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 经济学的童话 （4篇）
转自：http://www.sg.pku.edu.cn/yubin/letter/t00.htm

经济学与算命术

　　张五常把经济学的重点视为以假说来解释现象或行为，并称经济解释是以经济学的角度，用上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现象或人的行为。
　　在这里，他只说要用上科学的方法，而不说要以科学的角度。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那些假说是否科学，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绝对不能讨论的，尽管他们竭力用足以否定他们的那些假说的理由去排斥那些与他们的想法不同的假说。
　　张五常之所以以为经济学主要是对现象进行解释，一是因为他误以为科学只是有系统地解释现象的学问，甚至误以为假若推测在某一些情况下，由于某种缘故，某一种现象就会产生，那么这现象的产生就算是被解释了。二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经不起推敲。
　　例如，寒冷的温度，由于某些缘故，会使物体的重量减少这一理论，轻易就能被事实推翻。但是，张五常认为，被事实推翻了的理论是可以挽救的，并声称任何科学理论，若被事实推翻，总是可以多加条件来挽救的。
　　那么，他是怎么来挽救的呢？其方法是，把物品放入冰室，再将冰室高筑至云霄，这时物体的重量果真少了。所以温度下降导致重量下降的理论就被证实了。
　　但是，这个温度假说只是在经济学上被证实了，而在物理学上进而在科学上是绝对不会承认这种“证实”的。因为，物理学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将物品在云霄中的重量与其在地面上的重量进行比较的，而是会拿物品在云霄中的冰室里的重量与其在云霄中但在冰室外的重量进行比较的。这样比较的结果只能是温度下降并不会导致重量下降，温度假说被彻底证伪。
　　因此，张五常所说的经济学连科学的一点边也沾不上。它既没有科学的角度，也没有用上科学的方法。因为只有这样，张五常所坚信的私有产权带来经济繁荣的假说，才有可能被“证实”。
　　张五常的如此做派，不禁令人想起算命先生的算命术。要知道，算命先生的算命术也是有一套系统的理论的，这套理论解释起现象和人的行为来，一点也不逊于西方经济学，而且算命术也常常在被事实推翻后，用多加条件的方法来挽救自己。
　　例如，有这样一则关于测字先生 的故事。据说，有一个媳妇把金戒指丢了，来找测字先生算。测字先生让她抽个字，她抽出个“酉”字。测字先生问她，戒指是什么时候丢的？她回答是，前一天下午。于是，测字先生解释说，这个“酉”字倒下来像一个风箱，让她到风箱道里去找，果然找到了。
　　这个媳妇走后，有个挑酒的人来测字找扁担，也抽了个“酉”字。测字先生的徒弟根据测字先生先前的解释，让他到风箱道里去找。挑酒的人说，风箱道里根本放不下扁担，这样解释是在胡说八道。这时，测字先生过来问他，扁担几时丢的？挑酒人说是当天上午。测字先生解释说，“酉”字添三点是个‘酒’字，可“酉”字没有水，就是酒糟了，因此，他的扁担在晒糟场。挑酒人果然在晒糟场上找到了扁担。
　　后来，测字先生外出，有人来测字找大黄牛，抽到的还是一个“酉”字，并说牛是傍黑走失的。测字先生的徒弟让他到晒糟场上去找，结果没找到。测字先生回来后解释说，酉时正是喂牛时间，而酉字是西字多一画，就是西河沿，那里有草，是放牛的好地方，因此，那头牛正在西河沿上吃草。果然，丢牛人在西河沿把牛找到了。
　　其实，丢戒指、扁担和牛的人能否找到他们丢失的东西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测字先生能够象经济学家一样对他们丢东西的行为和现象做出解释，并能够对同一个“酉”字的解释，用多加条件的方式来加以挽救。
　　测字先生对他的解释是这样总结的：同样一个字，就得根据丢东西人的身份，东西的大小形状和丢失的时间等各个方面的条件来判断。那个媳妇丢的是戒指，她的活动范围不大，又是做饭的时候丢的，所以让她到风箱道里去找。那个丢扁担的是挑酒的，而上午是出糟晒糟的时候，准是出糟的人顺手拿了挑酒人的扁担去担糟，随便给扔到晒糟场上了。而那个丢牛的，丢在酉时，正是喂牛的时候，养牛人有事没来喂，牛饿了，自己出去吃草了。
　　相比之下，经济学家还不如测字先生高明。
　　例如，为了说明经济学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假设，即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有解释能力。张五常编造例子说，有一群白痴，对世事茫然不解。经济学者却假设他们每个人明智地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个假设显然是错了。那么，他是怎么来挽救这个假设的呢？
