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开国上将、海军政委苏振华同志是领导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的杰出的领导人，翻开历史页章，回顾核潜艇发展的历史，以苏振华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核潜艇功臣的历史贡献，光芒万丈，他们的精神值得后人不断学习!本文是曾任总装备部核潜艇工程科研项目主管、第一代核潜艇的亲历者魏兰同志于2014年写的回忆文章。此次修改专门补充了重要节点的信息和完善文稿，替换和增加了由苏振华长女苏承业提供的苏振华访苏的照片。为弘扬核潜艇精神，特此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1955年，苏振华

苏振华政委戎马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海军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为核潜艇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永远缅怀他!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末，以毛主席为首的第一代开国领导集体为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核垄断、核讹诈，在我国经济十分困难、苏联专家撤走的情况下，做出自行研制“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和核潜艇的战略决策。中国科学家在物质技术基础十分薄弱及国外对我国实行封锁和制裁的条件下，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地研制出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创造了非凡的人间奇迹。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现在中国已成为少数独立掌握核技术、空间技术和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之一，并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实践证明，“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扬了国威振了军威，确立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特别是当前为维护南海和钓鱼岛主权，核潜艇发挥着重要的威慑作用。

翻开历史的一页，苏政委与其他老一代革命家对发展核潜艇的历史贡献，赫然在册!我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核潜艇研制试验管理的科技工作者，亲历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发展的全过程，对老一代革命家为开创我国核潜艇事业呕心沥血，深有体会。在他们身上闪耀着红色文化的亮点，苏政委是杰出的代表之一，苏政委对核潜艇发展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在早期决策发展核潜艇过程中，苏振华协助聂帅做出重要贡献。

1958年4月，在苏政委主持海军工作期间，中央军委批准海军成立了水中兵器等五个研究所，从而开展了核潜艇的预先研究工作。同时，苏振华会同罗舜初副司令员邀请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及五院钱学森同志，在开展该项目的原则、进度、分工、组织领导及总装厂建设等问题上进行认真研究，取得一致意见。在此基础上，1958年6月27日，苏政委协助聂荣臻元帅起草了呈送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于开展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报告指出：我国和平利用的原子反应堆已开始运作，在国防利用方面也应早做安排，本着自力更生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并拟成立以罗舜初为组长的四人小组。报告上送的第二天，就走完了所有报批程序。就这样，一项事关国防建设和海军装备现代化的重大工程完成了历史性的决策。

为了争取外援，苏政委率团到苏联，通过艰苦谈判，获取核动力的技术知识和资料，从而为我国核动力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国核动力研究是从1958年开始起步的。当时，我们连常规潜艇的图纸资料都没有，更谈不上核潜艇的资料。为了能得到“苏联老大哥”的帮助，1958年10月，海军政委苏振华率领代表团到苏联考察。访苏谈判的主要目标集中在获得苏方给予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技术援助，为此代表团的成员以海军为主，由海军和有关工业部门司局级以上领导组成;另外，还从有关部门抽调了17名技术骨干作为“随团顾问”，其中包括刚组建的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和核动力设计组的技术人员。在苏政委率领下，出国前曾召集几位副团长：时任海军副司令的方强、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对出访的方案进行了多次研究，并请二机部刘杰副部长、白文治局长、赵仁恺和董茵工程师等进行了三个月的精心准备，提出了70多个问题。

1958年10月22日苏振华为团长(右2)、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右4)、海军副司令方强(左1)为副团长的中国专家代表团访问苏联进行谈判，列席苏共二十一大，苏海军副总司令伊沙勤可夫到机场迎接。

苏振华(右2)率领代表团访苏时留影。

苏振华(右1)率领代表团访苏时留影。

苏振华(中)率领代表团访苏时留影。

代表团分为6个组，即海军组(方强兼组长，海军舰船修造部部长林真为副组长)、造船组(张连奎兼组长，一机部九局副局长程望为副组长)、核动力组(刘杰兼组长，二机部生产局局长白文治为副组长)、武器组(国防部五院副院长刘秉彦为组长，五院设计室主任梁思礼为副组长)、无线电技术组(一机部十局副局长王士光为组长)和秘书组(海司装备计划部的侯向之为秘书长)。在苏期间，除了一些重要的活动统一行动外，平时这6个专业组分别对口活动。

