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环境和历史时期，人们对虚无主义的理解并不相同。最早在哲学上应用“虚无主义”一词的是德国宗教哲学家雅各比。在《父与子》中，屠格涅夫塑造的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使得这一词语广为流行。尼采从价值论的意义上把西方传统道德伦理的超验价值基础之崩塌称为虚无主义，其振聋发聩之言是“上帝死了”。海德格尔则从存在论的意义上把存在之遗忘视为虚无主义。施特劳斯进而把德国虚无主义理解为摧毁当今世界及其潜能的欲望或对文明本身的拒斥。

　　虚无主义批判思想的判定标准

　　判定某位学者是否有虚无主义批判思想的标准有两种：一种是从其理论文本中查找有无虚无主义的范畴;另一种是看其文本中是否涉及虚无主义的实质和主题。从第一种标准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很少像屠格涅夫、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那样直接运用虚无主义这一术语探讨问题，似乎与虚无主义关系不大。从第二种标准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涉及的主题包括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钝化、历史目的的丧失、文化的媚俗、灵魂的物化、无根性、平庸化、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极权主义等，这些问题的实质牵扯到我们的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无疑是虚无主义批判的话题。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虚无主义批判是马克思相关思想的延续。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文化是利己主义的、纯粹金钱关系性质的文化样式，它消解传统，拒绝超验的神圣和永恒，反对并嘲笑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马克思这样刻画资本主义的精神本质：“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正如伯曼所指出的，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虚无主义力量，马克思的理解要比尼采深刻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承接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的批判，并结合时代的新特征予以阐发。

　　西方马克思主义虚无主义批判主题的多样化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认为，商品拜物教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有问题，物化意识力求把资本主义经济学规律科学化和永久化，人性的东西屈从于可计算性、合理化、机械化的原则，心灵的能力屈从于物化形式的商品关系。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认为，在资本的绝对支配之下，消费者从身体到灵魂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钳制。作为文化商品，电影、广播、电视和杂志与其他商品并没有质的不同，不负责给生活提供有意义的解释;而作为技术合理性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大众文化把消费者图式化，模仿取代了精神创造，普遍性取代了特殊性。

　　马尔库塞强调，发达工业社会的总体性和同一性操纵和控制了人们的反抗意识和否定力量，技术和效率压抑了人的自由和自然需要，拒绝和颠覆的有效社会力量弱化，否定性思维的力量日益枯竭，人失去内在的超越性，逗留于经验世界和实证主义，囚居在技术统治的逻辑范围之内，自然丧失其神秘性和有机整体性，沦为理论与实践的单纯材料。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指出，现代人的全面异化造成生活目标和意义的丧失，人们的自我迷失表现为生存的遗忘，理性的绝对权威控制和压抑了日常生活，他强调生命的意义和感性的解放。

　　不难发现，尽管理论偏好不同，但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资本主义的虚无主义力量持否定态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虚无主义根源的剖析

　　通过三种不同的思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虚无主义的根源进行了剖析。

　　一是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角度寻求最终答案。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是商品关系的结构，自律性的物化结构决定性地支配着人的意识，分工则加强了物化意识结构。因此，虚无主义和拜物教是同一问题的两面，而拜物教是商品生产的逻辑后果。其他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对异化结构和资本逻辑支配观念世界的剖析。

　　二是从主体和理性的误用角度进行探析。列斐伏尔说：“现代性的主体主义的最后一种形式自然就是虚无主义。”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理性祛除神话，诱使人们供奉现代科学的公式和规则，放弃对任何意义的探求，弃绝原因与动机等旧形而上学的理论偶像，消解神秘性和超验性，并与压迫、控制、恐怖、焦虑相牵连，必然导致虚无主义。

　　三是从工业和技术的角度解释根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认，工业化造成人的灵魂的物化。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它是阻碍人们全面实现自己的羁绊，造成人们精神上的孤独和生活意义的丧失，工业文明的一体化的统治是压抑和控制人的爱欲本能的异己力量。

　　西方马克思主义治疗虚无主义的药方

　　卢卡奇提出，用抽象的规律解释事实，还不是对现实的认识，无产阶级必须把资本主义的孤立事实放在历史发展的总体背景下理解，重建总体性的辩证法，才能达到具体的总体，进而用阶级意识对抗物化意识。霍克海默侧重用批判理性取代工具理性的统治，力求把人从工具化、符号化、合理化的技术世界解放出来，重建人的自主性和价值观。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主张非同一性和绝对否定。在他看来，“虚无是抽象的顶点，而抽象是可恶的事情”。同一性的暴力强制源自抽象的原则，它压抑个体的自由，阻碍我们从干瘪的概念回到丰满的事物本身。

　　马尔库塞主张依靠学生、知识分子、边缘群体等革命主体的“大拒绝”形式反抗资本主义的人性异化和精神压迫，实现具有审美和道德性质的乌托邦。所谓“大拒绝”，就是拒绝对专制统治的服从，它是不同于议会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总体革命，包括文化革命和本能结构的革命。1968年以法国的“五月风暴”为标志的新左派运动是这一理论的政治形式。弗洛姆强调进行心理革命，通过培育爱的关系克服孤独感，恢复人性，摆脱落入经济目的的工具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虚无主义批判的命运

　　实证主义者对付虚无主义的方式是让自己忙起来，忘记虚无的存在，或者把感性欲望的满足确定为意义本身，由此导致对物欲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金钱主义的信奉，并更深地陷入虚无主义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力图揭穿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生活病症的真相，对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力量及其造成的道德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深渊之描述和诊断不乏深刻之处。但是，他们的理论立场总体上是伦理学的人道主义或艺术与审美救赎的浪漫主义，因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他们虽然看到了商品逻辑对精神生活的支配性作用，但又把虚无主义归罪于主体性、工具理性与现代科技，把主体性、工具理性、现代科技与精神生活对立起来，似乎技术的使用本身必然导致道德的衰落，工业化必然伴随着虚无主义，这就混淆了经济制度与生产力、文化观念的差异和不同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使得理性和科技的使用走向片面，进而影响和控制人的精神世界。虚无主义不是理性和科技本身的罪过，更不是人的心理和本性问题。把虚无主义视为人类永远无法摆脱之枷锁的悲观主义的主要问题在于找错了原因，所以才看不到出路。

　　对于现代化全面展开的中国，如何避免资本的殖民和精神家园的沦陷，如何辩证对待中国文化传统并实现现代转化，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不仅可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虚无主义批判中汲取精髓，而且能够从反思其中存在的偏颇与不足获得重要的启示。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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