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海军上尉顾宗炎

编者按：顾宗炎1937年8月生，高级工程师，工程研究所副总工程师。中学先后就读于江苏省立泰州中学、镇江中学，1954年高中毕业参军，保送大连第二海军学校(即现在的武汉海军工程大学)造船系学习，1959年毕业进入海军科研部门工作。20世纪50年代后期，参加我国第一次自行设计“032”型潜艇工作。1965年随单位集体转业后继续从事海军装备科研工作，转业前军衔为上尉。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一九研究所，他长期从事海军潜艇的科学研究、设计、建造、试验和管理等工作。1969年5月至10月，他担任“092”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初步设计技术负责人，编写了“092”初步设计报告书并在全所大会上作汇报。他曾任总体研究设计组负责人之一和某艇试验队副队长，参加了获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的首艘核潜艇研制全过程。他还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当代中国》画报特约记者、《发现》杂志社特约记者、副理事长、国防科工委全国军用“人—机—环境”系统工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和中国《核潜艇史料集》副主编。他共发表论文和文章百余篇，撰写的多篇论文曾获奖，其中有两篇在2001年11月获“新世纪优秀学术成果奖”二等奖，入选2001年中国经济出版社的《中国当代思想宝库》。为了弘扬核潜艇精神，陈晋南修改完善了第一代核潜艇研制工作的亲历者顾宗炎同志于2011年和2014年写的回忆文章，补充了陈右铭、核潜艇和选自《顾宗炎文集》中的照片，特此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1954年大连海滨，左起：董祖舜、范淳生、顾宗炎

1956年，海校学员顾宗炎于大连海滨留影

1960年1月大连二海校造船系五期毕业生的合影，后排左起第4人为顾宗炎

1964年，顾宗炎伏案工作留影

核潜艇研制中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核潜艇精神，是军工文化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也是719所的所训。

1959年10月，毛主席发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号召。在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萧劲光、刘华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和指导下，在广大科技人员、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的奋力拼搏下，我国核潜艇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65年3月核潜艇工程正式上马到1974年8月首艇交付海军服役，仅用了短短的9年，这是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奇迹之一。

我是一名科技人员，曾任总体所总体设计组副组长。1965年开始，我参加了第一代核潜艇战术技术指标论证、总体设计、建造、试验和试航全过程。我与首制艇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至1988年，我又参加了第一艘核潜艇中修的全过程，担任总体所试验队副队长。我还曾担任《核潜艇史料集》副主编。这一经历使我深感荣幸，回忆四十多年前那些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下面我以亲身经历的首艇研制过程，回忆这一巨大工程的一个很小的局部情况，供读者参考。

一、核潜艇首艇论证与设计

我国核潜艇的研制是在常规潜艇仿制和自行设计的基础上进行的。

我1959年底从二海校(现名海军工程大学)造船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海军科研部第一研究所工作，得到所领导老红军夏前远政委、留苏生夏桐副所长的接见和谈话。当时所里有五位苏联专家，领导指定我向其中一位学习潜艇设计。1960年8月，苏联专家撤离回国。10月，为缩短战线，领导决定有关人员去大连与船舶设计院六室合并办公。军民混合编制，1961年6月国防部七院成立后改名一所二室，其后都换上了黄军装，从事某潜艇仿制工作及常规潜艇自行论证、设计工作。主要技术领导人是尤子平。

1965年1月31日，701所12室驻大连造船厂工作组合影，尤子平主任(前排中)，顾宗炎(后排中)

1965年3月20日，中央决定核潜艇研制正式上马，6月12日上级决定以七院一所二室为基础，组建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并立即搬迁至葫芦岛。6月，中央决定部院合并，七院集体转业。转业前我的军衔为上尉，我真舍不得穿了十多年的军装，可是军令难违，只得服从。