苏联之行的意义非凡，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其中核技术为重点之一。苏振华要求代表团成员在考察和谈判过程中，通过“多问、细看、深谈”，尽可能多地掌握新科学技术知识。苏政委对刘杰副部长说：不论苏方提不提核潜艇，我们都要争取，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地准备充分一些。白局长把原子能研究所潜艇核动力设计组组长赵仁恺等专家介绍给海军领导，并赞扬他们事业心强、政治觉悟高、知识面广。特别提出代表团核动力组的成员几乎都是从其他专业转过来的，可以说对核动力基本是外行，但他们的文化底子扎实，相关知识面广(如机械、化工、材料、物理等)，赵仁恺等工程师还参加过苏联援建的重水实验反应堆的建设，更主要的是他们具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和为国争光的决心，接受核专业知识比较快，请海军领导相信他们一定会完成任务。

为了在谈判中提出的问题具有针对性和准确性，他们在出访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主要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到各科技图书馆广泛地调研有关资料，获得一些关于核反应堆、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概念和知识;二是由海军罗副司令员安排他们到海军基地的常规潜艇上体验生活。在此基础上由连培生、屈志潜、黄祖洽、赵仁恺等对物理、热工水力和屏蔽开展了初步的理论计算，研究了具体方案。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拿出了一个访问谈判提纲和“潜艇核动力原则设计(草案)”，有的地方甚至细到反应堆内每一个重要部件的材料和尺寸。核动力组还准备了39个需向苏方咨询的具体技术问题，包括总体、选型、设计原则、物理计算、热工计算、辐射防护、反应堆控制、释热元件、机械结构、仪表、材料等。

“原则设计(草案)”中提出的反应堆一回路设计原则是：安全可靠，能承受水下爆炸引起的强震动和倾斜。为了满足潜艇的机动性，在短时间里反应堆功率应具备较大的变化范围，采用两套回路以作备用，反应堆一回路管路破裂后核反应有自动关闭功能，可在远海进行检修甚至更换反应堆中损坏或耗尽的燃料元件，要有停堆冷却、净化等相应的辅助系统等。

虽然当时的设想还比较肤浅，但是已经反映出我国对潜艇核动力的技术需求，在当初能提出来是难能可贵的，至少心中有了一点“底”。赵仁恺在他的“会议记录本”里形象地把这比喻为“骑驴找马”。

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958年10月20日抵达莫斯科，出面接待的是苏联造船工业部，军方派联络官协同接待，全体人员住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的北京饭店。我大使馆海军武官全程陪同，大使刘晓在大使馆招待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代表团赴苏前将要求援助的项目用书面形式向苏联政府提出，到达莫斯科后又口头向苏方作了详细说明，但苏联代表团先以中国代表团“劳累”需要休息，“莫斯科比北京冷，需要时间适应环境”，后又以“你们所提技术援助项目很复杂，我国有关部门需要进行充分准备”等为由。迟迟不举行谈判，每天安排代表团游览名胜古迹，参观船厂。

一天上午，苏振华率部分团员来到船厂，参观正在建造的常规潜艇。

“苏政委，能不能让我们看看潜艇的设计图纸?”一位技术人员提议说。

苏振华感到这个主意很好，马上跟陪同参观的副厂长说：“我们的工程师看看你们建造的潜艇设计图纸，可以吗?”

“图纸?”副厂长两手一摊，耸耸肩膀，又摇摇头：“很抱歉，我没有接到参观这个内容的通知。”

“向我国提供建造常规潜艇的图纸资料，贵国政府已口头同意了，现在看看有什么问题?”苏振华试探着说。

“可是，我现在没有接到通知。”这位苏联副厂长仍然摇摇脑袋。

中国代表团一连几天参观了几个工厂，仍没有看到苏方想谈判的意向。

苏振华为了摸清苏联政府对中国技术援助的态度，向苏方负责接待的海军上校试探说：“名胜古迹我们要参观，但我们更想参观你们的原子潜艇。”

“这个?”苏军上校支支吾吾地说：“我国政府没有安排。”

