电影院、电力、蓄短发、百货公司、留声机等，也让部分美国人情绪上失去了平衡，认为传统中国文化遭到了破坏。在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出现的这些现象，结果整合成了一种新潮流，也就是：对传统儒家生活方式与哲学重燃的狂热，对早期中国艺术的倾心，对中国人沦为肤浅西方物质主义无辜牺牲者的同情，以及对中国农民身为大地之子及智慧泉源的尊崇及热爱。

　　法兰西大帝拿破仑说：“中国，那里躺着一个沉睡的巨人。让他睡吧，因为一旦他醒来，他将改变世界。”这是外国人看中国的“崛起论”代表。

　　英国寇松勋爵说：“中国好比是一所大学，学者在这里永远拿不到学位。”这是外国人看中国的“神秘论”代表。

　　美国学者芒罗说：“‘中国龙’已经觉醒，全世界将面临威胁。”这是外国人看中国的“威胁论”代表。

　　日本学者观堂义宪说：“面向21世纪，中国朝着再度成为世界中心的目标迈出了一步。”这是外国人看中国的“经济中心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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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国日益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国际上掀起了一阵阵“中国热”。

　　西方人眼中中国形象的逐渐清晰，是与丝绸联系在一起的。精美的丝绸引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无限遐想。公元1世纪的罗马地理学家庞蓬尼·麦拉，对中国人的诚信充满了赞誉：“这是很公正的民族，他们把货物放在旷野中，购货的人，在卖主不在时来取货，这种经营方式是很著名的。”

　　4世纪的希腊史学家马尔塞林对中国的评价，更能代表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普遍认识。他赞美中国物产的富饶：“赛里斯国疆域辽阔，沃原千里……物产也很丰富，有五谷杂粮、干鲜水果、牛羊牲畜，真是应有尽有，品繁而量众。”“那里的城市较为稀疏，但规模较大，物产丰富，人烟稠密。”他更赞美中国人热爱和平的本性：“赛里斯人完全不懂得进行战争和使用武器。赛里斯人最喜欢安静地修身养性，所以他们是最容易和睦相处的邻居。”“在他们那里，晴空万里，皓月明朗，气候温和宜人，即使刮风也不是凛冽的寒风，而是和煦的微风。”

　　对中国不加掩饰的溢美之词，或许是对中国丝文化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的极度向往。这和以后西方因热爱中国的瓷器，而盛赞中国的作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历史告诉我们，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存在着一种互补心理，异国情调往往让人耳目一新，兴味盎然，所以评价也会高于实际情况。这时的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由于身在此山中，而是由于身在此山下。

　　因此，对西方而言，此时的中国更多的是一个符号，一个体现了富足与文明的象征。这正是推动西方人去接近中国，急切认识中国的动力。

　　耶稣会传教士在他们的书信中写下了一个神奇而完美的中国，这对西方思想和精神面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7世纪末的大哲学家莱布尼茨，就将中国知识在欧洲的传播称为“当代最大的事件”，认为人类由此会产生一次大的飞跃。当时处在启蒙时代的欧洲也确实掀起了新一轮“中国热”。不过，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呈现在西方人眼中的。

　　启蒙思想家率先为中国大唱赞歌，其中用力最勤者当属启蒙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伏尔泰。在他耗费心力最多的著作《风俗论》中，伏尔泰史无前例地将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开篇。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大加赞赏：“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至于五体投地，但最少可以承认他们帝国的组织是世界上前所未见最好的。”

　　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对中国政治制度的颂扬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以无可非议和不容非议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权力基础之上，因而能够保证它在合法的行政管理中拥有做好事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威对君主来说是福祉，对臣民来说是应该受到尊敬的统治。”魁奈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政制之所以能够长久延续，不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条件，而是由于有一个因其本质而稳定的秩序。”

　　然而，理性主义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并不都是完美无缺的。孟德斯鸠率先开了批评中国的先河，他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国民性和文化特征，指出中国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皇帝虽然开明，但却拥有过多的权力;国家虽富，但穷人和乞丐却不绝于路;人民虽然温顺，但却经常起来反抗。

　　孟德斯鸠也强烈抨击了中国人性格上的某些不足，他称中国人是“很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每个商人有三杆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使用的。中国人的贪利之心是不可想像的，因此，让我们不要把中国的道德和欧洲的道德相比较吧!”

