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0日，黄旭华在办公室内与同事交谈。新华社发

2019年4月18日，黄旭华走在前往办公室的路上。新华社发

头发花白、笑容和蔼、言语清晰，94岁高龄的黄旭华院士日前在北京与记者见面时，精神状态非常好，两眼炯炯发光。他的视力问题经过手术后已恢复，现在不用放大镜就能看清手中文件的字。

作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的黄旭华，曾隐姓埋名30年，将自己的全部献给中国的核潜艇事业，也将自己“惊涛骇浪”的人生“深潜”在了祖国的大海。

“这次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我特别高兴，这是国家对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肯定。”黄旭华说，“我的所有荣誉都是国家给予的。我的视力恢复也得益于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只要身体允许，我还想为国家再工作15年。”

1.“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汕尾。上小学时，正值抗战，他的家乡饱受日本飞机的轰炸，那时他就有了报国之志。

黄旭华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其父按族谱顺序为其起名为黄绍强，后改名为黄旭华，意为中华民族如旭日东升。

黄旭华回忆说：“当时，爱国青年组织了一个抗日救国宣传队，我还很小，就跟着他们一起去搞宣传。当时演了一个话剧，名字叫《不堪回首望平津》，描述了流浪难民的痛苦生活。我因为长得比较秀气，争取了一个角色，扮演了一个小姑娘。”

高中毕业后，黄旭华选择去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深造。

20世纪50年代，美苏争霸，在军备竞赛中都将核潜艇研制作为海基核力量建设的重要方向。1954年1月，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美国研制的“鹦鹉螺”号下水；紧随其后，1957年8月，苏联第一艘核潜艇“列宁共青团”号下水首航。至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仅形成了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核战略格局，而且具备了第二次核打击能力。

1958年6月2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原子能事业三人领导小组成员的聂荣臻元帅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当时，主要是要遏制核讹诈，保卫新中国。对于研制我们自己的核潜艇，毛泽东主席讲了一句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黄旭华说。

1958年8月，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近十年、参加过常规潜艇转让制造和仿制工作的黄旭华被调往北京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从事核动力潜艇的研究设计工作。

“从一开始参与研制核潜艇，我就知道这将是我一辈子的事业。”黄旭华回忆说，“1958年，我从上海到北京报到后，当时的支部书记同我谈话，就说明了这项工作保密性强，一辈子出不了名，就算成功了也只能当无名英雄。”即便如此，黄旭华还是热情高涨地和同事们开始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2.“三面镜子”助力完成核潜艇的总体设计

核潜艇研制步履维艰。除了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落后这一历史难题外，黄旭华他们还面临着更多实际困难：没有专业技术人才、缺乏专业技术知识、没有技术参考资料。

黄旭华在上海交大造船专业学的是民船设计，没学过军船设计制造相关内容，更不要说核潜艇相关专业课程。黄旭华自1954年开始从事苏联援助的舰艇转让仿制工作。1957年，他成为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设计二处潜艇科长，但接触的是苏联交由我国“转造”的常规潜艇，对于核潜艇则几乎是一无所知。但黄旭华干劲十足，他和同事们一起，边学习、边研究、边验证，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提出了5个核潜艇总体设想方案。

就在黄旭华和同事们怀揣梦想日夜苦干时，残酷的现实给了他们重重的一击：1962年，因国家经济困难、技术力量不足、给“两弹一星”让路等原因，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但黄旭华坚信中国不能没有核潜艇，终有一天该工程会重新“上马”。作为留下的技术骨干之一，他继续进行核潜艇关键技术的研究。

1965年8月15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第13次会议，决定“09”工程重新立项上马，正式进入型号研制。国防科工办同时批准七院组建“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黄旭华和尤子平担任副总工程师，人员由大连的七院一所二室整体和潜艇核动力研究所部分力量组成，并挑选补充一批大中专毕业生，总人数达400人。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由此加快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步伐。