大连是个美丽的城市，我们工作、居住条件也不错，在这里工作的南方人也都满意。我们当时都知道葫芦岛荒凉、气候恶劣，主副食品供应差……但当传达上级决定后，人人表态，为了建设强大的海军，实现“强国梦”，响应党的号召，坚决服从上级命令，个人利益服从国家需要，立即做好了搬迁准备，320多人很快就由大连搬迁到葫芦岛望海寺。还有一些同志及大、中专毕业生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调到葫芦岛719所，总人数达439人之多。1965年10月6日，七院院长于笑虹参加建所大会，标志总体所正式成立。总体所首任所长夏桐，副所长王诚善、宋文荣，副总工程师黄旭华、尤子平。

初到葫芦岛的印象是风沙大，冬天雪大奇冷，当时流传的顺口溜是：“葫芦岛，葫芦岛，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兔子狐狸满山跑”“葫芦岛一年刮两次大风，一次刮半年”。当时岛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是很苦的。大部分供应粗粮苞米面、高粱米(大米、面粉很少)，南方人吃不惯粗粮，只好利用出差南方的机会买回一些大米、猪肉等，出差回岛时个个都背着很沉重的包。有的穿着黑色工作棉袄(与现在的所服，漂亮的西服无法相比)，路人绝不会想到这些“黑帮”会是从事国防尖端工程的科研人员。食油每月3两(其他省5两，人们戏称当政者为“陈3两”)，猪肉有时连每月500克定量供应的也保证不了，后来领导设法从秦皇岛罐头厂买来一些边角余料分给大家，很受欢迎。星期天要借个手推车去买煤、木柴，还得劈柴才能解决烧饭的燃料。蔬菜品种少，冬季来临前要挖菜窖储存大白菜、萝卜、土豆，以便能吃一个冬季。

当时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办公大楼建成前就挤在两座小楼的小房子里搞设计。当时计算工具用过算盘、计算尺、电动计算器(噪声大)，后来才用上电子计算器、笨重的计算机，绘图都是手工完成，科研设施相当落后。家属宿舍少，有些人只能暂时两地分居，我就住过单身宿舍一段时间，双层床，住得拥挤。

面对极其艰苦的条件，全所同志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不计得失，热火朝天地开展核潜艇的研究设计工作。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掀起夺权风，所临时党委被造反派“夺权”瘫痪，“工宣队”“军宣队”先后进所，所级领导被批斗，有的戴高帽游街，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室、组干部遭撤换，科研秩序大乱，规章制度松懈，对首制艇技术设计准备工作及设计质量造成很大影响。1967年8月30日，中央军委发出针对核潜艇工程的《特别公函》，要求各单位保质保量完成核潜艇研制任务。其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由于我国科研、工业基础薄弱，核潜艇设计是开拓性工作，要“摸着石头过河”，且河中间水很深，需冒险泅渡，也有人比喻为要“蹚过雷区”，要不断排除地雷才能前进。

首艇设计工作任务重，时间紧，经常挑灯夜战，加班加点。夜深了，发点面包充饥，从无加班费，大家也毫无怨言。那时科研人员的待遇与现在有天壤之别，每月60.5元的低工资二十年不变。现在的科研人员干几年就能买得起房子、汽车，我们那时想都不敢想，连自行车都很少有人买得起。我们这批老科技人员因退休早，退休金低，大部分只能住旧房，骑自行车，我们是奉献的一代，无怨无悔，一代更比一代强，说明时代进步了。骑自行车有利于我们锻炼身体和环境保护，这是我们又一贡献。

总体所先后完成了攻击型核潜艇方案论证和设计(1965.6-8);初步设计(1966.8-11);技术设计(1967.8-1968.3)和施工设计(1968.6-1970.6)。其中施工设计图纸、文件共约9200项，工作量很大。总体所的设计工作有力地保证了总装厂按计划开工建造。

