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文学与“人性”

穆  陶

关于“人性”的论说，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哲学，涉及“人性”者，以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最为人知；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著《人性论》一书，全面系统地对“人性”的内涵及其表现，做了深入的研讨，堪称“人性”研究的经典著作。现代以来，关于“人性”的论述，屡屡出现在学人的著作之中，尤以文学艺术最为明显，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规避的话题。

自有人类社会，“人性”之义便同时存在。抛却“人性中动物性的成分”不谈，除此之外的一切“人性”，都是与“社会”相关联的。如：人对社会事物的认知观念；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人的道德心灵等等。文学艺术对人物的塑造，注重“人性”的挖掘，这是惯常的事情，是没有问题的。然而问题在于：谈文学，如果只强调作品的“人性”，却避谈作品的包含了“政治性”与“阶级性”在内的“思想性”，则是十分片面的，不切实际的。

“思想性”是文学作品的灵魂。这本来是文学的常识，但一个时期以来，伴随着文艺界对“阶级”观念的淡化，文学的“政治性”也便少有人加以重视。甚至在文艺界，“阶级”与“阶级斗争”一词，成为了谈论的大忌，避之唯恐不及。甚至有人直接表示：文学不能与政治牵连，否则文学就不是“纯文学”——这样的“意识形态”，在文艺界已经很有“市场”，甚至习以为常了。

文学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文学原理告诉我们，文学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在阶级社会中，作为文学艺术创作主体的作家，无不生活在阶级与政治的环境之中，作家的意识形态观念，也无不在其创作的作品中，打上阶级与政治的烙印。高尔基说：“文学是严肃的、战斗的事业。”（《高尔基论文学》林焕平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只重视文学的“人性”，而忘记文学的“阶级属性”与“战斗”的意义。毛主席论鲁迅，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这“骨头”是战斗的骨头。文学艺术，如果失去了“战斗”的意义，只剩下“人性”中的“谈情说爱”或“发泄私欲”，这样的文学艺术，对于人生还有什么良性的启示？对于社会发展进步又有什么助益？这样一个并不深奥也无需争议的问题，所以有时在文学艺术界却弄得沸沸扬扬争议不休，其原因，也许有一点是值得我们重视却没有被重视的，那就是：我们奉行社会主义的信仰，我们的文学艺术，理所当然是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是人民的文学艺术，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或者其它什么主义的文学艺术。现在有一句话在文艺界颇为流行，即“文学无国界”、“文艺是属于全人类的”。然而这句话并不符合事实，而是一句似是而非的“口头禅”！何以知之？自有阶级社会至今，既没有“超级级的人类”，也没有“超级级的文学”。封建宫廷里的“钟鼎之音”绝不会为贫民窟里的乞丐所欣赏；《白毛女》那“北风吹，雪花飘”的歌声，也不会感动黄世仁的恻隐之心。有的人动辄就把自己的作品说成是“写给全人类”的，以此高抬声价，似乎只要这样，便成了世界级的“超品”。这实在是一种“聪明人”的无知。

作家是有立场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家，应当以无产阶级的大爱之心，与人民站在一起，而不是与封建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站在一起。如果作家没有这样的立场与“人性”，其作品无论写得多么“艺术”，无论获得什么大奖，都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文学，因此也就不是“人民的文学”。作家不同的思想感情，决定着对写作素材的不同选择。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时代背景，有的作家写成了“红色”，有的作家写成了“黑色”的原因所在。这种情况，在古代与今天，都是并不鲜见的。