“我们来莫斯科前，贵国政府就已同意可以商谈导弹核潜艇的技术援助。”苏振华进一步试探说：“现在先看看，对我们正式会谈，才真有好处呢。”苏振华看到上校脸上有难言的苦衷，知道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便继续试探说：“既然不能参观原子潜艇，能不能参观原子破冰船‘列宁’号呢?”“这个?”上校痛快地说：“我回去后就请示，你们先游览名胜古迹吧。”

代表团又等了一个星期，答应回去请示的上校来代表团住处答复“请示”的结果。

“团长同志”，上校很高兴的样子：“通知你一个好消息，我国政府同意你们参观‘列宁’号原子破冰船。”

“谢谢!”苏振华并没有像上校那样显得高兴，只是出于外交礼节，微微一笑。

苏振华率代表团人员，来到圣彼得堡的一个码头登上了“列宁”号，代表团正副团长分为一组，由船长陪同参观，其他团员为一个小组，由一位工程技术人员陪同。苏振华提出参观“列宁”号，主要是想看核动力装置，在指导参观时有一位技术人员问陪同人员：“核动力装置在哪个舱?”陪同人员回答说：“核动力装置只准代表团正副团长参观。”

这位团员马上反驳说：“允许我们参观原子破冰船，当然包括参观核动力装置。”

苏方陪同人员摊开双手，摇摇脑袋：“请原谅，我没有得到允许你们参观核动力装置的通知。”

参观完原子破冰船后的第三天，中苏代表团开始了谈判，谈判是艰苦而曲折的，谈谈停停。谈判内容是先易后难，先谈一般性的技术援助项目，后谈稍为先进一点的技术援助项目。在我方提出导弹核潜艇项目时，苏联代表则答复说：“这次不谈，以后再进一步研究。”在核潜艇援助问题上再一次吃了“闭门羹”。

据代表团成员尤子平和赵仁恺回忆，代表团领导同苏联军方和工业部门负责人初次会见时就表明了来意，以后秘书组长侯向之又与对方商谈活动日程，代表团还向苏方正式提交了有关核潜艇文件，并要求苏方能对我方的“潜艇核动力原则设计(草案)”和提出的问题给出答复意见。但对方闪烁其词，守口如瓶，到苏联后只安排参观名胜古迹、观看芭蕾舞等游览和文艺演出活动。一周之后，才拿出一个援助项目清单和一张有关技术讲座及参观的活动日程表，完全不涉及核潜艇问题，理由是没有准备好，并声称清单提交的舰艇和武器装备，都是苏联最新最先进的产品，有的还属于尚在研制的项目。11月7日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代表团全体成员被当作“贵宾”请上了红场的观礼台，出席了当天的阅兵典礼和国庆招待会，但双方的谈判进程却拖拖拉拉。

我方代表团对于苏方在实质性问题上采取的回避态度很不满意，认为苏方提供的清单项目是一种搪塞，是决意不肯转让核潜艇技术。为此，苏振华团长急电请示中央，国内复电指示，既然苏方对核潜艇技术援助采取回避态度，我方不再主动询问，原则上尊重苏方意见。

就这样代表团最终也没有见到苏联核潜艇，甚至被拒绝讨论核潜艇尖端技术问题。尽管如此，在苏振华团长的一再要求和坚持下，代表团到达苏联一个月后，还是被允许参观了一些民用核设施。代表团成员中的核技术人员是有备而去的，他们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认真地看，仔细地听，不断地提问，拼命地记录，捕捉每一个可用的信息。

在赵仁恺的绝密“会议记录本”里，满满地记录着核动力组每一次技术对口活动。

在11月13日和11月22日期间，在苏振华团长的努力交涉下，代表团在莫斯科参观“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总局”，并听取反应堆类型介绍;在列宁格勒参观苏联反应堆设计院及参观正在建造试航阶段的“列宁”号原子破冰船;在奥布宁斯克参观世界第一座核电站—5000千瓦实验核电站和几座零功率核反应堆;还参观一座燃料元件反应堆，目睹了几种燃料元件及元件盒，包括“列宁”号破冰船反应堆用的燃料元件等。