　　他说，这些白痴听说汽油站很好玩，于是每个人都开办油站了。因为是白痴，他们之中有些把油站建在荒山之上，有些建在密林之中，也有些建在海上的。还有几个糊里糊涂地把汽油站建在公路旁。过不了多久，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只有在公路旁建油站的白痴能存在。这些白痴不知自己所为，但留存下来的油站，却刚刚与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不谋而合。假设白痴懂得怎样争取利益虽然是错了，但却准确地推测了白痴建油站在公路旁的行为，这些行为于是就解释了。
　　但是，除非世上的人都是白痴，否则白痴们在公路旁建的汽油站也会被淘汰，因为白痴们在卖油时不懂得收钱，而且正常人会来与他们竞争。因此，除非世上的人都是白痴，否则，我们同样看不到公路旁建油站的白痴的存在，因而经济学的推测无从谈起。
　　从逻辑上讲，即使白痴建油站在公路旁的现象可以看到，这种行为对白痴来讲，也未必是利益最大化的，说不定他借钱给别人去建加油站会获利更多，从而白痴建油站在公路旁的行为并不是争取利益最大化假设可以解释的。
　　总之，张五常的挽救，并不能表明西方经济学有半点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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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套逻辑的套套

　　张五常所谓的套套逻辑 ，是指一些言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错的。在他看来，套套逻辑不可能为错！
　　他举了个例子，“四足动物有四只脚。”他说这怎可能会错呢？在地球上、火星上它不会错，在宇宙任何地方它也不会错。他认为，对这句话就是想破脑袋也知道是对的，但不知其内容。也就是说，套套逻辑的内容是空洞的，半点解释能力也没有。既然套套逻辑内容空洞又没有解释能力，那么张五常在进行经济解释时又为何要讨论套套逻辑呢？
　　他的用意只有一个，就是要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套套逻辑，以便把它作为不可能错的东西强加给我们。
　　他举例说，有一位经济学者，试图以事实考证，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否那企业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但根据经济学的定义，所有私营企业，为了要图私利，必定会尽可能减低生产成本。于是，这位学者所试图的考证是套套逻辑，不可能错，但也没有内容，因为定义本身不容许有可以减低生产成本而又故意不减低的行为。张五常称，他所推崇的Friedman对这位学者的考证工作的评语是：愚蠢的问题，当然会得到愚蠢的答案！张五常发挥道，什么是愚蠢的问题呢？不可能有第二个答案的问题——或答案不可能是错的问题——就是愚蠢了。
　　既然不可能错是愚蠢的，那么把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视为那企业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就是愚蠢的想法。张五常为什么要如此愚蠢呢？因为他要表明，私营企业制度是最好的经济制度。但他又证明不了，因此，只好用套套逻辑来糊弄他那些愚蠢的信徒。
　　但是，在这里，套套逻辑并不套套。如果说“四足动物有四只脚”的后半部重述了前半部的意思，因而是个套套。那么，“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那企业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的后半部并没有重述前半部的意思，因而并不是一个套套。如果说，经济学非要把这句话的后半部作为前半部的定义，那么，经济学就是一堆只有定义而没有论证的东西，从而经济学只能与“人是上帝创造的”基督教为伍，而不配与科学为伍，更不配对现实中的经济关系指手划脚。
　　从逻辑上讲，“最低”是一个相对概念，如果没有不是最低的生产成本作比较，又哪里会有最低的生产成本一说呢？如果经济学把最低成本定义为生产成本，那么与之相比较的不是最低的生产成本又是什么东西呢？
　　我不知那个学者考证的结论是什么。如果他考证的结果是，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那企业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那么他的考证将会是不科学的。因为，从科学逻辑的意义上讲，这样的一个结论只能被证伪，而不可能被证实。
　　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实证，早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可以见到，只是张五常和他的导师科斯的智力有限，看不懂《资本论》，才导致张五常如此无知 。但无知并不是可以狂妄的理由。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直接引用了英国当时的一家庸人报纸《旁观者》在1866年5月26日对曼彻斯特金属丝加工公司实行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的情况的报道 ，“第一个结果便是材料的浪费突然减少，因为工人理解到，他们没有理由比对待资本家的财产还更厉害地浪费自己的财产，而除了黄帐以外，材料的浪费大概是工厂亏损的最大原因了”。