黄旭华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这把算盘曾经伴随着黄旭华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国一代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自这把算盘。为解决陆上模式堆的问题，黄旭华和一代艇的科技人员长期在协作单位蹲点研究，他们把这形象地称为“种菜”。他们先后派出200多名科技人员，到陆上模式堆工地去“种菜”，按照艇的总体设计要求，在工地上和施工方、用户方共同完善设计、处理施工问题，参与了从零功率到全功率的运行试验全过程，一方面完善了陆上模式堆的建造和试验，一方面完善了动力舱的设计，同时培养和锻炼了一支过硬的队伍。

面对在既有技术条件下如何开展工作、技术途径如何确定、攻关课题如何选择、设备和材料如何选型、战术技术性能如何制定等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困难和错综复杂的矛盾，黄旭华和同事们统一思想认识后，从情报入手，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国内外有关情况特别是美国“鹦鹉螺”号攻击型核潜艇和“华盛顿”号导弹核潜艇相关情况进行搜集整理，从而摸清国外核潜艇主要战术技术性能和发展趋势，提高对核潜艇的认识。

黄旭华提出收集资料时要带上“三面镜子”：既要用“放大镜”，沙里淘金，追踪线索；又要用“显微镜”，去粗取精，看清实质；更要用“照妖镜”，鉴别真假，去伪存真。经过对收集到的零散资料的分析、整理，黄旭华和同事们对核潜艇总算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并集成了核潜艇的完整总体。

收集资料、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黄旭华还运用系统论思想，悟出了“在综合上发展就是创新”“综合出尖端”的融合创新之道——复杂的尖端技术基本上是在常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常规的综合、提高和创新。越是复杂的尖端工程，越是要利用成熟的技术加以综合集成提高，特别是总体研究设计，更要在综合运用上做文章、下功夫。根据这一融合创新思路，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在材料、设备选型上，除少数专用项目外，均以国内成熟成果为基础，充分利用，既缩短了战线，减少了矛盾，又争取了时间。

开展调查研究的同时，黄旭华和同事们不等不靠，提出“骑驴找马”的工作思路——科研条件不具备，就先启动相关基础工作，边干边创造条件。他们通过走出去“种菜”的办法进行科研活动、提升科研能力、锻炼科研队伍。黄旭华告诫参研人员重视核潜艇的稳性设计，保证“不翻、不沉、开得动”。我国后续核潜艇的稳性设计都比较好，均得益于黄旭华最初提出的稳性设计思想。

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达到这一稳性值也并不容易，一则数据繁杂而计算工具有限，只有算盘和计算尺；二则设计时很多配套设备尚未研制完成，同时受当时时代背景影响，设备粗制滥造现象突出，生产出来的设备重量常常与设计值相差很大，潜艇总重难以控制，一个数据有变化就要重新计算。

为保证计算结果的精确性，黄旭华和同事们组织三组人马同时计算，如果三组人的计算结果都一样，就通过；三组人得出的数据稍有出入，就必须重算，直到得出同一数值。之后，黄旭华、尤子平和钱凌白反复研究，同时听取了其他人员的意见，提出了多项控制潜艇总重和稳性的措施。其中一条土办法是“斤斤计较”，即所有设备、管道、电缆等上艇前都要称重备案，安装完毕切下的边角废料、剩下的管道和电缆等拿下艇时也要过秤，并从总重量中扣除。就是这样的土办法，保证了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

3.“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20世纪80年代，黄旭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深潜试验。

有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深潜事故的前车之鉴，海军和719研究所、核潜艇总体建造厂为这次深潜做了周全的准备工作，不但事先全面检修设备，还为操纵系统、反应堆安全、生化、电气设备等方面准备了28套500多条应急处置的预案。然而，准备工作越充分、越周全，参试人员的精神压力也越大。核潜艇总体建造厂在试验前还为参试的同志拍了“生死照”，万一失败可做个“最后的留念”。参试的年轻艇员满腔热血，有的甚至写好了遗书。

看到这个情况，年过花甲的黄旭华立即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作为09工程的总设计师，我对核潜艇的感情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不仅疼爱，而且相信它的质量是过硬的，我要跟你们一起下去深潜。”

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亲自参与深潜，这在世界上尚无先例，总设计师的职责里也没有这一项。很多领导得知后，都劝年已64岁的黄旭华不要亲自参加深潜了。黄旭华却坚持参加。他说：“首先我对它很有信心，同时，我也担心深潜时出现超出了我现在认知水平之外的问题。万一还有哪个环节疏漏了，我在下面可以及时协助艇长判断和处置。”

