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如何更好地进行身份定位，如何进一步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在国际关系领域，常有研究以居主导地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但往往陷入解释力不足的困境。

　　为什么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释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存在问题？应如何理解中国对外关系的政治哲学？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军。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具有局限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虽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现了学科知识的积累，并长期居主导地位，但其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您认为，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存在哪些局限性？

　　李少军：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都是针对一定的对象或问题而言的，都不能解释国际关系的全部。无论是就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而言，还是就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而言，实际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特点，它们往往对国际关系的某些方面具有解释力，而对其他方面则解释不够，或者根本不能解释。

　　例如，新现实主义长于解释国际权力结构，解释冲突发生的原因，却难以解释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建构主义在物质因素之外，从观念的角度提出了有关国际关系的解释，说明了国家会形成朋友、敌人或伙伴等不同性质的关系模式。当然，如果把国际关系的成因完全归结为观念、共有知识的作用，似乎也存在问题。

　　总之，由于现实的国际关系具有复杂、多维的特点，存在权力的体系，也存在制度的体系，存在物质的体系，也存在观念的体系，因此现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都难以单独对国际关系做出完整的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经验基础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简单地用这些理论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进行解释，能够得出适当结论吗？

　　李少军：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不同国家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行为模式是不同的。用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法恰当地解释中国的对外关系行为。以往，现实主义是人们观察国际关系最常用的视角。观察大国的互动，人们习惯于关注国家力量，特别是这种力量的发展及如何使用这种力量，诸如国内生产总值和军费增长率、军事部署的改变，以及针对别国的军事合作等。从这种角度看问题，人们会对别国力量的发展特别敏感，认为这种发展带来的不平衡会使自己面临危险。一些美国人鼓吹“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必然会对美国形成威胁，就是出于这样一种逻辑。现实主义关注的这种国家间的力量关系，是客观的现实， 这个视角不能少，但如果仅按照这种逻辑进行思维，那么人们只能得出悲观的结论，即大国的发展带来的力量变化，必然导致国际冲突。

　　不可否认，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具有实力政治因素，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对外关系的本质就是实力政治。实际上，仅根据现实主义或是实力政治的观点不能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行为。中国追求实力地位，这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方面，中国对外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则是追求和平共处。

 借鉴传统思想文化提炼中国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很多中国学者认为，应借鉴中国的传统思想和研究成果，从中国几千年来对待世界的方式中，提炼出中国理念。您认为，这是不是解释中国对外政策行为的必要路径？

　　李少军：我赞成这种研究路径。比如，从战略文化着手进行分析，可以论证中国文明的和平内涵、阐释中国对外关系的政治哲学。

　　所谓战略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实施战略的根本理念，是国家或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对利益与目标、朋友与敌人，以及如何处理外部世界关系的习惯与传统的总和。它根植于民族发展之中，决定一国大致的战略偏好，使国家具有相对稳定的战略模式。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一旦遇到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矛盾激化时，朝廷中就会发生“和与战孰利”的大讨论。多数情况，采取了“和”的立场，如内迁、安置、和亲、通好、册封等。从总的情况来看，古代中国政治家倾向于和；在不得不战时，采取的是以战促和；在实现了和以后，则特别强调“恩”与“德”的教育和影响作用。

　　探讨中国古代的战略文化，不能回避与周边国家的以“礼”为特征的关系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基于军事威慑还是贸易吸引力，朝贡制度的目的都在于维持周边和谐，以及以朝贡体现的礼仪，而不在于对周边的统治和领土的占有。

　　以传统中富于融合安定的因素启迪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这番分析让我想起了习近平主席日前强调中华民族血液中没有侵略、称霸世界的基因。

　　李少军：比较中西两种不同的世界主义文明，我们可以看到，其演进模式有很大差异。中国文明的内聚主要是靠非宗教的精神力量，而西方文明的扩张则既靠宗教力量，又靠包括暴力在内的物质力量。这两种模式在历史上起的作用，人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前者实现了最大的民族融合，而后者却在向世界推进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引发了无数战争与冲突。

　　古代战略文化对中国当代对外关系战略具有重要影响。20世纪50年代“和平共处”思想的提出，以及60年代周恩来阐述的中国外交哲学，均对此有所体现。我认为，在21世纪，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外交哲学将会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中继续起重要作用。伴随着全球交往进程，中西文明的互动会更多、更密切。这种互动将促进东、西方文明的相互学习。中国应以自己传统中富于融合安定的因素启迪世界，推动世界和平。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毛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