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苦娃子到有勇有谋的基层干部

说起焦裕禄，很多人都不陌生，他是人民的好书记，县委书记的楷模，但很多人对他又是陌生的。他来兰考之前有过什么履历?他是如何从苦娃子百炼成钢成为时代楷模的?他在兰考短短一年多究竟干了些什么?我将用三篇文章系统梳理焦裕禄的一生。我相信，这组深度文章会让你更全面系统地了解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焦裕禄生于1922年，今山东淄博市博山区人，贫苦农民出身，因祖父吃过不识字的大亏，全家节衣缩食供他念过几年书;11岁因贫辍学，之后当过包身工、渔夫、纤夫、车夫、矿工等。旧社会，不管干啥活儿，每天十几小时的工作，别说补贴家用了，连自己肚子都填不饱;19岁时父亲被上门讨债的地主逼死;次年，他又被日本人抓到抚顺大山坑煤矿做矿工。这里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有病就被丢到万人坑，同一工棚23人就有17人被折磨致死。焦裕禄在这里初步展现出了过人的智慧与胆识，他不光做工头和矿警的工作，还斗死了日本工头。辗转逃出的他，回到家乡后不得已带着家人逃荒到了江苏宿迁，给地主做牛做马。可以说，这时的焦裕禄饱尝人间疾苦，也真切体会到了什么是压迫和剥削。

1945年8月，八路军解放博山县，焦裕禄闻讯回到家乡并参加了民兵。他苦大仇深，有很强的无产阶级感情，遇事冷静，胆略过人，处理事情能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又善于学习，1946年元月，焦裕禄入党，3个月后转正。他的入党申请书是这么写的：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救星，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为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在这之后，他成了区武装部的干事，负责领导本区多村的民兵武装。短短两年内博山城几度易手，敌我犬牙交错，斗争非常激烈，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他几次到敌占区侦察情况，起到了很大作用。这是充满风险且对侦察员要求较高的工作。焦裕禄所在的地方武装，除了配合主力作战外，还要开展土改，发动群众等工作。焦裕禄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快速地成长着。

1947年7月，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为配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华东局决定从各解放区抽调一批觉悟高、作风好、能力强的干部组成南下工作队，随军南下，支持新解放区。焦裕禄就是其中一员，他被分在淮海大队一中队，并任二班班长。为了宣传群众，淮海大队抽调人员组成宣传队，焦裕禄是其中一员，他们排演的大型歌舞剧《血泪仇》，讲的是河南贫苦农民王东才被当地恶霸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后来，他积极领导群众斗地主、分田地的故事。这和焦裕禄苦难深重的经历不是一样的吗?或许正是因为这，焦裕禄的唱段最长，感情表现却是最细腻、最丰富，许多观众泣不成声。焦裕禄说：“我是穷人，王东才一家的悲惨遭遇就是我的悲惨遭遇。我本不会演戏，但这样的戏不用人教我也会演，要说是演戏，不如说是我自己在控诉旧社会。”他还说，我是个党员，我不会刻意去学，只要是党需要我做的事，我就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

因为这出戏，淮海大队被留在了豫皖苏边区。后来担任过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正是这个地区负责人之一。

就这样，1948年2月焦裕禄随土改工作团来到了河南开封的尉氏县，他被分在彭店区，任区委委员、区队指导员，进行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群众工作，从此，他在尉氏县工作了5年多的时间。

尉氏县是当年蒋介石扒开黄河大堤之后黄泛区中的特重灾区。当时，尉氏县城尚未解放，被伪县长霸占着。彭店区又是尉氏县土匪头子的老巢，他们逃跑前造了很多关于共产党的谣言，又恶狠狠地威胁当地群众。迫于他们的淫威，加上不了解情况，当地群众真的很怕解放军接近自己。这是摆在焦裕禄他们面前的第一个难题。但这难不倒真正的共产党员。焦裕禄他们一到就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他一头扎进最穷的刘庚申家里，开门见山：“我也是个穷人，在家被老财主逼得没办法，才参加了穷人的队伍。俺是来帮穷人翻身的。咱都是穷人，穷人都知道穷人的心事。俺到这里是想了解一下情况，绝不给你添什么麻烦。”他还和刘庚申的母亲说自己也是他的儿子，以后两人一起来养她，老人笑着点了点头，就这样，焦裕禄在刘庚申家住了下来。焦裕禄和乡亲们在一起，没有一点儿隔阂，在访贫问苦，帮助群众的过程中，群众慢慢被发动了起来。在群众大会上，焦裕禄向大伙儿讲述了自己父亲如何被逼死，大儿子怎么被病死饿死的事，人们知道，焦裕禄也和自己一样，是苦命的人，于是就更加信任他了。就这样，群众被发动起来了，在充分调查研究，掌握大量证据的基础上，组织了对地主恶霸的控诉批斗，之后公审并镇压了罪行累累的几人，土改工作可以顺利展开了。