　　显然，在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的生产成本明显地低于此前由资本家单方经营的生产成本。因此，能够说此前该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其能做到的最低成本么？当然，张五常对于这一点可以挽救地说，此前该私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由资本家单方经营所能达到的最低生产成本，此后该企业的生产成本是由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所能达到的最低生产成本。但这样一来，张五常所推崇的私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就大成问题了。
　　实际上，套套逻辑不过是指同义反复而已，例如“张五常是张五常”，本身就是一种有问题的说法。但张五常想以此设个圈套，把类似“张五常是个天才”、“马克思很蠢”的说法也说成是同义反复的套套逻辑，以避开对他那些根本在逻辑上就不能成立的观点进行论证。
　　近年来，国内网络上出现了一个红人“芙蓉姐姐”，此人的容颜并不美，但一直坚持在网上发自己的照片，对别人骂她容颜丑陋置之不理，结果居然走红，据说要出演历史上的大美人貂蝉。
　　不知这位“芙蓉姐姐”是否看过张五常的书，因为她的做法与张五常几乎如出一辙。同样地，张五常也是不顾自己的无知和别人的中肯批评，到处发表文章和演讲，狂妄地把他看不懂的东西，统统称为是错的，竟然最后也被视为经济学上的天才。但这种天才充其量只是蠢才中的天才而已，否则他也不会因偷逃税款和卖假古董而受到美国法院的通缉，以致于只能呆在被他大肆攻击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不能回到他所推崇的资本主义的美国去见那些被他拿来做招牌的经济学大主教们了。

--------西瓜与保险

　　《读者》2003年第7期第62页转摘了吴晓波写的《寓言里的经济学》。
　　吴晓波以为，“一位经济学家的聪慧和段位是可以从他讲故事的能力中体现出来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常务副院长张维迎教授便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他讲得最多的故事往往是跟老汉、果树和羊有关的。有一次在谈到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时，他便打起了比喻：比如一个种西瓜的人，年轻时生产的西瓜多于吃的，老年时要吃西瓜但没有生产能力，他不能把西瓜储存起来留到老年吃，便在自己年轻时生养子女，让子女吃自己生产的西瓜，以便老了以后自己吃子女生产的西瓜。到了有货币的时代，如果仅仅为了在年老时有西瓜吃，即使没有社会保险，也无须‘养儿防老’，因为他完全可以在年轻时把多余的西瓜卖掉，把钱存起来，到年老时买西瓜吃。张维迎得出的结论很明确：把社会保险当做家庭保险的必要替代是没有道理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评价“罗雪尔教授先生声称他发现了，教授夫人雇用的一个女裁缝两天内提供的劳动，比她雇用的两个女裁缝一天内提供的劳动要多”时指出，“这位教授先生不应该在婴儿室和在没有主要人物——资本家的情况下观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马克思评价罗雪尔的话，用在张维迎身上也是非常合适的。张维迎的“老汉、果树和羊”中独独缺了一个资本家。因此，张维迎是从小农经济的视角来观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现象，就象我在厦门大学数学系曾经收到的一个邮件中看到的一个初中毕业生用幼稚的小学数学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一样。如果说，从这里能够表现出张维迎的聪慧和段位来，那也未免太低级了。
　　这个童话表明，张维迎不知道现代保险是如何产生的，也不知道保险产生的原理，因而只配做一个西方经济学家。他以为，保险是为了调剂余缺，但这不是保险存在的根本原因。保险存在的理由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商业保险的出现是因为早期“经商所冒的风险非常大，这不仅因为海盗异常猖獗；而且因为各竞争民族一有机会，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暴力行为；最后，销售和销售条件要依靠外国君主的特许，而破坏或撤销特许的事情又经常发生。因此，利润中必须包含一笔很高的保险金。”