其他组也在考察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中型常规潜艇、潜射弹道导弹、快艇、飞航导弹等武器装备。特别是有目的地参观了位于列宁格勒的“196”造船厂及该厂生产的641型潜艇，西方称F级，即聂帅给中央《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中提到的潜艇，并参观了位于高尔基城红色索尔莫沃造船厂和该厂生产的633型潜艇，西方称R级，我国称33型。还专程到喀琅施塔华海军基地参观了以过氧化氢为原料、蒸汽燃气轮机为动力(即不依赖空气的动力装置)的617型常规潜艇等。

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意接受苏方提出的援助项目后，分专业对口同对方进行了深入的技术商谈。阅览图纸，解答问题，同时又从国内增派配套专家到苏协助讨论具体供应细目。根据国内指示，代表团于11月14日将核潜艇战役技术任务初步方案和总体设计方面的疑难问题提供给苏方，希望能给予指导和解答，并要求与他们做学术上的探讨。但苏方对核潜艇的援助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仍不明确答复，最后苏振华团长决定让二机部的同志于12月21日先期回国，其他人员留下来继续等待苏方的答复意见，同时整理资料、进行工作总结。

到了1959年元月中旬，苏方仍然没有回音，苏振华团长请示中央决定少数人员留守，其他成员陆续回国。其中一路由海军方强副司令员带领林真、陈春树和尤子平等人专程赴海参崴参观了苏远东潜艇导弹试验基地和由共青团船厂建造的629型弹道导弹常规潜艇，西方称G级，我国称31型，这是该级潜艇的首艇，当时这艘潜艇正在试航中。

代表团终于弄清楚了，不让参观“列宁”号破冰船核动力装置，就是不给导弹核潜艇的技术援助。经过两国政府代表团“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于1959年2月4日，苏振华和苏联对外经济顾问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共同签订了《关于在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援助的协定》，简称“二四”协定。该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5种型号的舰艇，即代号6631的629型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代号6633的633型中型鱼雷常规潜艇，以及代号6621的大型导弹快艇、代号6623的小型导弹快艇和代号6625的水翼鱼雷艇，还有1种潜对地弹道导弹、1种舰对舰飞航式导弹、51项舰艇配套设备的技术图纸资料和部分装备器材等。同时将上述项目的建造特许权转让给中国海军，并派专家来华指导。“二四”协定中，对核潜艇技术援助问题一字未提。

在苏振华为团长的领导下代表团斗智斗勇，并通过全体成员积极主动的努力，苏联之行仍有可观收获。中国政府代表团虽然没有看到苏联刚刚服役的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二四”协定也没有涉及核潜艇项目，但代表团核动力组通过考察学习民用核设施和核技术，获得了不少核知识。比如，参观了停泊在“194”造船厂(即海军上将造船厂)码头尚未交付的“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并见到了破冰船上的核动力装置实物。由于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上的反应堆就是“列宁”号核反应堆的改进型，所以对于我们还是有实际意义的;我方有关技术人员还对几种反应堆的燃料元件样品进行了测绘，画下了关键部件的草图;对压水型核反应堆的热工试验回路装置进行了考察，抄下了流程图，为我国核潜艇热工试验回路台架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我代表团提供给苏联的“核动力装置原则设计(草案)”，参考的是美国的压水型核反应堆，回国后便主要以“列宁”号核反应堆的特点和主要参数进行设计。据赵仁恺院士后来回忆：“现在才知道当时苏联也正在研制核潜艇，因此也谈不上如何对我进行援助，但是我们参观了正在建造中的‘列宁’号破冰船，参观了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院中有关实验室和实验设施，在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中我们如饥似渴地、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地看、问、写和抄，尤其是看到了‘列宁’号破冰船反应堆的燃料元件样品，更是给我们以诸多启发。访苏代表团的试探援助再次遭到拒绝，这更增强了我们自力更生研制核潜艇的决心。”

