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文艺事业要抒写和歌颂党和人民

——从毛泽东诗词塑造党和人民的艺术形象说起

罗嗣亮 陆智乐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诗词蕴含着一般诗人的诗作远未达到的丰富的政治内涵。一部毛泽东诗词集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史诗，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先进分子数不胜数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毛泽东诗词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艺术写照，其塑造的总的艺术形象就是党和人民的形象。毛泽东不仅在诗词中成功塑造了党和人民的形象，而且他的这一实践，也为新时代党的文艺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毛泽东诗词对党和人民艺术形象的塑造

毛泽东诗词对党和人民艺术形象的塑造主要体现在人格形象、实践形象和文化形象这三个主要方面。

（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先进分子的人格形象

首先是人民公仆形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宗旨，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进分子的应有形象，就应当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公仆”而非“社会主人”。这一形象在毛泽东诗词中有鲜明的体现。正如《八连颂》所写的“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先进分子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当人民的“孺子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诗词除了直接描述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先进分子的人民公仆形象外，更多地是通过诗词饱含的人民情怀，从侧面来呈现他们的艺术形象。如在早年写作的《沁园春·长沙》中，面对当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毛泽东振聋发聩地提出“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之问，生动刻画了以诗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青年为民请命的形象。在毛泽东的其他诗词作品中，饱含人民情怀的诗句数不胜数，如“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清平乐·蒋桂战争》）、“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念奴娇·昆仑》）等，都充满了对人民疾苦的关心，从侧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先进分子的人民公仆形象。

其次是民族先锋形象。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人和党领导下的先进分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先锋。这一形象也在毛泽东诗词中得到了突出的塑造。《沁园春·雪》追溯历史，评点英雄，在历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的历史功绩后，自信地提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自注“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据李银桥回忆，毛泽东在1948年底就明确说过“风流人物，是说我们共产党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人民大众深受“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要想有出路，就必须将自发、松散的斗争上升为自觉、有组织的斗争，“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先进分子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人民之先锋、中华民族之脊梁。《沁园春·雪》正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先进分子民族先锋形象的生动写照。

再次是社会变革者形象。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以变革社会为己任。毛泽东早年就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愿想，这种“改造中国”乃至“改造世界”的社会变革者形象也经常出现在毛泽东诗词中。无论是“为有牺牲多壮志”（《到韶山》）、“天翻地覆慨而慷”（《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革命战争，还是“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土地革命，或是“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七律二首·送瘟神》）的社会主义建设，抑或“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仑》）的改变国际秩序的愿望和努力，都生动刻画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先进分子变革中国、改变世界的形象。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变革实践下，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一唱雄鸡天下白”（《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换了人间”（《北戴河·浪淘沙》）。

（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实践形象

毛泽东认为：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毛泽东诗词是他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作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光辉实践的诗化写照。毛泽东自己就曾说过，

【“《沁园春·雪》这首词是反封建的……《念奴娇·昆仑》这首词的主题思想是反帝的。《菩萨蛮·黄鹤楼》是描述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潮起伏的苍凉心境。《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

在毛泽东诗词中，我们随处可见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及建设形象的塑造。

首先是英勇乐观的工农革命形象。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实所指出的，毛泽东的一生

【“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相互重叠，他吐露的诗情既是个人内心世界对革命的憧憬，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在精神层面的反映”。】

毛泽东诗词熔铸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革命精神，也展现了党和人民独特的革命形象及面貌。

这种革命形象首先是一种工农革命的形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由工人、农民为主体，实现广大人民解放的革命，而不是别的什么革命。在毛泽东诗词中，“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百万工农齐踊跃”（《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唤起工农千百万”（《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西江月·秋收起义》）等诗句中的“工农”；“农民个个同仇”（《西江月·秋收起义》）、“红旗卷起农奴戟”（《七律·到韶山》）等诗句中的“农民”和“农奴”，都清晰地反映了工农革命的特征。这些直白易懂的诗句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领导力量，广大农民则是其主力军。