　　我们就拿种西瓜来说事吧，只要我们把种西瓜的人看作农业工人，就能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形。
　　首先，这个种西瓜的人，年轻时也可能会遇到天公不作美，种的西瓜不仅没有多余，反而还不够他当年吃的情况。这时，没有社会保险他就可能饿死，古今中外灾荒年景饿死人的事和实行社会救济的事，除非是睁眼瞎，谁也不会视而不见。当然，西方经济学的信徒们对此视而不见是很正常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就要把人培养成睁眼瞎，否则他们那些完全可以背离现实的理论假设就不会被人相信和接受了。
　　其次，如果这个种西瓜的人的地是一年一租的，就象工人的工作合同是一年一签的，那么他很可能会在来年或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租不到地，就象工人失业一样。这时，他不仅没有多余的西瓜可卖，也没有多余的西瓜给子女吃。如果他的子女长大了找不到地种，甚至都不能给他养老。因此，“养儿防老”是有前提的，只有在小农经济时代人口不多，土地较为充足，才能这样做。而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工作机会总是相对不足的，即使得到工作机会，工资也是很低的。因此，除了发展中国家缺乏控制人口的手段外，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很低，其与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无法“养儿防老”不能说是无关的。这时，除了社会保险，还有什么能保证他在年老时能吃上西瓜呢？
　　再次，即使种西瓜的人年轻时始终有地可种，就象日本一些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但是这也不能保证他年轻存的钱够他年老时买西瓜吃，因为谁也预言不了他会活多久，同时也不能保证货币不贬值。如果他活得时间过长，坐吃山空，就很可能遇到他年轻时攒的钱不够用的情况。
　　总之，今天的经济学家要想使自己讲的是寓言，而不是童话，就必须牢记马克思所说的要考虑资本家是否在场或者说要考虑现代生产关系的存在，这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具有最起码的聪慧和段位的标志。
　　如果经济学家还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段位的话，就要学会考虑不确定性的存在，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弱项。
　　例如，张五常就以为“如果风险可以事前被量度，就没有风险可言……不知未来的风险可以交易费用中的讯息费用来处理” 。但是，象买公开摇奖的福利彩票的回报，其风险事前完全可以被量度，但这种不知未来的风险仍然存在，并且不可以用讯息费用来处理。
　　难怪张维迎会把寓言讲成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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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要验证下雨(A)必定有云(B)这个含意（验证A→B），是要以没有云就没有雨(非B→非A)的事实作反证。以没有雨就没有云来验证，是一个很常见的谬误。
　　张五常在这里谈的只是逻辑学上的常识，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弄清出这个常识中云和雨的含义，就指责在谬论中过日子的人何其多也！
　　一九四六年，一个经济学者Lester调查研究波士顿的私营运输公司雇佣驾驶员的政策之后，就直指经济学上大有名堂的“边际生产定律”是错了的。根据经济学的假设，每一个私营企业会设法争取最高的利润，所以在雇佣货车的驾驶员时，在边际上一个驾驶员的生产贡献所值，是会等于他的工资。Lester遍问波士顿的运输公司的主事人，发觉他们往往不管“争取最高利润”为何物，所以就说，边际生产定律是错了：驾驶员的工资，不会等于他们在边际上的生产价值的。在张五常看来，这就是没有雨就没有云的谬误。
　　问题在于，在这里孰是云，孰是雨？
　　从逻辑上讲，边际生产定律只有在私营企业按照经济学的方法来争取最高利润时才会成立，就像雨只有在有云的时候才会下一样。因此，在这里，雨是“边际生产定律”，而云则是“私营企业按照经济学的方法来争取最高利润”。既然私营企业并没有按照经济学的方法来争取最高利润，那么边际生产定律自然就不成立，就像没有云就没有雨一样。因此，犯了逻辑错误的恰恰是的张五常，而不是Lester。
　　由于无法直接证实边际生产定律，张五常只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编造一个白痴的例子，用指桑骂槐的手法，来暗示边际生产定律是有解释能力的。