当然，在这过程中还得建立自己的武装，剿匪反霸与土地改革，缺一不可。焦裕禄在剿匪反霸的工作中，可以说是有勇有谋。正是如此，他被调到同一个县的大营区任副区长，主要负责剿匪反霸。焦裕禄通过争取群众，智放小土匪，调出内奸、亲自侦察、集中兵力等一系列工作，一举解决了当地最大的土匪黄老三和他的党羽。难得的是，在大营区，焦裕禄就着手解决当地土地沙化的问题了，他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带着大营区群众锁风固沙压柳条500余亩，还栽下了洋槐树。大营人后来回忆说，要没这防风固沙，能有后来的好日子吗?

在1950年的春耕上，焦裕禄还发现了17岁的王小妹这个典型。通过她的现身说法，尉氏县的妇女开始走出家门，参加农业生产，妇女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后来的王小妹还是她们区第一个成立互助组的，并任组长，她也是尉氏县唯一一个女互助组组长。

此后，焦裕禄还历任共青团尉氏县委副书记、青年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等职务。

不忘阶级苦，注重调查研究，与群众打成一片，率先垂范，有勇有谋，善做思想工作，焦裕禄就是这么一步步从一个农村苦娃子成长为优秀的基层干部的。下一篇文章，我继续讲讲他在洛阳矿山机械厂的9年经历。

从工业新兵到行家里手

我在开封市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前，接着来聊一聊你所不知道的焦裕禄。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过，焦裕禄到兰考县工作前，他在工厂工作过9年多。

1953年6月，焦裕禄被上级选派到筹建中的洛阳矿山机械厂，成了一名工业战线上的新兵。洛阳矿山机械厂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也是洛阳的十大厂矿之一。当时一些人就议论，这些扯牛尾巴的“土八路”，建设工厂是外行，搞现代化的大工业恐怕不行。直到今天，不是有人还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焦裕禄怎么说的呢?他说：“扯牛尾巴是一门学问，不学不会;搞工业也是一门学问，要学也难不倒。我们共产党员从来就不因为不懂而原谅自己，我们会努力学习。”是的，唯有学习，向工人学习、向知识分子学习、向专家学习、向一切内行学习，只要用心学习，下决心去学习，就没有什么困难。焦裕禄在洛矿的9年就是不断学习，不断实践的9年。9年过去，他已经从一名工业战线上的新兵成长为懂技术、会管理的干部。

到洛矿后，焦裕禄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修路，修一条洛阳老城区通到厂区工地的临时公路。一贯重视调查研究的焦裕禄，跟着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勘测工作，他还请教有经验的老农，弄清当地的地理水情。在很短时间内，焦裕禄不仅能看懂图纸，还能根据调研结果提出合理意见。焦裕禄还有个特点，无论在什么职位，他都不脱离第一线的体力劳动，修路也是一样的。他还很关心工人的生活，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尽量避开正午高温。在当时工作条件差、技术力量薄弱、工人劳动强度大的情形下，这支队伍还能月月完成任务，有时还超额，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焦裕禄的领导有方。

路修好后，因为工厂还未开工，1954年8月，焦裕禄等5名洛矿的同志被派往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对于这批各地来的“特殊的学生”，学校要求他们先学习速成中学课本，达到高中程度之后，再编入大学本科。焦裕禄夜以继日地学习，几个月后，终于能赶上班里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同志了。学习之余，焦裕禄还不忘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就在即将转入本科之际，厂里通知大家回厂。有同学想不通，觉得即便不能回厂工作，不用国家助学金，也应当把大学学完。焦裕禄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服从厂里安排，还劝说同学们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就这样，焦裕禄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学习，他被分配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任第二金工车间的实习车间主任。