这种革命形象也是一种英勇乐观的革命形象。毛泽东诗词写了许多革命战争场景，但在这些场景中，看不到太多的血腥，更看不到悲叹，而是处处洋溢着革命自信与英勇乐观的精神。像“战地黄花分外香”（《采桑子·重阳》）、“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七律·长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清平乐·六盘山》）等，虽然写的是残酷的战争，却让人领略到了“战地黄花”“岷山千里雪”的美，看到了勇者的无畏及感受到了胜利者的喜悦。《菩萨蛮·黄鹤楼》是在“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下写的，所以有“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菩萨蛮·黄鹤楼》）之句，但词的末句“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仍然抒发了诗人不屈不挠的革命志向。《菩萨蛮·大柏地》和《清平乐·会昌》两首词写作时“心情又是郁闷的”，但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等诗句，写的却是作者在逆境中看到的瑰丽风景，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英勇乐观的革命形象。

其次是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创作的诗词多处描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形象。《水调歌头·游泳》中的“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写的是毛泽东畅游长江时亲眼目睹的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场面。《七律·到韶山》的尾联“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描绘的是当地农民热情劳作、丰收在望的喜人场景。《浪淘沙·北戴河》中的“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赞美的是渔民无畏风浪参与生产建设、“在风浪中破浪前进”的勇敢精神。《七律·送瘟神》中的“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写的是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劈山治水、消灭血吸虫病的真实历史，“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上述这些诗词，从工业、交通、农业、渔业、水利、卫生等多方面，全面展现了党和人民朝气蓬勃建设社会主义的形象。显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这种轰轰烈烈、朝气蓬勃的建设形象是不容易看到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敢教日月换新天”（《七律·到韶山》）的艰苦革命，才换来和平年代，并激发出全国人民的冲天干劲。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形象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始终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但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却总是将其歪曲为中华文化的背叛者。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在文化落后的农村地区革命，更被敌对势力污蔑为草莽之徒，毛泽东则被讥讽为“山大王”。他们诋毁共产党人“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毛泽东诗词以其深厚的文化意蕴瓦解了这些诽谤之辞，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好文化形象。

首先是中华文化继承者的形象。重庆谈判期间，《沁园春·雪》一词在《新民报·晚刊》上发表，顿时轰动了山城重庆乃至全国，使世人领略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独领风骚”的文化形象，同时也使“山大王”这一虚假形象不攻自破。而后来毛泽东的诸多诗词和陈毅、董必武、叶剑英等革命家诗词的陆续发表，则进一步确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文化继承者的形象。正如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宣告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其次是中国新文化创造者的形象。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但继承并不等于照搬，在毛泽东看来，照搬古人乃是最没有出息、最害人的教条主义。因此，尽管毛泽东以古典诗词这种传统形式来写作，但其中的情感、哲理，甚至写景叙事，都体现了文化创造和创新的努力。《贺新郎·读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忆秦娥·娄山关》的革命美学、《八连颂》的人民情怀和形式创新等，都体现出毛泽东诗词截然不同于传统诗词，其“诗情、诗思、诗意、诗味都达到了新时代才有的高度”。毛泽东诗词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担当和为人民立言的文化抱负，呈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文化形象。

二、毛泽东诗词塑造党和人民艺术形象的特点

毛泽东诗词不拘一格，别出心裁，以丰富的意象、饱满的精神、灵活的艺术手法塑造了党和人民的艺术形象。毛泽东诗词及其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无论在中国现代文艺史还是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史上，都是少有的。

（一）运用多种形式从不同角度塑造

在毛泽东诗词中，几乎没有一处是直言“党”或“共产党”的，但它所写的又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实际上，毛泽东诗词正是通过抓住具体的人物、群体，或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典型特征，从多个侧面来塑造党和人民形象的。这样一来，从某一首诗词我们可以看到对党和人民形象某个侧面的生动刻画，而从整部毛泽东诗词集中，则又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中国人民较全面的形象。