　　他举例说，有一群白痴，到处建油站，过不了多久，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只有在公路旁建油站的白痴能存在。这些白痴不知自己所为，但留存下来的油站，却刚刚与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不谋而合。假设白痴懂得怎样争取利益虽然是错了，但却准确地推测了白痴建油站在公路旁的行为，这些行为于是就解释了。在张五常看来，说白痴们不知所为，所以油站不会建在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是谬论。
　　显然，他把白痴们明智地争取最大利益作为雨，把油站会建在最有利可图的地方作为云，认为没有雨就没有云是荒谬的。但是，他举例子的目的是要说明经济学关于雨的假设是成立的，因此，他的推理就是要说明有云就有雨。从而，他才是在谬论中过日子的人。
　　实际上，边际生产定律与争取最高利润之间完全不是云和雨的问题。它只不过表明，经济学家只配为资本家宣讲“虚伪的遁词和空话”，并不懂得资本家“业务范围之内所做的事”，连给资本家做一个帐房先生都不合格。
　　这是因为，即使我们不考虑风险的存在，同意经济学家所假定的私营企业会设法争取最高利润的假设。边际生产定律也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一定律的成立，实际上要求边际利润为零。而边际利润为零，则意味着边际的资本投入没有得到回报。除非这时其它所有投资项目的边际利润都是零，否则资本家将会把这些按边际生产定律没有回报的边际资本，拿去投到边际利润大于零的项目上。
　　马克思曾经批评李嘉图，“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实际上，令所谓的利润函数一阶导数等于零也是西方经济学家所知道的唯一的求解利润最大化的方法。但是，这一方法并不是现实中求解利润最大化的方法。
　　因为，这一方法的适用首先要求资本量是无限的，说得严谨一点，就是资本家要恰恰拥有这一方法计算出来的资本量，无论这一资本量的要求有多大多小。倘若用这一方法求解出来的资本量大于资本家能够筹措到的资本量，边际生产定律将无法达成。而如果用这一方法求解出来的资本量小于资本家手头的资本量，经济学家作为不合格的帐房先生将要求资本家闲置这多出来的资本。这意味着，这一方法的适用还要求这个利润函数是唯一的，而且不能复制。也就是说，资本家只能死守一个行业并将一个工厂越办越大，直到边际生产定律成立为止，而不能投资到更多的行业，多办几个规模适度的工厂，以避开边际生产定律的成立而获得更大的利润。
　　在这里，对西方经济学家及其推崇的边际生产定律来说，最直接而致命的问题是，边际生产定律的成立意味着“利润率”不是最大化的。而在现实的问题中，资本量都是有限的，而在有限的资本量的情况下，要使利润最大，就必须追求利润率的最大化，而不是追求所谓的利润函数的最大值。
　　因此，不必在那里翻云覆雨，我们都能清楚地表明，如果现实中的私营企业真的会设法争取最高利润的话，那么边际生产定律就一定是不能成立的。西方经济学史上著名的边际“革命”，只不过是“文革”那样的闹剧。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推出边际革命和边际生产定律时，并不在意资本家的利润有没有最大化。这是因为，资本家原本也不指望经济学家懂得业务范围内的事，他们需要的只是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那么边际生产定律中的虚伪的遁词和空话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驾驶员的工资，等于他们在边际上的生产价值的。经济学家试图以此表明，资本没有剥削，工人们得到了他们所产出的全部。
　　但是，张五常无意中却暴露了这一遁词和空话的实质是，“在边际上一个驾驶员的生产贡献所值，是会等于他的工资。”这就是说，工人的工资有多高，他的生产贡献所值就有多大，而不是相反。因此，经济学家歪曲了边际生产定律的原意，它原本是要求提高工人的工资的。
　　田国强教授说，“要想国家富强，一定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由于世界上找不到任何富裕，但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如果这一逻辑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田国强更应该这样说，要想国家富强，一定要大大提高工人的工资。这是由于市场经济在富裕和贫穷的国家里都可以找到，但工人的高工资却只在富裕国家才找得到。
　　但是，即使在边际上，即最后一个被雇佣的工人的工资等于生产贡献所值，而在边际内，即其他大量的已被雇佣的工人的工资仍然会低于生产贡献所值。因此，资本仍然在剥削工人。

转自：http://www.sg.pku.edu.cn/yubin/letter/t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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