1964年大连，12室战友们研究大型潜艇在太平洋的作战价值留影，左起：杨学宁、顾宗炎、王运辉、朱世荣

二、核潜艇首艇建造与系泊试验

建造阶段总装厂工作量最大，总体所、设备厂、所派出工作组配合建造工作，协助解决有关技术问题。总装厂的主要技术领导为侯君柱、王荣生等人。驻厂总军事代表为孟庆宁。

实艇建造前，在总装厂建了一个1:1的模型艇，目的是提高施工设计图纸质量，避免返工浪费。模型艇由总体所设计(1967.4-1968.6)，总装厂建造(1968.4-1970.4)。我曾参加前辅机舱综合平衡，确定各设备、配电盘等及开孔、主要电缆、管路的定位。就像布置住房中家具、电气设备等一样，摆来摆去，找出最合适最满意的布置方案。艇上舱室布置与此类似，只是设备更多、更复杂些。由设计、建造、使用及军代表三方人员参加协调确定，舱室布置要满足各种设备和附件对性能、操作、维修的要求，使用方便，有足够维修空间，并要与开孔、电缆布设、管路走向相协调。

首艇于1968年开工建造;1969年上船台(龙骨奠基);1970年总体试水，同年设备、系统安装、下水。

“文革”期间有知识分子轮流下放劳动锻炼的规定。在1970年首艇设备、系统安装最紧张的阶段，我主动要求去船厂劳动，亲身体验了造船工人艰辛的体力劳动生活，这段经历使我终身受益。当时分配在铜工车间跟随宋老师傅当一名“管子工”。亲身参加后辅机舱多个系统、附件的制作、安装、试验。船台上的吊车很忙，为了赶进度，有时要把沉重的管子扛到高高船台上的船舱里。我们设计一个系统工作量已经不小，而制作、安装工作量更大，有数百上千倍。这使我们在设计中更加精心追求高质量，深知如返工将带来人工、时间的巨大浪费，如质量不好还将给未来的航行训练、作战带来安全隐患。

铜工车间要承担全艇一百多个系统的制作、安装、试验，工作量之大超出我的想象。每根重要的管路都经历“三上三下”的过程。比如我亲历后辅机舱底层一根海水冷却大直径铜管的全部制作、安装、试验过程，该管为双曲面弯曲，难度很大。首先要在实艇上制作“样棒”;然后回车间制作管路，要下料、充沙、热弯、装上附件、试压……;上艇试装，如合适，拆下返回车间;管路清洗、打磨修整;再上实艇上安装就位。我和工人们关系融洽，老工人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刻苦耐劳，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核潜艇的成功不能忘记一线工人的巨大贡献。

经过设备、系统完成繁重的安装任务后，1970年12月26日，首制艇在总装厂胜利下水，艇拖出船体车间、经浮筏过渡进入船坞中，准备系泊试验。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发了贺电。

该艇1971年进行了系泊试验。系泊试验阶段对全艇由数千台设备、仪表，数万件阀门、开关组成的一百多个系统反复进行调试，试验共六百多项。这阶段暴露的技术问题、故障最多，通过设计、制造和海军三方代表协商后解决了大量复杂的问题和故障。

我所试验队长陈春树很重视随时总结经验，他要求我搜集、整理各专业出现的技术问题、故障、原因分析、如何解决的，我汇编出几大本“汇集”归档，这对后续艇避免出现类似问题、顺利解决是很有用的资料。我所一回路专业的洪鼎铭、杨秀明，武备专业的杨学宁，船舶系统专业的黄永铭等解决了很多技术问题。

三、核潜艇首艇航行试验

1971年5月，海军主持召开试航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试航领导小组。组长：北海舰队司令员马忠全。副组长：核潜艇办公室主任陈右铭、舰队副参谋长孙寄尘、旅顺基地副司令员高诗荣。该会布置落实试航组织和计划，由陈右铭、孙寄尘、高诗荣、郭文声(造船厂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蒲锡文(707所所长)、陈琪(造船厂副党委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彭士禄(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即719所副所长兼副总工程师)等人在现场主持试航工作。陈、孙抓总，科研工作组组长彭士禄，交船队长王成福。驻厂总军事代表是孟庆宁。我列席了这次会议。

总体所组建了由各专业技术骨干组成的精干的试航队，要求能独立处理发生的各种问题。总体所组建了试航队，队长陈春树、副队长李宜传，支书马干。队员主要有：顾宗炎、陈源、倪聚清、于志海、张积贤、万安泰、蔡菊根、张庆栋、李振明、容华天、邱鸿成、夏列国、任耀根、刘兆坤等人。

