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有个安陆，在省会武汉的西北方向，位于随州与孝感之间。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了这里。

　　一方面，它们在屠戮中国人民。据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社会处和统计室1946年2月统计，日寇在安陆滥杀无辜民众，造成伤亡7302人，其男4358人，女2663人，幼童122人。

　　有个叫“陈骇大”的孩子，即得名于此。

　　1939年4月10日，驻雷公店据点的日军小队长南田，带领40多个鬼子和伪军下乡“扫荡”，在罗堰坦冲随意屠杀中国老百姓。上到65岁的老人，下到两岁的孩子，鬼子在这里共杀害28名中国人，其中儿童7人，杀绝了两户人家。

　　湖北安陆罗堰坦惨案受害者名单

　　陈家冲来此避难的农民陈必强和他妻子盛氏，还有他们一个三岁，一个两岁的女儿被杀。8岁的儿子陈得资和5岁的女儿陈么吓晕倒了，被压在家人的尸体下面。堂叔陈必汉来收尸时，才把小姐弟俩扒出来，为不忘这深仇大恨，给小得资改名叫“陈骇大”。

　　既要杀人，更要诛心，所以日军又在安陆搞所谓的“亲善教育”。简单说就是给你放糖豆，让你感恩戴德，成为它们的奴隶。

　　鬼子那也是很鬼聪明的，安陆当时有两所初级中学，一个男中，一个女中，日军派来了一些特殊老师，它们干什么呢？

　　比如男校有个叫后藤竹二的日本“老师”，26岁的日军二等兵，日本东京人，高等商业学校学生。能讲中国话，是“宣抚班”的翻译，著名的特务和屠夫，说话常常带着冷笑，又常穿便衣在城内巡回侦察。

　　奴化教育

　　所谓“宣抚班”，就是日军特务机关下属，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宣传战”的组织。主要是日军和汉奸中，有较高文化水平者，汉奸多是招募而来，待遇很高，吃喝住行都比照日军。这方面，日本是有传统的，只要肯替大泥轰蝗军洗地，越是腥臭的地方，用舌头舔得越干净，蝗军是不会亏待的！

　　这个后藤“老师”，不管到哪儿，都佩着刺刀，每次抽出来总沾有血渍，中国学生有胆子大的问它，怎么有血啊？这家伙也毫不隐讳，直接告诉学生，就是杀你们中国人的！

　　它最喜欢结交学生，口袋里经常装着糖果，可以随时散发。

　　发糖？

　　你没看错，这真的是日本侵略者最常见的“亲善”秘技，从南到北，日军的各种宣抚班，走到哪里，都要携带大量的糖果。

　　鬼子给中国孩子发糖

　　一个叫张成德的中国人，在奉天（今辽宁沈阳）的“日满书院”学了两年日语，抗战爆发后，就被招募到一支沿着山东胶济铁路进行侵略活动的宣抚班中。他回忆说：

　　“警备队‘讨伐’或大扫荡时，宣抚班要随军做‘宣抚’工作，有专人背着传单和大盒牛奶糖，有时间就召集群众开会，散发传单，还发牛奶糖。”

　　请大家注意了啊！

　　蝗军发的可是牛奶糖，这就怪不得某些知名中国作家能记一辈子，现在还在感谢“一块糖”的恩典，因为他们有奶便是娘啊！

　　一手刺刀，一手奶糖，效果如何呢？有朋友也许不理解，为啥不能两手奶糖，岂不是效果更好？

　　汉奸组织‘’北平妇女慰劳队

　　殊不知这叫软硬兼施，美国人叫“胡萝卜大棒”，侵略者越是和中国学生宣扬它们屠杀中国人的“武德”，学生越容易感恩戴德亲近它，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本来可以杀我，但是它没杀我还给我糖，真是对我太好了，甚至从中感受到自己的特别，我和其他中国人是不一样的，于是就身心相许，“深深爱上了洋爸爸”。

　　所以这个后藤走的时候，中国学生已经是哭得一塌糊涂，不依不舍了。

　　这些日本“老师”都给中国学生“宣抚”些什么呢？

　　正好一个叫贾万海的山西小商人，有这方面的日记。1938年4月19日，迫于生计的贾万海，被阳曲县大牛站的伪村长介绍到太原，接受宣抚班培训教育。也就是要领日本人的津贴，享受一番之后，再洗个脑，作为“种子选手”，配合日军的武化侵略，进行文化侵略。

