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纪律，不成政党。制定了纪律和规矩却不严守，那必定是做不了大事、没有前途的政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最核心的纪律和规矩，就是规范党员干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它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和规矩的基础，称其为党内政治生活带电的“高压线”，毫不为过。我们党90多年艰难曲折的奋斗，可以说正是靠着它走过来的。

　　我们党成立伊始，就强调立规矩、讲纪律。1922年在上海召开二大的时候，尽管全国只有195名党员，但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便专列“纪律”一章，计九条。其中规定，各地党的组织“不得自定政策”，凡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各地党组织不得违背中央立场“单独发表意见”，“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则必须开除党籍。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党章，严明政治纪律，立下这些规矩，使党和那些只在口头或书案上讲讲马克思主义的松散学术团体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当时，确实有些人，包括曾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甚至参加筹备建党的一些社会名人，受不了这些纪律和规矩，先后离开了党，或被党开除了党籍，但党的队伍更加生机勃勃。此后大约不到5年时间党员就超过5万人，由此迎来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大革命失败前夕召开的党的五大，面对危急的形势明确提出：“宜重视政治纪律”。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陷入生死存亡之境，叛变者有之，不听招呼者有之，消极动摇者有之，在党内另立派别者也有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强化信念和纪律、维护党的团结、提高战斗力，至关重要。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亲自主持了一场入党仪式，在他确定的24个字的入党誓词中，便有“服从纪律”这四个字。这份入党誓词后来虽几经调整和修改，但“服从纪律”这条意思仍保留至今，最新的誓词表述是“严守党的纪律”。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创设了人民军队的基本纪律，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第一条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讲的就是政治纪律。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对党和红军内部存在的不讲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对削弱党的战斗力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对不执行党的决议、不开展正确的党内批评的非组织化观点，对小团体主义和享乐主义，制定了切实有效的反对措施。正是靠着这样的纪律和规矩，我们党走出绝境，重新形成了红红火火的局面。哪怕是后来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我们党再次陷入绝境，也依然靠着这些纪律和规矩所形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走过了千难万险的长征之路。

　　延安整风初期，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意思是党的建设，既要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来指导，也要靠铁的纪律来约束。为什么讲这个话?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搞宗派主义，既排外，又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视纪律为“霸道”，是强调其刚性约束，党员干部必须有敬畏之心，不敬畏，就不会去认真遵守，就会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1942年普遍整风开始后，毛泽东同志又讲：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就是“认真”，就是“霸道”。对纪律和规矩心存敬畏，才可能形成自觉。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通过坦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风党纪建设上形成了一种广泛的自觉，克服了多年形成的宗派和山头现象，使全党在新的高度上实现团结和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延安整风是提出和推进党的建设这项伟大工程的里程碑。

　　西柏坡是我们党在农村的最后一个指挥所，但同样是严纪律、立规矩的地方。1948年，解放战争开始打得比较顺利时，党内无纪律倾向有所抬头，作决策不请示报告的情况屡有发生。毛泽东同志对此高度警觉，要求全党“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会议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地、真实地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随后，即将进入北平时，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又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确定了必须遵循的“六条规定”。这些做法，对我们党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进而顺利地转变为在全国执政的执政党，有着重大意义。习近平同志2013年7月到西柏坡视察时，敏锐地点出了这个意义。他在当年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屋子里与人们座谈时说：“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

　　历史就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成为在今天依然执政并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上海、井冈山、延安、西柏坡、北京，这些立规矩的地方，都成为醒目的路标，上面都写着“纪律”二字;每一段行程的跨越，靠的是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

　　当然，历史也曾告诉我们一些反面教训。“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等人搞团团伙伙，结派营私，不少地方和部门则大闹派性，各行其是，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乱源。为此，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为了让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重新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二是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邓小平同志在开创新道路的过程中更是反复强调，我们党要团结和组织起来，“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我们党正是靠这样的政治优势，走过了30多年不平凡的改革开放历程。

　　回顾历史，是为了今天。我们党今天面临着“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怎样应对，需要深思。在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面前，一些党员干部精神松懈，不以为然，违规违纪的情况不在少数。不严明政治纪律，不树立规矩意识，就会迷失方向、损毁形象、失去力量，要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谈何容易，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王道”更为艰难。因此，以猛药去疴、壮士断腕的决心从严治党，非严明纪律这条“霸道”不可。我们党靠着纪律和规矩，一路走来;必须靠着纪律和规矩，才能一路走好。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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