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仰望最亮的“星”

侠客岛

　　【侠客岛按】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旁白念到“航天科技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时，镜头对准了一位两鬓斑白的老人。

　　他是孙家栋，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中国航天史上一个又一个第一次，孙家栋都亲自参与。他的一生，是为中国航天事业奋斗的一生。

　　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开启了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而孙家栋正是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为我国树立了航天史上新的里程碑。　　

　　近日，侠客岛联合学习小组对孙家栋进行了专访。　　

　　这次，除了视频和文字实录，我们还准备了音频实录，我们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

　　1.上世纪50年代，您在莫斯科求学时，曾受到正在苏联出访的毛泽东的接见。那次接见后，您说自己“大受鼓舞”。当时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

　　孙家栋：我1948年考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预科班学习俄语。上个世纪中期，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1951年的时候，国家为了培养一批高级技术员，就从我们这批懂俄语的人里抽调了30个，送到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然后我就开始了在俄罗斯七年的留学生涯。所以，我常说，我完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国家培养起来的。然后就在我回国前一年，毛主席访问了苏联。

　　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了我们中国留学生。我当时年轻，28岁，感觉能见到主席心情非常激动。尤其是主席一开始讲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真是让我大受鼓舞。

　　实际上当时中国留学生在俄罗斯都有这么一股劲头，都在想着怎么样努力学习，回去以后报效国家。　　

　　2.您刚参加工作时，中国航天科研水平还很落后，这种情况下，你们是怎么工作的？有哪些故事？

　　孙家栋：我1958年回国之前，聂荣臻受中央的委托，要开始搞导弹。但是当时国内除了钱学森，哪有研究过导弹的人?导弹本身也是世界上刚出现的东西。我们国家就开始在全国各个地方，不管哪个单位，只要有专业领域比较接近的人才，就都调到一起。我们这批人就被抽调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我们当时是先仿制，就是仿制“1059”导弹，后来改名为“东风一号”。那时候，中苏关系还算友好，苏联提供了很多图纸、资料和专家帮助我们，还来了个导弹营给我们培训。但是后来，中苏关系变冷，就一个晚上的时间，苏联专家带着资料都撤走了。我们看着做到半截、即将完成的导弹，想起之前没日没夜的辛苦，当时的心情啊，真是对他们恨之入骨、咬牙切齿。这不是坑人是什么？

　　但这个事确实是刺激了我们、教育了我们，让我们明白搞“两弹一星”还真是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当时根本就不用讲政治觉悟有多高，也根本不需要领导动员，大家坐在一起，就是单纯地想着怎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你不是把图纸资料什么的拿走了吗?好，我们自己想办法搞。中国人你是压不倒的。

　　在这次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我当时听了真是感觉非常贴心，这么多成绩确实就是我们下决心干成的。　　

　　3.当时有人问邓稼先，研制 “两弹” 成功后有多少奖金？他说：“奖金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您当时作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有多少奖金？领完奖金当时是什么心情？

　　孙家栋：没有奖金。当时我们的思想是，工作不讲代价，就是一心一意搞航天，就没太想过奖金的事。

　　在六十年代，有一个阶段社会上是非常困难的。当时聂荣臻为了照顾我们科研人员，给我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他自己想办法到部队去，利用自己的威望为我们筹集了一些黄豆和羊肉吃，这在当时都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筹集过来后，聂荣臻就一句话，给技术人员分，我们政工人员谁也不要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同志真是严格按照这个要求来执行，搞得我们还确实不太好意思。这个情况下，谁会想到奖金呢?

　　待遇什么的更谈不上。我之前到工厂里下厂的时候，当时规定夜里十点后算加班，有夜宵。实际上是什么呢?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碗里倒点酱油，拿白开水冲一冲，里头再多少加点葱丝什么的，喝这么几口，然后继续加班工作。当时大家都是这么个精神状态做事的。现在想起来，这确实就是航天精神，大家大力协同，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航天工作条件艰苦，就连报纸都鸣不平，“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您怎么想？

　　孙家栋：你别说，这个我还真正经历过。我是沈阳人，沈阳一个卖茶叶蛋的大妈，她看完报纸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都说搞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你们太困难了，我愿意把卖鸡蛋的钱支援你们。”我收到信后特别感动，当即就给她回了一封信。

　　可以说，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支持下取得的。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当时制造卫星需要一个物件，但我们系统里人手有限，没人做，那我们就得到别的地方去找协作。我们当时就到工厂找里面的老师傅，告诉他我们现在做的事是国家重点任务，毛主席都很看重，我们要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条件、多大尺寸之类的。他也不问你真的假的，那时候的老百姓真是相信社会上没有骗子，老师傅就说：行，你回去吧，一个月后再来。一个月后来，人家给你做好了，也不问你要钱。

　　所以后来80年代，美国有个宇航局局长来我们国家访问，中央批准他可以参观我们的大部分航天设备。他看完后非常高兴，问我了个问题：以你们国家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搞卫星花了多少钱?我笑了笑说：我也说不清楚。他就很疑惑地问我：你搞的你怎么能不清楚呢?我就把上面这段给他讲了。他听了就笑，说：哎呀，只有你们中国才能把这个事情办成。

　　5.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飞向了38万公里外的月球，当成功的消息传回指挥中心时，所有人欢呼起来，您却背过身子默默抹起了眼泪。当时是什么心情？

　　孙家栋：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啊，多少还赶上了点旧社会的尾巴，那时候小，听大人们说话，抽烟叫洋烟，火柴叫洋火，上海的人力车叫洋车，所有的都带“洋”字。“嫦娥一号”成功了，我当时突然就想到旧社会洋车、洋火的时代，感情一下就上来了，我想，老人们讲的这个“洋”那个“洋”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虽然那时候已经建国50多年了，但从科学技术发展来讲，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国家能把“嫦娥一号”送到月球上去，尽管是第一次，却这么精准。这个难度，我干这一行我是相当知道的。

　　几十年变化这么快，作为一个航天人来讲，这个成就感真是很大。我当时真是心情比较激动，确实为我们国家有这么大的成就感到自豪。

　　策划/独孤九段

　　采访/鹤鸣

　　拍摄/唐哲 高旭尧

　　制作/百里云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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