我国派去的造船专家和武器行家们也考察了当时苏联最先进的几型常规潜艇，获取了有关技术资料，特别是629型常规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具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1959年，大连造船厂开始建造629型潜艇时，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方无法得到配套的潜射导弹，便对潜艇的导弹发射装置进行了相应的改进，于1966年8月改建成功，我国称其为31型潜艇，舷号为“200”号，它是我国唯一的一艘常规动力弹道导弹潜艇，主要用于训练，该艇随后成为我海军核潜艇的参考母型和潜射战略导弹最重要的海上试验平台。

1959年4月，苏方终于对我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作了较明确而详细的书面答复，当时是以特级绝密文件的形式由苏联驻华使馆转来的，从回复的70多个问题内容来看。苏方是做了认真研究的，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更加增强了我国研制核潜艇的信心。

对核潜艇战役战术任务方案和总体设计方面共回复了23条意见，其中3条结论性的意见对我方具有鼓舞作用，19条具体意见对我方有较大的启发和指导作用，如潜艇的排水量应该加大到4200吨而不宜采用3500吨;潜艇的水下自给力定为120昼夜过大，降到70至80昼夜比较现实;导弹武器采取垂直发射是正确的等。

对核动力组提出的“潜艇核动力原则设计(草案)”给出的答复共38条。核动力组经过两天半的研究讨论后，中苏双方意见一致的17条，例如必须建造陆上模式反应堆、采用压水堆、一回路采用小流量大温差、燃料元件采用棒状、压力壳采用锻造等。对中方工作有所启迪和帮助的21条。在零功率堆、实验技术及理论计算方面，也得到专家的指导与帮助。

另外，苏方对我方提出的导弹武器中的10个问题也做了相应的解答。

在代表团访苏期间，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出现微妙的变化，但尚未公开化。公正地说，那时苏联对我国的技术援助还算是真诚的，虽然没有直接提供核动力的帮助，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苏联攻击型核潜艇1957年下水，1958年12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期间刚刚服役，他们的导弹核潜艇也仅开工3个多月，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核潜艇这种新型尖端武器绝对是核心秘密，保守国家安全机密也在情理之中。

根据“二四”协定，苏方于1959年5月份开始陆续提供常规潜艇的技术图纸资料，并派专家到中国，一机部即着手组织设计队伍。然而，仿制工作的步伐还没有迈开，就遇到了严重的挫折：1960年7月，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二四”协定也在执行中半途而废。已经订购的材料、设备有的停止供应，有的以次充好，人民海军装备的仿制工作陷入困境，中国依赖外国建造核潜艇的希望完全破灭，不得不下决心走自行研制的道路。

1959年9月，赫鲁晓夫再次来中国访问，周总理、聂荣臻副总理在同他的会谈中再次提出核潜艇问题，遭到赫鲁晓夫的拒绝。事后，毛主席闻知赫鲁晓夫的上述谈话，十分气愤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为了实现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苏政委在海军选调刘华清、戴润生、于笑虹等一大批得力干部组建第七研究院。从此，我国核潜艇走上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之路。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于1970年12月26日下水。

苏政委“文革”复出后，主持核潜艇、七一八工程领导小组工作，坚定不移地支持发展导弹核潜艇。

1974年2月1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通知09工程办公室和718工程办公室合并为国务院、中央军委O九、七一八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承办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7月4日，海军政委苏振华主持召开O九、七一八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1974年8月1日，正式交付海军使用。8月1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以(1974)国发15号文批复海军并通知有关部门，同意将O九、七一八两个工程领导小组合并为国务院、中央军委O九、七一八工程21人的领导小组。苏振华任组长，余秋里、周希汉、方强、钱学森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陈右铭兼办公室主任，陈世谦、李海亭、李奇为副主任。该领导小组有力地推进了核潜艇和七一八工程的开展。

按照中央军委明确的尖端武器由国防科委抓总的意见，为了理顺当时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在管理常规武器与尖端武器中的工作关系，苏政委听取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同志的意见后，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1977年12月7日，撤销了核潜艇、七一八工程办公室，转交由国防科委统一领导，日常工作由国防科委科技部七局负责，建立了总设计师制度，负责技术协调抓总工作。1979年9月，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任命彭士禄为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纬禄、赵仁凯、黄旭华副总设计师。从而理顺了高层领导机关的管理体制，促进了核潜艇工作大踏步进展。