第一次走进现代化大工厂的焦裕禄，一切都显得生疏。他不认识机器，不懂生产，唯一能和大家谈的就是思想，但缺乏具体的血肉，这样的思想显然也是乏力的。他每天从早到晚都泡在车间里，向老工人和技术人员请教，晚上下班后，他也一个人在图纸室学习钻研。并且，作为实习车间主任，他并没有随时跟在车间主任后面巡视，而是和计划员一起到计划科领计划、编计划，向小组、工段下达计划;和调度员一起，到小组调度零件，到别的车间催材料。就是凭着这股钻研的劲头，仅用半年时间，焦裕禄就成了能够指挥生产，改进生产的车间主任了。他还非常善于总结，在《起重机报》上发表了《减速机工段党小组是怎样保证完成计划的》《对工段长工作方法的几点体会》《谈谈前方竞赛中的问题和意见》等文章。

焦裕禄注重用伟人思想指导工作。他常常在生产调度会上，结合车间生产实际，念一段《实践论》或《矛盾论》，教育大家坚持实践第一，抓主要矛盾，牵“牛鼻子”。他在大连起重机器厂工作不到两年，便被工友们誉为“全厂最棒的车间主任”。大连起重机器厂职工还说：“焦裕禄有一个本事：先进的能使之更先进，落后的能使之变为先进。”

1956年12月，结束了两年多学习的焦裕禄回到洛矿，被任命为第一金工车间主任。当时车间还未完全建成，为了方便现场解决问题，焦裕禄在厂里直接找了一个施工时搭建的旧工棚，将这里作为临时办公点。此时，车间即将安装五米立车设备，当时苏联专家亲自坐镇拿方案，后来焦裕禄和技术骨干反复论证，认为苏联专家的方案行不通，经过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了办法。实际安装时，作为车间主任的焦裕禄也忍着胃痛，和工人们一起干。同时，焦裕禄还关心车间职工的生活，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他被人们誉为模范车间主任。

焦裕禄尊重苏联专家，但并不迷信专家。一次，技术工人们提出的建议被苏联专家否决。焦裕禄为此专门召开会议，鼓励大家：“专家说不能干，我们能白等着吗?我们不能迷信专家，我们能搞懂一行，解决问题，大家都可以成为专家。”车间里有一种加工生铁铸件的车刀，按照苏联标准采用八度刀的方法切削，车刀老是断，心疼不已的焦裕禄找工人们商量，究竟是我们没掌握好技术，还是车刀质量不好?经过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研究，八度刀改成十三度刀，不仅不会断，还又快又好。谁料苏联专家坚决不同意，焦裕禄将专家拉到现场，分别用两种车刀进行演示，苏联专家还是固执己见。焦裕禄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要按唯物辩证法办事。”苏联专家还是无动于衷，最终还是厂领导支持了焦裕禄的意见。工人们说，在他的领导下，什么事情都能做好。

1958年初，焦裕禄的车间承担了试制中国第一台重达108吨的2.5米卷扬机的任务。作为一线总指挥，焦裕禄索性搬到了厂里，吃、睡都在车间，一件破棉大衣，一条光板凳，陪他度过了100多个夜晚。他边指挥生产，边见缝插针地学习。他和技术人员、老工人一起，采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把整台机器的上千个零件，从图纸资料、工艺规程，到工具准备、材料准备、外协作件准备，都一件件地进行研究、熟悉，做到全过程、全工艺心中有数。

有一次，焦裕禄发现卷扬机的整铸齿轮加工不过关，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守在滚齿机旁两天两夜，边帮工人干活，边和工人们一起研究问题所在。即便胃痛发作，工人劝他回去，他也不干。工人们说得好，“车间哪儿出现问题，哪儿发生困难，老焦一定会在哪儿。”虽然那时还没有鞍钢宪法的名，但焦裕禄已经身体力行地在践行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了。

在焦裕禄的指挥下，第一金工车间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2.5米卷扬机，其速度之快也让苏联专家称奇。而这台卷扬机，不仅载入了洛矿的厂史，也和其它同时代的产品一道，载入了中国的工业发展史。