　　所谓的“王道乐土”

　　怎么洗脑的呢？

　　第一个日本人向他们讲，“满洲国”出产着许多农产物的改良种子，而且耕种不用牲畜，尽用机器，一点儿不费力，将来中国被蝗军征服后，也可以变成那样。

　　第二个日本人讲中国可怜得很，只有一种单线的铁路，日本国家却非常阔气，有复线的，有复复线的，有四线的，更有六线的，将来要请他们到东京玩游观景，不花钱，继续深造学习，还会有高阶培训班，金票、美食和花姑娘，大大的有！

　　说这么热闹，唾沫星子乱飞，啥意思呢？

　　最后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叫大家爱护蝗军重兵把守，却被八路军和沿线群众屡次破坏的同蒲铁路，不要让过路的人在铁路附近走，不要在铁路附近五里之内，种高茎的庄稼，只可以种山药蛋，豆子，因为恐怕“匪徒”藏在里面劫车。

　　宣抚班的日本鬼子和中国汉奸

　　忽悠差不多了，第三个日本人就开始直奔主题，传授作汉奸工作的方法了。

　　对于这些无知的贪图小利的小商人，或者地痞流氓，或者抽大烟的，还有些无行文人，日本特务机关的“老师”唾沫星子乱飞，说它们侵略中国的目的，其实非常单纯而善良，就是想让中国也和它们的日本一样，成为一个“美丽”的国家。

　　这些花言巧语能骗住多少中国人呢？

　　贾万海在课后的日记中，写道：

　　“这是日本鬼子欺骗人民的手段！日军开走的时候，前几天就往附近村里拉毛驴，拉骡马，要猪羊，打鸡子，找鸡蛋，烧桌椅，板凳，门窗，打人杀人……

　　见心爱的东西，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如拿不了就损坏，见了好姑娘、媳妇，把男人赶出外边，把门锁上，随他自便……”

　　日军暴行

　　日本鬼子真当中国人民傻啊？除了极个别坏了良心，见利忘义，数典忘祖的坏种，稍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会上它们的当！

　　这个专门培训汉奸的亲善教育班，连贾万海这个没受过什么教育，曾经贪图小利的小商人都欺骗不了，你们叽叽歪歪好几天了，也得容我把在心头压了很久的话，痛快地说出来，哪怕只是私下里吐槽你们这帮畜生。我读书少，我无知，但我的眼睛还没有瞎，你们管这叫“美丽”？

　　去它码嘀！

　　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人上当受骗，从此爱上“美丽”的大泥轰，希望未来中国也能如此“美丽”的“中国人”呢？

　　当然有了，比如以下这几篇：

　　看脱衣舞，都能看出美学和文化的女作家，写出来的《东京一年》；三句不离“规则”、“平等”老本行的著名法学教授，写出来的《日本法官为什么从不腐败》；柿油皿煮整天吹的著名媒体评论员，写出来的《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因为“日本占领东北，让东北人民生活显著提升”，“南京大屠杀疑点重重，死伤难免”，“我们的游击战争导致了日本的‘三光’政策”；还有整天动辄叽歪中国这问题、那毛病的著名记者，开出的“救国良方”，叫《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还有入选“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的诗人，写出来的《从日本核电事故看人类生态良知的复苏》……

　　您还别觉得尴尬，有位署名“俞林昌”的记者，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份叫《胜利》的报刊里，写了篇《加紧肃清文化汉奸》的文章，给了这些人一个准确定义：

　　“故意发生过左的反政府抗战沦调及过右的和平妥协主张，以博取一部分愚民之同情，甚至有意或无意的宣传沦陷区域的幸福，引人自投陷井。”

　　受审的周作人

　　大家品味下，是不是还有那味道？

　　当年“头号文化汉奸”周作人曾有一篇文章，叫《怀东京》。里面有句话，很适合现在同样仍在领日本津贴，参加日本培训班的作家、记者、法学家、评论员和诗人：

　　“在生我的国里，反成为无家的人了。

　　没有人能知道罢？

　　将故乡看作外国的我的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