陈春树经历丰富，技术精湛，组织能力强，工作很有魄力。“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在与工人有意见分歧时常不敢坚持正确意见。陈春树敢于和工人争论，在技术上坚持正确意见，这样赢得了工人们的尊重和信任。

我因主编系泊试验、航行试验大纲和试航计划，并曾参加过大型常规动力导弹潜艇试验试航，有幸被挑选为试航队队员，协助队长协调各专业人员意见后编写各航次出海试验计划、技术总结等，负责总体专业试验。

1971年×月×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渤海湾海面晴空万里，一轮旭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把一艘形状奇特的潜艇涂抹得金光灿烂。7时40分，随着杨玺艇长一声口令：“主机前进一!”核潜艇从应急推进电机航行状态首次转换为核动力航行状态，随后螺旋桨奋力搅起雪白的浪花，奏起美妙的乐章。从指挥舰“海救403”上望去，核潜艇水面航行时在蔚蓝色的大海上形成的白色尾迹绵延数千米，蔚为壮观，不禁使人联想起辽阔的大草原上，在领头马的带领下万马奔腾的雄壮场面。

按预定计划，首制核潜艇在渤海湾内共进行了四次预试航，前两次主要试验核动力装置、应急动力装置和舵装置，后两次进行了试潜定重和水下倾斜试验(属总体专业)，这些为正式试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1年9月12日试航领导小组的陈右铭、孙寄尘、彭士禄及总体所顾宗炎、总装厂周志祥技术人员代表到北京向海军周希汉副司令员汇报预试航情况。笔者受宋文荣所长指派参加了这次汇报会，9月11日下午我们乘海军专机去北京，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感到很新鲜，专机是苏制“安-2”型老式飞机，双翼机型，很安全，航速不高，飞得也低，这给我们观赏地面景物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是日风和日丽，我们开始沿着海岸飞行，然后直飞北京，我从未看过如此壮丽的景色，海岸、群山雄伟辽阔，丰收的田野像彩色织锦一样绚丽多姿，美不胜收，我的心情舒畅极了，我在沉思，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研制出更好、更多的核潜艇来，保卫这锦绣山河，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9月12日领导小组正式汇报，周希汉副司令员肯定了前阶段成绩，强调指出了要注意的问题，讲话中还提到海军李作鹏政委的指示。不久后李作鹏就成了“阶下囚”。我们原拟9月13日乘专机返回原地，但突然听到消息：全国禁空，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当时我们感到十分惊讶和迷惑不解，心想国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我们只好在9月14日乘火车返回。直到很久以后正式传达“9·13事件”真相，我们才恍然大悟。“9·13”事件使首艇的试航时间推迟了两个多月，直到1971年11月17日周恩来总理才批准首艇航渡到黄海某基地，12月6日正式开始试航。

参加首艇试航的日子是紧张而又愉快的。那时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开始阶段住在海边“苹果园”附近山沟简陋的平房里，几十个人一间，睡通铺。那时东北地区主供粗粮，每人每月只供应3两油，当时我们能吃上大米饭，就觉得受到特殊照顾很满足了。试航充满未知因素和技术风险，艇上试验的人要承受一定的辐射剂量，但大家都不计个人得失，人人力争多出海参加试验。经常加班加点，但没人提出发点奖金，加班费之类的要求，大家为建设一支强大海军默默奉献而无怨无悔，情绪高昂。