在塑造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形象时，毛泽东采用了多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塑造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形象。“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写的是罗荣桓；“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写的是彭德怀；“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临江仙》）写的是著名作家丁玲；“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杂言诗·八连颂》）写的是“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些具体的人物形象，饱含着文化人或“武化人”的个性，让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具体形象跃然纸上。

另一种形式是通过人称代词“我”来塑造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形象。毛泽东诗词中多次出现“我”字，如“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井冈山》）、“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念奴娇·昆仑》）“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蝶恋花·答李淑一》）“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七律·答友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等。其中的“我”，固然有如“我失骄杨”这样的指诗人自己，但大多数恐怕都很难理解为仅指诗人自己，而是“小我”和“大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融合。而在“中华儿女多奇志”（《七绝·为女民兵题照》）、“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诗句中，已经没有了“我”字，“‘小我’已经整个被人民大众的‘大我’所涵盖，完全升华为‘无我’之境”。某些学者指责毛泽东诗词“咄咄逼人”“睥睨一切”“凸显出来的是一个掀天揭地、翻江倒海的自我形象”。这种理解显然过于狭隘。实际上，毛泽东诗词中的“我”，更多地指“大我”，这个“大我”的形象，归根到底就是党和人民的形象。

还有一种形式是在诗词中既不出现人名，也不出现代词，而是直接写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行为。如《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七律·送瘟神》中的“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表面上看来是写桥、水库、锄头、机器，实际上既是写轰轰烈烈的建设场面，更是写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冲天干劲。通过这些多样化的形式，毛泽东诗词从多个侧面生动刻画了党和人民的形象。

（二）倾向于塑造充满光明、饱含理想的形象

毛泽东历来重视处理文艺作品“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关系。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作为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政治家诗人，毛泽东倾向于以写光明为主。他认为《官场现形记》《金瓶梅》等小说虽然艺术成就高，但是“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这种对光明和理想的追求，也体现在毛泽东诗词对人、事、景的塑造中。毛泽东诗词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不管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还是“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或是“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的“好八连”，抑或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都让人感到阳光、刚毅。《七律·送瘟神》中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景物是春风、杨柳、落花、青山，生机勃勃，美不胜收；人物是六亿人民，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下仿佛是尧和舜一样道德高尚的人物；事物是六亿人民组织起来劈山治水、改造社会这一新生事物。这里的景物、人物、事物无不充满光明，充满希望，让人油然而生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对党为之奋斗的未来理想社会无限憧憬。

毛泽东诗词中多处使用“今”字。“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忆秦娥·娄山关》）、“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些字眼折射出毛泽东“今”的观念，即“直接关注现实的生活世界，以‘今’的实践为把握‘过去’、‘现在’、‘未来’的契机和纽结”。通过中国社会的今昔对比并立足于当下，毛泽东诗词让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坚定了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借用神话故事，通过神仙对人间奇迹的感慨和惊叹，来表达对今天的自信。《水调歌头·游泳》中的“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七律·送瘟神》中的“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都是这样的例子。总之，在毛泽东这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仅今胜于昔，而且感天动地，它们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而且将继续改变中国。

（三）善用象征、隐喻等手法以达到意味深长的塑造效果

除了通过写人、写事来直接塑造党和人民的形象外，毛泽东诗词还通过多种意象来象征、喻示党和人民的形象。政党往往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符号，即“具有特殊含义且专属于某一政党的标识”“有的政党被某种颜色所指代”。“红色”是共产党的颜色，而“红旗”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属符号。毛泽东诗词中特别显眼的一个意象就是“红旗”，这也是毛泽东在塑造党的形象时多次用到的一个意象，据统计至少有7次之多。“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清平乐·蒋桂战争》）、“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清平乐·六盘山》）、“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临江仙·赠丁玲》）、“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七律·到韶山》）。这里的“红旗”既有对战场上军旗的实写，也有浓重的象征意味。如“不周山下红旗乱”和“红旗卷起农奴戟”都并非实写，而是象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