　　同时代的卢梭甚至不相信耶稣会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他在小说《新爱洛漪丝》中，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我最近见到了中国人，不再为他们是奴隶而感到惊奇。他们一次又一次遭到攻击并被征服，一触即溃，并将永远如此。他们连呻吟的勇气都没有，真是活该。”

　　另一个哲学家德国人赫尔德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文明的封闭性，批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鸣得意之中，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和阻挠的态度。今天看来，这些批评具有相当深度，虽然有失偏颇，但亦有合理之处。

　　1748年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当时的清王朝是一个以恐怖为原则进行统治的专制帝国。1742年，英国海军上将安森在《环球旅行记》的游记中，再次向欧洲确认了孟德斯鸠对于中国的论述。使团带回的信息“令中国人名声扫地”。那里“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钱财”，“沉沦的专制的帝国即将覆灭”。鸦片战争爆发以及中国的战败，使中国被看成是一个封闭、停滞、邪恶、堕落的鸦片帝国。

　　在安森之后，不少探险家、东印度的职员和水手来到中国，在他们向国人的讲述中，中国多数也不是一个好形象。这其中比较著名的便是威廉·希基所写的《威廉·希基回忆录》。1767年，希基在澳门、广州游荡了将近4个月。在澳门，他看到几个面黄肌瘦、半裸着身、显然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于是感慨周围的一切，都表明这里的贫困和惨况均已登峰造极。

　　到广州时，身为花花公子的希基，在游玩之余还不忘对广州的娼妓业作一番详细调查。通过希基的眼睛，西方人发现，中国人并不遵守孔夫子的教诲，他们既不克己复礼，也不坚持道德情操。

　　公元1792年9月26日，来自英国的一只庞大访华船队驶向中国。国王特使乔治·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由科学家、作家、医官及卫队共有800多人的使团，携带天文仪器、车船模型、纺织用品和图画等600箱礼品，前往中国，参加乾隆皇帝83岁寿辰的典礼。

　　马戛尔尼此行由于所谓“礼仪之争”并没有达到目的。但对于英国和欧洲而言，马戛尔尼使团所给予他们的最大收获，是使团在归途中沿着南北穿越整个中国。他们的回程纪事将这些信息带回欧洲，使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眼中一落千丈，已然是停滞、衰败、堕落的代名词。

　　回到英国之后，对于自己访问过的这个东方古国，马戛尔尼最后断言，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虽然中国拒不对世界开放，但英国却强迫世界向它开放。在马戛尔尼式的和平之行无果而终之后，英国人最终想到了鸦片和枪炮：鸦片贸易可以逆转对中国商品进口的入超，枪炮则可以打开中国尘封的国门。东西方的两个大国注定要在一场以“鸦片”命名的战争中兵戎相见。

　　1840年，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这一年，一支由40艘战舰、4000名士兵组成的舰队从孟加拉抵达广州口外海面。它没有在那里停留很久，因为舰队司令义律急着要同北京谈判。8月11日，在马戛尔尼登陆中国47年之后，义律的船队也在大沽港靠岸了。英国人以征服者的姿态向北京传达了伦敦的要求：赔偿销毁的鸦片、开放港口、签订关税条约、建立一个租借地。这些都是马戛尔尼曾提出过但却遭到拒绝的条件。不过这一次，中国却屈从了。1842年8月29日，当令中国人倍感屈辱的《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历史的车轮正无情地从这个止步不前的老大帝国身上碾过。

　　19世纪中叶，坐在大英图书馆里的马克思对中国形象与命运提出了更为精辟的看法。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中国的命运作了断言，也预期中国有着新的光辉未来。

　　对于鸦片战争爆发，马克思认为战争之后“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

　　在西方人眼里，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再不是那个美好的黄金帝国，它每况愈下，逐步沦为野蛮、专制、落后的代名词。在黑格尔的笔下，中国被拿来作为“无历史的文明”的最好例证。

　　所谓“无历史的文明”，是说中国总是王朝更替，周而复始。黑格尔认为，“中国是十足的、奇特的东方式国家”，没有历史的进步，只有周期性的动荡。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统治中国达200余年的大清帝国终于覆灭。对于这次革命，外国人反应不一，一些人惊呼，“中国醒了”。时为美国大学教授后为中国公使的芮恩施写道：“今天我们正亲眼看到这个庞大的民族觉醒过来，获得新的精力，并且更为积极地处理事务。”

　　1921年11月21日，英国《泰晤士报》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中国处境危险;十多个敌对政权并存”。《纽约时报》记者哈莱特·阿本德也在《中国的苦难》一书的前言中写道，这个时候，作为国家的中国已然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生活在苦难之中。

　　这是一种怎样的苦难呢?在辛亥革命后不久，美国陆军中尉约瑟夫·史迪威来到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上海，这个未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看到了令他一生难忘的一幕：街头饿殍无数，乞丐围着他打转，垃圾车里时常会发现尸体……对于史迪威而言，上海的一切都显得肮脏和丑陋。几年后，史迪威再次来到中国，又看到了中国新型工厂里的可怕现实。“他们每天像奴隶一样工作13个小时，常常精疲力尽倒卧在机器下面的破布片上。”