两个航次期间或装备整修期间，大家会搞一些体育活动。下午体育活动时间我们经常组织与接艇队、交船队举行乒乓球、排球友谊比赛，十分活跃。那是一段值得回味的生活。有时晚上还停电，我们就不得不在烛光下讨论核动力潜艇的问题。忙碌一天躺上通铺后，“故事晚会”就开始了，大家轮流讲故事，大多讲些离奇、恐怖的故事或笑话，记得当时一位胖队员万安泰讲“陶维尔教授的头颅”，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他还特会卖关子，讲到关键处来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正如：“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一样，核潜艇研制过程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攻克无数技术关键，付出极大努力后才取得初步的成功，攀登科技高峰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72年×月×日，在第16次试航中，发生了蒸汽发生器传热管，俗称U型管的破裂事故。因排除故障和进坞更换蒸发器，整个试航过程从1971年×月到1974年×月，延续两年多之久，其间进行了一次14个月的坞修。整个过程反复进行试验、实践、改进，共出海试航26次，完成174项试验，总航程6072海里，经历了八级大风浪的考验，事实证明经过大海洗礼的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性能和质量良好，主要性能优于美国第一艘核潜艇。我国首艘核潜艇突破了核动力装置、水滴型线型等应用于潜艇的关键技术及一系列核潜艇专用配套技术。

我想起了那长眠在海边的战友——李宜传副队长。我和他都是二海校毕业，他比我大五岁，我把他看成老大哥。我们同时参加首艇试验，朝夕相处，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还在一起切磋乒乓球艺，和艇员们有过一次愉快的友谊比赛。夜晚，他用那略带沙哑的声音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他身体不好，但却是那样地乐观，坚持每天上艇处理技术问题。在事业上他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忘我地勤勤恳恳地工作。长期辛勤工作使他积劳成疾。第一阶段试航快结束的1972年4月一个深夜，他睡后与往常不同的鼾声惊醒了同一房间的战友，大家急忙起来叫他，他已昏迷不醒，急送医院，虽经医院多方抢救，仍然无效，心肌梗死竟这样无情地夺去了他那才华横溢的宝贵的生命，年仅40岁!同志们为失去自己的亲密战友，一位技术精湛的自动控制专家而失声痛哭。大海的涛声淹没了我们的哭泣，我们的心都要碎了。几年前，我所电气专家孙连吉在某基地试验现场去世，也是突发心脏病，十分可惜!

我国首艘攻击性核潜艇

四、缅怀核潜艇办公室主任陈右铭[2]

原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陈右铭于2011年5月17日不幸病逝。在核潜艇研制过程中，我与时任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有较多接触，尤其是首艇试验和试航过程中，他常驻现场，与参试人员朝夕相处。他卓越的组织指挥能力，处变不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我在七一九所试航队负责总体专业工作。他对科技人员十分信任，因试航大纲是我汇编的，他指导我编上报的试航计划及各航次实施计划、试航总结等，给予很多鼓励。

1963年一所所长陈右铭

1975年核潜艇办公室主任陈右铭

1984年陈右铭于舰艇前留影

陈右铭主任承担了具体组织指挥研制核潜艇的重担，核潜艇研制工程涉及24个省、市、自治区，21个工业部、研究院，2000多个工厂、研究所、院校和海、陆、空部队，是一项浩大的大协作工程，主要是通过核潜艇工程办公室来规划、计划、管理和抓总协调技术。他辛勤奔走，进行指导。在“文革”时期，他冲破重重障碍，克服各种困难，圆满完成了中央赋予的任务。

1971年8月23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首次出海试航。身经百战的陈主任和我们一起登上核潜艇，他站在高高的舰桥上，看到强大的核动力带动螺旋桨激起飞溅的浪花，那宽阔的尾迹犹如千军万马奔腾在无边草原，他是那样激动，含着热泪高兴地说：“从此我们的海军指战员可以驾驶我国自行研制的核潜艇出海了!”

一次水下测速，陈主任也随艇出海，艇在水下已开到很高的航速，杨玺艇长请示是否再加速，陈主任果断地命令：“加速前进!”那是在浅海区创纪录的航速(这一高速后来再没人敢开过)。当时我也在指挥舱，听到高速水流猛烈冲击指挥台围壳发出巨大的“哗哗哗”的水流声，心情十分紧张。大家心里明白，在那种高速下稍出故障就会葬身海底，而陈主任却镇定自若，这不仅因为他具有军人的气质和勇气，更由于他刻苦钻研技术，对艇体良好的水下操纵性有深刻的了解，当然也是对我们科研人员的高度信任。