毛泽东生于韶山，在山沟里长大，又在山沟里干革命，“山”这一意象也大量地运用于他的诗词。据统计，“山”字在毛泽东诗词中至少出现了43次。不过，与“红旗”这一意象不同的是，它并非每一处都是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化身。有的诗词中的“山”，比如《十六字令三首》中“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山，可以视为对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隐喻，但有的诗词中的“山”则又是通过比喻敌人而从反面衬托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比如“不周山下红旗乱”的“山”就可以视作是旧中国“三座大山”的隐喻。作者借用“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刻画了跟旧势力奋勇斗争的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形象。还有的诗词中的“山”，既不是正面隐喻，也不是反面隐喻，例如“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忆秦娥·娄山关》）中的“山”既不指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也不指敌人，就只是大自然中的山峰。作者通过描写如血残阳下的群峰，渲染了一幅悲壮的视觉画面，从侧面反映了战斗的激烈，进而烘托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先进分子形象。

毛泽东诗词还运用多种动物和植物意象来塑造党和人民的形象。在不少用到动物意象的诗词中，往往同时运用“反衬”这一手法来凸显共产党人和人民英雄的高大、敌人的渺小。比如“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七律·冬云》）等均是如此。而植物意象则较少反衬，多是正用或侧写。例如，“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蝶恋花·答李淑一》），用“杨柳”来指代杨开慧、柳直荀两位革命烈士；“暮色苍茫看劲松”（《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梅花欢喜漫天雪”（《七律·冬云》）用坚韧挺拔的“松”和傲雪绽放的“梅”来象征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坚强不屈的品格。

《卜算子·咏梅》一词中的“笑梅”隐喻，可以说是毛泽东诗词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先进分子形象最生动的一个隐喻。“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寥寥数语，即将诗人心中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形象刻画无遗。关于这首词，周恩来曾解释道：“毛主席的意思是说，那些开拓事业的人，不一定都是收获成果的人。百花盛开之时，也是他们行将凋落的日子。”共产党所追求的理想是“山花烂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想要靠无数先知先觉、不畏冰雪严寒的共产主义者（梅花）去实现。但是，当未来的理想实现后，那些共产主义的战士却功成身退，只愿成为躲在百花丛中的那一朵笑梅。这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无产阶级在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笑梅”的隐喻，表现了毛泽东心目中共产主义者最为纯洁和高尚的形象。

三、对新时代党的文艺事业发展的启示

毛泽东诗词对党和人民形象的成功塑造，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反响。毛泽东诗词中的党和人民形象鼓舞了无数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毛泽东诗词的传播和学习，已经教诲和影响着几代中国人的成长。”通过毛泽东诗词，人民群众不仅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历史，而且看到了党和人民的光辉形象。这种形象逐渐内化在广大群众心中，成为他们努力学习的榜样。毛泽东诗词中的党和人民形象，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三千毛瑟”一般，让敌对者感到震惊和畏惧。《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后，蒋介石先是不相信该词为毛泽东所作，后来又组织文人撰文批判该词有所谓的“帝王思想”，并令人步韵和词，欲在气势上压过毛泽东诗词，但终不能如愿。此外，毛泽东诗词还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国，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正面形象。截至目前，毛泽东诗词已被翻译成近40种外文出版，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1960年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来自拉丁美洲的客人对他说：“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流传很广，人们非常喜爱，很受欢迎。”就连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与毛泽东见面时也说他“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并称赞毛泽东的著作“改变了世界”。可见毛泽东诗词的世界影响之广泛和深入，它的对外传播对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事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并不是一位职业诗人，可他在一生戎马倥偬、日理万机的间隙写出的诗词，为什么不仅没有被淹没在中国现当代数不胜数的文艺作品中，反而历久弥新，始终受到中国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喜爱呢？笔者认为，毛泽东诗词对党和人民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主要在于它饱含着人民性的情感、扎根于人民生活的大地、传承和创新了中华文化传统的血脉，而这些方面也为新时代党的文艺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党的文艺事业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旗帜鲜明地抒写和歌颂党和人民

