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钢琴家傅聪走了，网上评价为何两极化？

后  沙

　　当地时间28日，据奥地利音乐频道消息：英国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于当日在英国伦敦去世，享年86岁。

　　在27日，傅聪的学生、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教授孔嘉宁发文透露，“傅先生已经住院两周，希望他能挺过来。”当时，傅聪夫人卓一龙已经出院，但傅聪本人住院两周还没有用到呼吸机。孔嘉宁理解为傅聪身体机能很不错，希望他能挺过来。但很不幸，傅聪还是在英国疫情失控的寒冬里走了。

　　伦敦已经“封城”，英国也被“封国”，傅聪葬礼将会非常简化，他的弟弟傅敏一家也表示暂时不会前往伦敦，下一步该怎么做还在商量中。

　　今天，许多人的朋友圈都被“傅聪去世”刷屏，为这位钢琴家的离开而感到惋惜。当然，也有不少人顺势大作文章，混淆了时间轴，将傅聪形容成一位“受迫害者”;还有人就是跟风，提高一下自己在朋友圈里的“艺术品味”。

　　如果仅仅从艺术角度哀悼傅聪，对这位86岁老人给予一些溢美之辞，都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事实上，哪里有什么单纯的艺术?许多纪念傅聪的人，并不是因为钢琴，而是因为他是傅雷的儿子，因为《傅雷家书》。

　　反感傅聪的网友也是大有人在，认为他是不忠不孝的叛逃者，因此对他的评价也出现了两极化现象。

　　为了一位86岁的英国钢琴家去世而在网上争吵值得吗?当然是有价值的，否则，到处是鸡汤的话，又如何能让人更全面了解傅聪呢?

　　跟当年出版《傅雷家书》时一样，当涉及到傅聪时，他1958年底私自去英国的事情就无法绕开。后来有关部门对此事做了“妥善”处理，傅聪“情有可原”，国家要给他“慈母般的关怀”，简单说就是原谅他，将叛逃改为出走。

　　这样傅聪1979年回国演出，《傅雷家书》在1981年出版，1982年傅聪任教中央音乐学院才能顺利进行。

　　然而，傅聪这辈子就算到了生命终点，人们对他热议纷纷时，还是无法绕开1958年去英国这件事。

　　傅聪是不是叛逃者?如果你认为是，那么就有一些人来指责你，并扣帽子。

　　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正是西方一开始就将傅聪定义为叛逃者，1958年12月傅聪从波兰华沙逃到英国时，此事早就远远超出了艺术范围，变成了西方媒体口中的一场“政治胜利”。

　　1959年1月7日，美国合众新闻社在报道此事时，标题就是《中国钢琴家傅聪叛逃伦敦》，在当时，西方主流媒体都是如此定义此事。这些不是什么分析或推测，而是历史原件。

　　这时傅聪还仅仅是一位钢琴家吗?他是西方攻击中国的一件舆论工具。在那个时代，东西方阵营高度对立，西方“得到”傅聪当然要大肆宣传。

　　傅雷是从朋友带来的《参考消息》上才得知傅聪叛逃事件，精神几乎当场崩溃。

　　傅雷之前为什么给在波兰的儿子写这么多长篇家书?就是因为对傅聪不放心，怕他犯错，给国家丢脸，但没有想到傅聪犯下的错远远超出他的想像。

　　傅雷曾跟好友楼适夷说过，傅聪在波兰留学并拿奖(1955年3月获“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才21岁)，艺术上已有成就，前途无忧，不放心的就是傅聪意志薄弱，骄傲起来后可能犯错误。

　　因此傅雷给傅聪写的信有不少是万言长文，为什么家书会这么长?傅雷要给他讲政策、传达指示、报道国家各条战线上的新成绩、鼓励孩子提高思想水平、严谨做人、刻苦学习……有的还请好友楼适夷过目提意见。

　　而《傅雷家书》出版后，最长的书信也不过7千多字。因为1980年傅聪给三联书店负责人范用寄来的是经过傅聪选择后的书信复印件。

　　傅聪去英国后，写信向父亲发誓：1、不加入英国国籍。2、不去台湾。3、不说不做不利于祖国事情。

　　1961年傅雷这位“凑数右派”(他是上海市的右派，不是全国性的)摘帽，这说明傅聪事件并没有牵连傅雷。

　　傅雷1959年给傅聪写信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不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的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但1964年傅聪就申请加入英国籍。还在记者会说自己是为了“避免体力劳动伤害手指而留居英国”，后来他承认自己向外国人说了假话，但这是迫不得已。

　　傅聪入籍英国，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傅雷的精神，一怒之下，傅雷中断了与儿子的通信，他写道：再彻底的谅解也减除不了我们沉重的心情。民族自尊心受了伤害，非短时期内所能平复。

　　直到半年后，在多方劝说下，傅雷才再一次原谅了傅聪，恢复了通信。1966年9月初傅雷夫妇在受到冲击后，精神上不堪重负，双双自杀。

　　1979年，中国艺术教育考察团抵达英国访问，傅聪联系到考察团，主动表示要回国做一点工作，称不怕因生活条件不好而吃苦。

　　傅聪的态度得到了国家的谅解，这才有了对他“叛逃事件”的重新定义，也为他重返中国去掉了最大的障碍。

　　从生活上来说，傅聪1954年去了波兰学琴到入籍英国之后，一直过着非常精致舒适的生活，他第一任妻子是美国音乐家耶胡迪.梅纽因(俄裔)的女儿弥拉。

　　1981年傅聪再次回到中国，当时的代理文化部长周巍峙与他见面，询问是否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傅聪说，黄宾虹先生送给他父亲傅雷一些字画，他想带到英国去，但海关不允许。周巍峙帮傅聪得到了免检待遇，傅聪才顺利地将这些值钱的字画带走。

　　1982年12月16日，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仪式正式聘请傅聪为钢琴系兼职教授。

　　至此为止，其实傅聪的“污点”已经算是不了了之，他也一直没有正面表态。

　　在晚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傅聪对往事进行了回应：百年以后人家怎么说我，反正我也管不了，身后名利的事情，顾不上这些，无所谓。

　　至于他出逃英国事件的细节，可能永远是个谜团，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个人在波兰根本无法完成这个计划。

　　傅聪应当说是过分追求个人利益，精致到极度自私，主观上或许他并不想伤害国家和他的父亲，但从西方媒体当年的兴奋看，客观上他起到了西方本身起不到的作用。

　　人走了，对个人来说，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但从网上反映来看，傅聪不可能以一个单纯的钢琴家而存在，因为这个名字永远与傅雷的悲剧联系在一起，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如果没有英国疫情失控，傅聪或许还能为音乐事业作贡献，他的国家的防疫表现确实令人失望，许多80多岁老人，从一开始就真的被放弃了。

　　关于傅聪还有很多故事，既然逝者已逝，那便就此打住，毕竟，他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反华分子，不过，也不必捧得太高。

　　从西方舆论当年为“傅聪事件”欢呼雀跃的表现看，有一句话是不会错的：

　　艺术无国界，但艺术家有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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