由此可见，论说文学与“人性”，只是谈论文学作品的“人性”描写如何，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视作家艺术家的“人性”。作家的“人性”，是包含了作家的思想感情、社会观念、家国情怀等等在内的。“文学没有国界”，但作家是有国界的。维护祖国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应当成为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公民的共识与义务。无论从道义角度还是历史角度，爱国主义“人性”的价值，都是永远值得尊崇的。中国古史记载，战国时期，七国争雄，当时齐、楚两国最为强大，楚国大夫屈原出使齐国，齐国国王对他以高官厚禄、豪宅美女相诱惑，劝他留住齐国，（当时与现在不同，异国做官被看做是正常的事情）屈原坚决不从，逃回楚国。为了楚国命运，为了百姓福祉，他在改革失败国家濒临灭亡之时，宁愿投江以殉，与家国共存亡，死前留下了一篇《离骚》，千古之下，人人读之，无不感念屈原爱国之大义而怀其高凤。然而时当如今，竟有对“爱国主义”加以不屑者，在这样的人看来，似乎“爱国主义”是一个“狭隘”的观念，只有在思想上“与世界接轨”，“融入国际潮流”，才是观念超前、目光远大的表现。二千年前，作为知识分子的屈原，把“爱国”看得重于生命，今天的知识分子，有的人对“爱国主义”的声音，却心怀轻蔑，这是怎样的一种“人性”呢？如果作家中有这样的“人性”，能期望他写出《离骚》那样的传世不朽的文学作品吗？

不同“人性”的冲突，历史上有，现实中也有。秦桧是不可能理解屈原的，人民也永远不会原谅秦桧。前个时期，曾经传着一个消息：有人建议要将某地秦桧的跪像改造，让他重新站立起来。但终于因为民意大愤，未能做成。“人性”的变异，使得正义的“人性”与邪恶的“人性”并存，但正义的“人性”必将战胜邪恶的“人性”，这是人生的逻辑，历史的必然。

“人性”是受社会影响的，因此一个人的“人性”与他的社会观念、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当今世界，社会分化，观念繁多，但统而言之，最重要的“人性”，不过“公”与“私”。 几千年前，我们的先祖就提出了“天下为公”的理念，（成书于西汉、记载了战国时期思想状况的《礼记》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见“尚公”的思想，是一直为人们期望而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得“人性”的“公”的意义，产生了人类历史划时代的伟大影响。在为共产主义的奋斗中，多少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为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共同体，继续奋斗不息。这样的“人性”的光辉，在历史的征程中，是不会熄灭的。

既然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与作家的“人性”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评议一部作品的时候，将作品与作者一体加以解读，就显得十分必要。广大读者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作品，加以分类， 其中“红色经典”，已成国民共识，这种约定俗成的称谓，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的“思想性”与“战斗性”的尊崇与共识。

文学的“真实”，在作家的“心中”。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水浒传》与《荡寇志》，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同样是写农民起义，在施耐庵的心中与笔下，这些农民起义者，个个是英雄好汉；而在俞万春的心中与笔下，这些农民起义者，个个都是应该杀尽斩绝的贼寇！这样的“真实”，就是作家心中的“真实”。 现在流行于民间网络的文艺批评，多数以朴素与真诚的姿态，直接爽快地指出作品的要害，别具特色。有的文艺界人士，对读者群众的这种批评，表示出很不耐受，反感、抵触，声称这是“不懂文学的在批评文学”，并把批评者贬称为“吃瓜群众”！这样的思维与心态是十分有害的！每一个作家艺术家，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读者群众不只有阅读其作品的自由，也有批评其作品的权力。把读者群众当成“吃瓜”的愚氓，而自已则以“精英”自居，这不仅是浅薄与失智的表现，也是“三观”出了问题！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习近平总书记说:“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怎么忽然间群众就变成“吃瓜”的愚氓了呢？有这样意识的作家艺术家，能写出“为人民服务”的作品来吗？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明确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让我们想起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荣传统，同时也让我们牢记：我们的文艺是社会主义文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文艺家的天职，作家艺术家任何时候都应当向人民群众学习，文艺作品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与批评是十分正常的。这样的认识，也是作家“人性”中的应有之义。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文学是时代的风雨表。“人性”在文学中的呈现，善恶不同，清浊有别，何所为然？不得不辨。 但愿我们更多的作家艺术家，树立正确的“人性”观，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创作出不负人民、无愧时代的更多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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