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将“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文艺工作根本的、原则的问题。陈云则指出，党的文艺工作者“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体现在文艺领域，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文艺事业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这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性原则是一致的。党的文艺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而作为党员作家、艺术家，就更应该坚定党性立场。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小说《红岩》《创业史》，电影《焦裕禄》《杨善洲》，油画《刘胡兰》等对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生动塑造，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春天的故事》《为了谁》等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英雄的深情歌唱，这些不胜枚举的红色文艺经典作品，都是饱含着人民情怀、体现党性原则的经典之作，也始终受到人民的热爱和珍视。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文化市场的繁荣，文艺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一些影视生产者为了博取收视率和票房，频频上演帝王将相、宫廷斗争、霸道总裁的故事，而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则难以成为他们青睐的主角。一些演员频繁为热销产品“代言”，热衷于出席各种商业演出和活动，出场费动辄上百万元，而偏远地区的农民则一年到头难得看到现场文艺表演。一些文艺作品调侃崇高、歪曲历史、丑化英雄烈士和草根群众。一些原本艺术功底较深的演员、作家，甚至走上偷税漏税、吸毒嫖娼的不法之路。之所以出现上述种种乱象，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那些文艺工作者被市场大潮冲昏了头脑，忘记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牢记“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反之，文艺事业就会误入歧途。

（二）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深入人民生活，讲好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文学艺术的生命在于扎根人民生活。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来自他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亲身实践，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革命诗词都是在“马背上哼成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诗词塑造的党和人民形象既真实又生动，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文人和现代诗人诗作的特点，成为用文艺形式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典范。时至今日，毛泽东诗词依然具有巨大的思想和艺术魅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引用毛泽东诗词，并产生了积极影响。2015年，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在接见中国出版促进会代表团时还提出希望将《毛泽东诗词》翻译成僧伽罗文版。

如何讲好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党的文艺事业发展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如何用文艺形式来反映我国经济社会的巨变，这方面工作做得还不够，能够深刻反映我国社会变迁且具有世界意义的“高峰”作品更是凤毛麟角。目前我国有两亿多农民工，他们为我国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表现农民工生活的佳作却难得一见。在我国各行各业的建设事业中，涌现了诸多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但是表现这些优秀人物的主旋律作品并不容易深入人心。许多电影、电视剧沉迷于叙说小我悲欢，将杯水风波发挥得淋漓尽致，却对时代大潮视而不见，这些作品不仅难以传诸后世，也愧对我们这个时代。习近平指出，人民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深入人民生活，讲好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应当是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使命和任务。

（三）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坚持文化自信，自觉传承中华文化传统的血脉，创作出既有民族风格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

人们常常不太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一面自己写作古典诗词，一面却又不提倡古典诗词，连自己写作的古典诗词，在公开发表时他也不太主动。这大概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尚需呵护的时候，毛泽东在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大众化这一国家文化发展导向与其个人艺术兴趣之间的矛盾。不过终其一生来看，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说过“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他不仅使用古典形式来写诗，也在政论文中多次使用典故，并且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可以说，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资源有机交融，使得毛泽东的诗文创作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习近平指出：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我们更加有理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更加需要自觉地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推进党的文艺事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故事的素材富矿，而且蕴含着独特的中华美学精神。例如中国文艺历来强调“文质兼美”，讲究美的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再如中国文艺历来“重抒情”“崇尚减省而反对繁缛”，一首四到八行的绝句、律诗、词，就能将人生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意味深长，这些都可以作为当代文艺发展的深厚滋养。我们只有在扎根于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自觉传承中华文化传统的血脉，吸收外国优秀文化并加以融会贯通，才能创作出既有民族风格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从而使这些文艺作品既为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又能成为我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展示党和国家形象的重要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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