　　1930年，报道中国达10余年之久的阿本德决定将他的报道和通讯结集出版。尽管体裁与马尔罗的文艺写作不同，但观感却是如此一致，阿本德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书题名为《苦难的中国》。在他的笔下，中国的分裂从辛亥革命就已经开始。在此后19年的时光里，中国没有统一的政府，只有无穷无尽的军阀混战，国家的状况每况愈下，民众由希望而失望以至绝望。“这场漫长的悲剧还将持续多久，目前谁也无法预言。”

　　从“停滞的帝国”到“黄祸”再到“苦难的中国”，3种中国形象彼此独立又互相联系。三者固然是不同时期对不同中国的不同认识，美好的大地、诗意的中国，此种美好的形象更多的是外国人为了弥补自身缺失而创造的梦。

　　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里给西方描绘了一个名叫“香格里拉”的人间仙境，而这个人间仙境就在中国。这本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1933年，西方正处在经济危机之中，失去工作的人们太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希尔顿这本带有乌托邦性质的著作给人们提供了遁逃的最佳心理出处。该书发行后一版再版，“香格里拉”也由此成为当时的热门词汇。

　　另一部将美好中国形象植入西方民众心中的是赛珍珠的《大地》。自马可·波罗之后，西方再也没有谁写中国像赛珍珠那样影响广泛。作为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自幼接受中文教育，中文笔名就是她模仿清末名妓“赛金花”而起的。1930年，她出版了长篇小说《大地》。

　　《大地》之所以能被美国读者认同，在于它描写的是一个人与土地的故事。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所说，“将王龙(小说主人公)创造出来的材料，与田野里的黄褐色泥土一般无二，他带着一种虔诚的喜悦把他的一点一滴的精力都给予了这黄褐色泥土。他和大地属于同一个起源，随着死亡的来临二者将合二为一，那时他将会得到安宁”。

　　这种对于土地的执着，让处于大萧条中的美国人感同身受，从而为美国人所认可。美国读者从赛珍珠小说中记住的，是全体中国人的广泛形象。《大地》几乎单枪匹马地使美国读者确信，中国农民甚至中国人是如此的坚强、奇妙、善良、令人钦佩。

　　在詹姆斯·希尔顿与赛珍珠对中国美好的大地进行艺术创造的同时，一些来华旅行的旅行家们也在游记中重复着这种创造。例如在爱沙尼亚哲学家赫尔曼·凯塞林笔下，田野里到处都是辛勤劳作的农民。“他们生在那里生，死在那里死”。

　　美好的大地、诗意的中国，此种美好的形象更多的是外国人为了弥补自身缺失而创造的梦。易劳逸在《流产的革命》一书中说，“从1927年起的10年间，是国民党统治相对稳定的10年，是蒋介石建立自己专政的10年。”一些后来的外国研究者更是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的“黄金十年”。不过他们似乎忘记了，这10年间发生了国民党新军阀间的混战，延绵不绝的水旱灾荒，当然还有永远难忘的“九·一八”。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黄金十年”的说法未免过于奢侈。

　　1955年吉兰的畅销书《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虽然承认现在中国人已经不挨饿了，承认中国已经开始了真正的工业化，但又认为中国的经济进展是以人性为代价的。“人们不管走到哪里，都穿着蓝布衣服……6亿中国人都穿着同样的制服。”“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顺从，最后变成一群绵羊，或者说，一座蚂蚁山。”令吉兰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一比喻也影响深远，很快成为五六十年代西方一个热门话题。

　　如果说“蓝蚂蚁”是西方对中国国民的典型概括，那么“地狱”一词就被西方某些敌对势力用来形容中国的整体社会。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舆论报道中，常见这样的描写：中国落后，缺吃少穿，人民不仅在精神上受到“洗脑”，在物质上也极度缺乏。

　　在美国媒体看来，人民公社化运动是用强迫手段进行的疯狂社会主义运动。西方反华势力还叫嚣，共产党的这些措施造成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饥荒”。这是美国媒体从中国建国开始不断重复的一个主题。在抗战中积极塑造中国形象的《时代》杂志，从1953年到1956年，不断重复的话就是，“中国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忍饥挨饿”，“红色中国饥荒遍野”。在中国并没有出现饥荒的情况下如此报道，可以想见，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真正出现灾荒的情况下，中国在西方某些人眼中就更成了“人间地狱”。

　　事实证明，西方对中国是“地狱”的看法，是想象多于现实，是他们极端仇视共产主义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