1958年11月洛矿正式建成，工厂正式投产，不久之后，焦裕禄调任生产调度科科长，负责全厂的生产调度工作。在这里焦裕禄关心群众生活、善于作思想工作的特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一改以往用调度电话指挥生产的作风，而总是到生产现场。在他的带动下，调度科以往那种不了解实际情况，不符合实际还强行压服等官僚主义作风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焦裕禄是业务科长，他的小本子上画了许多零件图和统计数字，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正是因为了然于胸，他调度全厂的生产才能得心应手。同时，他非常重视思想工作，经常组织职工学习伟人选集和党报社论;他对于伟人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非常推崇，他也是这么做的。

正是在洛矿工作期间，由于过度劳累，焦裕禄得了神经官能症、胃病和肝炎。组织多次安排他住院治疗或疗养，都被他给拒绝了，他说，我的心拴在全厂的机台上，机器这边一转，我的病就轻了一半。

焦裕禄在洛矿9年多的时间就是这么度过的，他按照伟人的教导，关心群众生活，重视思想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生产，注重调查研究，与工人、技术干部打成一片，以身作则，事事在先，很好地实现了干部与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在那个新中国工业从无到有的开创时期，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由一名不懂生产的工业新兵，成长为一名工业战线上的优秀干部，这正应了伟人那句话：“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而新世界，正是千千万万个如同焦裕禄一样的，旧世界走来的苦孩子，共同努力的结果。下篇文章，我讲讲焦裕禄在兰考县的一年多。

重回地方，在兰考的1年零5月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出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吹响了向焦裕禄学习的号角，一转眼到今天已经过去60周年了，焦裕禄这面旗帜依然高高飘扬着。谁能想到，曾经的兰考和开封，竟然有个别人放言：“焦裕禄到兰考才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其中还有两个月住医院，干出了啥成绩?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看沙荒、看盐碱、看兰考人穷得两人合穿一条裤子?”

既然有人那么讲了，这条视频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焦裕禄，这短短的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在兰考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又干成了些什么?

首先要知道，焦裕禄是怎样到的兰考县。1962年6月，焦裕禄离开了工作9年多的洛阳矿山机械厂，离开了工业战线，回到了曾经工作过5年多的开封地区尉氏县，位列第一书记之后。其背景是，在大跃进期间，河南浮夸风、瞎指挥等五风盛行，造成了严重后果，七千人大会后为迅速恢复经济，河南急需一批优秀干部，最终决定从洛阳(当时全国的八大工业城市之一)的各大厂矿企业，抽调25名干部配属25个重点县，去充实地方，焦裕禄就是其中之一。也正是在开封尉氏县的出色表现，仅仅半年多之后，上级就调他到兰考任县委书记，去啃这块最难啃的骨头。兰考地处豫东平原，位居黄河十八弯的最后一道弯。兰考绝大多数的灾害都与黄河有关，1477-1885年的400多年间，黄河在兰考境内就决口29次，改道3次，大堤漫水8次，大小废堤和黄河故道交织全境，天灾频发。正因如此，全县形成了坡坡相连，沙岗起伏的特殊地形，风沙、盐碱和内涝这三害肆虐成灾。

1962年，是兰考遭受三害最严重的一年，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大雨又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粮食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全县36万人，灾民就有一半多。在这危难关头，当年12月，焦裕禄来了。他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扭转最严重的局面”。历史证明，焦裕禄做到了。

焦裕禄到兰考报到当天，12月6日，县里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第二天他就到灾情严重的城关区调研了。还是他此前在地方工作时的老办法，挨家挨户，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就这样，他和老饲养员萧位芬越聊越投机，白天在别的村调研回来后，焦裕禄干脆住到萧位芬的牛屋，向他请教。萧位芬告诉焦裕禄，沙土窝里能种泡桐树，它挡风、压沙，木材用处大。俺村50多亩地才有一头牲口，多养牲口，才能种好地。经过5天的调研，焦裕禄写出关于城关区韩陵公社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的报告，报告里就吸收了萧位芬和其他老农的经验。