说到风险，有一次水下试航，进行水下操纵性和舵的试验，潜艇未按预定时刻上浮向指挥部发报，失去联系，陈右铭在海边踱来踱去，看着翻滚的乌云和汹涌的波涛，万分焦急。搞我们这行的都知道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就是在试航时与指挥部失去联系，后来艇毁人亡。他十分担心我们发生类似事故，他作为试航领导人，担子太重了。熬过几小时后突然传来“的的、嗒嗒”的电报声，恢复了联络，原来试验进行得很顺利，试验人员一心想多试几个项目，竟忘记按时发报导致一场虚惊，有关责任人员受到狠狠地批评。

陈右铭担任“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期间，承担了我国核潜艇研制、试验的行政及技术总指挥的双重重担，成功地组织我国大协作及技术攻关，殚精竭虑，为我国成功研制第一代两型核潜艇立下巨大的功勋。中国舰艇工业历史资料《核潜艇史料集(1958-1988)》一书中，给予陈右铭的评价：

“在组织领导我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陈右铭所主持的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在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专委关于研制我国核潜艇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在组织协调、管理实施各项研制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主导作用。他为我国核潜艇事业，长期呕心沥血，面对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挫折，表现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组织管理工作大胆细致，决策果断，在组织全国各有关部、委、省、市、厂、所的大协作攻关中，重视采纳科技人员意见，发挥了极高的组织协调才能。在研究设计、制造、试验等各研制阶段，尤其在我国第一座陆上模式堆以及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试验试航中，亲临现场，参与指挥协调，不论技术风险有多大，工作、生活条件多么艰苦，他都坚持与科技工程人员一起想办法、出主意，共同解决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他为开创我国的核潜艇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永远怀念为中国核潜艇事业建立巨大功勋的陈右铭同志!我国的核潜艇就是许多充满献身精神的科技人员、工人、解放军——无名英雄们，用智慧、汗水甚至宝贵的生命拼搏出来的啊!现在，他们仍然在拼搏，谱写研制我国新型核潜艇的壮丽篇章!

1974年8月1日，渤海湾某地彩旗招展，锣鼓喧天，近万人在这儿集会，隆重举行我国首制核潜艇的交接仪式。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代表中央军委发布《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命名》的命令：“现决定，将该艇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并授予军旗一面”。魁梧的杨玺艇长正步向前庄严地接过军旗，在岸边的艇上举行了升旗仪式，从此，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我1974年12月在受命编写首艇试验、试航总结报告的前言中写了如下一段话作为注释：“首制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海军装备的空白点，但这还只是建立强大海军事业万里征程迈开的第一步，更加艰巨伟大的任务还在后面，首艇命名为长征1号是有其深刻含义的。”核潜艇事业不断地取得进展，使得国人建立强大海军的梦想逐步变成了现实。

核潜艇研制中形成的核潜艇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这也是总体所的“所训”。我们要不断发扬光大，早日实现“富国强兵”的中国梦!

我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

1988年9月，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水下成功发射潜地导弹成功

1989年4月2日至4月11日于南京，《核潜艇史料集》编审会全体代表合影，前排左起：尤子平、黄旭华、陈世谦、夏桐、赖坚、蒲锡文、程辛、陈右铭、姜段来、姜来根、宋文荣、李海亭、侯君柱;中排左起：于文焕、周三明、顾宗炎、卢战友、徐君烈、张振熙、韩锡福、黄士龙、吴庭国、李林斌、鲍学诚、汪同春;后排左起：孙增年、何广生、司机、杨连新、焦增庚、姚念令、吴家骏、赵裕生、郑富良

2011年，顾宗炎于719所办公室留影

2017年9月14日顾宗炎送陈晋南《顾宗炎文集》

中国人民海军核潜艇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顾宗炎.参加第一艘核潜艇研制、试验的回忆.中国核潜艇之路(一至四)[M].两弹一星研究会核潜艇专业委员会编写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政治工作部、中国两弹一星研究会核潜艇专业委员会.2014.8,(二卷)：98-105.

[2]顾宗炎.怀念陈右铭主任[J].现代舰船，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