苏振华(左2)接见海军指战员留影。

苏振华(右1)视察造船厂留影。

当年，对我国核潜艇的发展，有一种片面的议论：认为我国已有陆基洲际导弹，不用再搞导弹核潜艇，有鱼雷核潜艇就够了。这种意见，完全违背了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这项工程的初衷。针对这种情况，苏政委立即组织研究，并统一了海军党委的意见。苏政委当时这样说：“搞尖端技术，要有战略思想。有人说，现在有了洲际导弹，有了卫星，核潜艇就没有什么用了，是不对的。美苏有很多洲际导弹，还拼命搞核潜艇。陆地洲际导弹机动性比较小，而潜艇是活动的，陆上洲际导弹不如它的机动性大和隐蔽性好。”国防科委接受了海军党委的意见，立即向有关方面作了布置，要求加快导弹核潜艇的研制进度，并把潜射导弹与发射同步通信卫星一起列入当时国防科委的“三抓”任务。我正是这项任务的现场组织参与者和试验全过程的亲历者。中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于1981年4月30日下水，1983年8月25日，正式交付海军使用。

苏振华(前排左1)陪同叶剑英元帅(前排中)观看军事演习。

苏振华(右)与叶剑英元帅交谈。

我父亲魏传统将军，长期在总政治部工作，生前经常与苏政委一起开会研究工作，有时在301医院促膝谈心。他们是老战友、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经常听父亲提起陆迪伦阿姨在“文革”中保护苏政委有功劳。苏政委在我心目中不仅是海军领导，又是革命父辈。记得1962年夏天，我随父亲到北戴河疗养，中途因有事急于回京，父亲联系让我搭乘苏政委的专机回北京。在飞机上苏政委神情严肃，常常处于沉思之中。现在查阅历史，才知道那时正是核动力装置预研工作的关键时期，二机部党组上报“关于原子潜艇核动力装置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的请示报告，需要及时作出决定。飞机到北京机场，家人带着小儿子来迎接，机场气氛顿时兴奋昂扬，随后苏政委派车把我送回家。这次与他家人的亲密接触，印象极为深刻。我1965年哈军工毕业后，分配到七院科技部，直接从事苏政委领导下的核潜艇科研管理工作，每当回忆此事时，感到格外亲切。

1979年2月7日，父亲听到苏政委病逝的消息，心情十分悲痛。遗体告别时，我陪父亲一同前往。因为天气太冷，父亲不停地咳嗽，只好用大衣领子捂着脸，以免影响告别厅的庄重气氛。当时拍下一张珍贵的照片留作纪念。告别会后，父亲写下“哀思故人”以示悼念。

地上扫阴霾，天山望轮台。

明月窗前照，哀思重重来。

逝者长已矣，生者将何如。

昔忆泉下人，当今展宏图。

参考文献：

[1]魏兰.苏振华率专家赴苏取经.中国核潜艇之路(一至四)[M].两弹一星研究会核潜艇专业委员会编写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政治工作部、中国两弹一星研究会核潜艇专业委员会.2014.8,(一卷)：110-121.

20世纪60年代的魏兰

(作者魏兰简介：1940年11月出生于延安王家坪，中共党员，军队师职干部，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60年参军，1965年10月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潜艇惯性综合导航系统专业，在六机部七院从事海军舰艇综合导航科研生产管理工作。1978年11月调入国防科委、总装备部工作，曾任总装备部核潜艇工程科研项目主管、师职高级工程师，参加12型舰艇航行试验58次，参加了我国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试验的末区测试任务、潜地导弹3次海上大型试验的现场组织协调工作，参加了第一代核潜艇。三项深水试验，首创女军人随海军核潜艇出海深潜试验记录，荣立三等功和多次嘉奖。1981年至2000年，任中国惯性技术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撰写发表了《我国惯性技术发展方向的科学途径》《见证第一代舰船惯导系统诞生》《亲历自动舵技术攻关》《解析舰船惯导系统》《我国惯性技术发展战略政策建议》等学术著作17篇。退休后，与丁锋、曹国英等专家一起长期致力于推进“军民融合”工作。与丁锋、杨连新等专家一起长期坚持弘扬传承核潜艇精神。现任中国核潜艇精神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