连年受灾的兰考，县里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救济棉衣等工作所淹没，有人说县委机关简直成了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救济，部分干部则对改变兰考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深夜，想问题想得睡不着的焦裕禄去找县里领导之一的张钦礼谈心去了。焦裕禄问，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张钦礼答，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焦裕禄接着说，对，但应该在思想前加上领导两字，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两人谈了很久，达成共识，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必须转变。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到齐后他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当时，北风怒号，大雪纷飞，看着国家运送救济物资的专列、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的灾民，焦裕禄沉痛地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后来，焦裕禄又带着大家学习老三篇，重温兰考的斗争史，这样从上到下树立起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在给地委的报告中，焦裕禄郑重地加上了：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正是有了焦裕禄的决心和干劲，兰考的阻止人逃荒的“劝阻办公室”被撤下，换上了“除三害办公室”的牌子。

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一贯重视调查研究，他带领由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当时他正患慢性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风雨中奔波，会加重病情，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就是他带头冒雨涉水，观察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就这样，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县里终于掌握了三害的第一手详尽的系统的资料，并且对各地灾害如何治理，已经有了初步的设想。这就为下一步的统筹规划，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禄一直有学习伟人著作的习惯。他曾给县里的同志们介绍，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伟人的著作，晚上过电影，早上记笔记。所谓过电影，其实就是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

正是在深入调查中，在人民群众中，焦裕禄发现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更看到了群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和无穷的智慧。这里头就有鼎鼎大名的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四个典型。焦裕禄将其总结为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号召全县向它们学习。

焦裕禄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他到各村调研走访的时候，践行的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三同，可以说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

焦裕禄心里装着兰考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1964年春，正当兰考人民同三害斗争胜利前进之时，他的肝病越来越重。焦裕禄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区;他棉袄的二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为的是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有时，他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椅子右边被顶出一个大窟窿。他暗中忍受了多少痛苦，连他的亲人都不清楚，他是全身心投入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啊!

1964年3月，兰考除三害运动到了高潮，他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焦裕禄本想写篇《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刚拟了四个小题目，文章才开了个头，病魔就逼得他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县里不再听他的了，将他送到了开封的医院，开封又给转郑州，后转到北京，最终确诊肝癌已经扩散，他时日无多了。最后又转回郑州，县里不少同志，一有机会就去看他。他见面从来不谈自己的病情，总是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1964年5月初，焦裕禄病情恶化，他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匆匆赶来看他，他除了像往常一样问兰考的情况，难得问起了自己的病情，张钦礼迟迟不肯作答，再三追问之下，张不得不说，“这是组织的决定。”明白了一切的焦裕禄说：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永远地离开了他所挚爱的人民和土地，年仅42岁。在生命最后一刻，他对守在自己床前的上级党组织代表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他的枕下，还有一本经常翻看的伟人选集。

焦裕禄的遗愿，由他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带领着兰考人民完成了。1965年，兰考这个历史上一直缺粮的地方，初步实现粮食自给;这一年，兰考连旱68天，冬春之交，刮了72次大风，没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19万亩沙区的林带把风沙锁住了;秋天下了384毫米暴雨，没有一个大队受灾。后来，经过1967-1970，1973-1977，前后断续7年多的系统治理，兰考人民完成了焦裕禄的遗愿，终于根治了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害。

是的，焦裕禄只在兰考待了一年多时间，但是他的到来，促使当地干部思想、行动和作风都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他的带领下，经过细致的调查，找到了根治三害的办法，制定了除三害的规划，并挖掘了蕴含在群众中的伟力，形成了有效的组织，锤炼出了一支过得硬的队伍，他眼里只有工作，只有灾区，只有群众，他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他的精神激励着无数的兰考人，他的到来，是从零到一的转变，这不是质的飞跃是什么?那些阴阳怪气，说什么不过一年多时间，“干出了啥成绩，是啥典型”的人，除了当老爷，冷嘲热讽，还能干些什么?当然，他们也历史留名了，只不过就像秦桧之于岳飞一样，是作为焦裕禄们的对立面而存在的。

如今，当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那棵泡桐树，依然枝繁叶茂，亭亭如盖，兰考人民亲切地称它为焦桐。这棵焦桐的许多根生树苗，还被引种到各地，继续为人民服务。这不就是焦裕禄一生的真实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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