参试的决心下定了，黄旭华心怀愧疚地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夫人李世英。李世英是一位懂俄语、英语、德语的专家，同黄旭华一起在719研究所工作几十年，深知深潜的重要和风险。她面不改色地宽慰黄旭华说：“你当然要下去，否则将来你怎么带这支队伍？我支持你。你下去，没事的，我在家里等你。”

试验过程中，黄旭华随时处理出现的异常情况，注意收集深潜试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安排719研究所深潜队长尤庆文专门负责照看主循环系统的波纹管，让他用录音机录下了舱室的声音和下潜的指令。后续，黄旭华指挥相关技术人员根据录音找到每一处发生船体变形的部位，分析成因，制定对策，进一步提高了艇体结构可靠性。

核潜艇稳稳地潜到了极限深度。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达到了设计目标，符合实战需要。中国人民海军潜艇史上首个深潜纪录由此诞生，中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随同首艇一起深潜，也成了719研究所的“光荣传统”。

在试验艇起浮的过程中，艇上的《快报》请黄旭华题字，激情澎湃的他一挥而就：“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4.赫赫而无名的人生，其实背后满是对家人的内疚

吃苦受累，黄旭华咬咬牙，都挺过去了。一直让他感到内疚的，是他的家人。

黄旭华觉得欠妻子李世英的太多。新婚不久，他就离家了。好不容易调到一个单位，要搬家了，他都忙得不能回去，全由妻子一个人张罗。三个女儿，全由妻子既当爹又当妈地养育成人。还有生他养他的父母和家乡的大家庭，黄旭华更觉得亏欠太多。

工作后回家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了。1958年加入核潜艇研制战线后，黄旭华便开始隐姓埋名，少与家人联络。

执行任务前，黄旭华回到阔别许久的老家。63岁的母亲再三嘱咐道：“工作稳定了，要常回家看看。”但是，此后30年时间，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父亲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他一面。

1988年春，黄旭华趁核潜艇南海深潜试验之机，携妻顺道看望老母。行前，黄旭华给母亲寄上一本《上海文汇月刊》（1987年第6期）杂志。母亲戴着老花镜，反复阅读上面的一篇文章《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这篇2万多字的报告文学，详细记载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

母亲满含泪水看完那篇文章后，把家里的其他兄弟姐妹召集到一起，跟他们讲：“这么多年，三哥的事情，你们要理解，要谅解他。”听到母亲说出“要谅解”这三个字，黄旭华哭了。三十多年来，黄旭华对母亲、对这个家、对家乡的情感包袱就在听到母亲说出“要谅解”时，放下了。

“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当黄旭华的心一次次因思念而备受煎熬时，当黄旭华一次次为不能守在父母身边尽孝而抱憾时，他都用这句话来支撑自己。

5.有功于国家的人，祖国是不会忘记的

黄旭华作为我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1994年5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2014年，黄旭华获央视“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殊荣，从那以后，黄旭华终于可以从幕后走到前台，应邀讲述中国研制核潜艇的故事，讲述他们那一代“09人”艰苦创业的故事，让国人知道，也让世界知道，中国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仅用不到十年时间，就实现了毛泽东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愿望。

继感动中国人物之后，黄旭华还先后获得了中国好人、潮汕星河基金会最高成就奖、何梁何利成就奖等荣誉称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11月17日，黄旭华作为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代表，与其他代表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总书记两次与黄旭华握手，盛情邀请黄旭华坐到他身边。黄旭华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本能地认为自己不够资格而谢绝。但总书记为黄旭华拉开凳子，扶黄旭华坐下，对黄旭华嘘寒问暖，那一刻，黄旭华非常感动。

“习近平总书记尊重老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为国家建设特别是为国防建设立功的人，这使我深深感动！我深深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回忆起当年这一幕，黄旭华告诉记者，“我当时心里想：只要有功于国家的人，总书记是记得的，祖国是不会忘记的。不过，我这一辈子，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我代表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整个核潜艇研制团队，我的一切荣誉属于和我一起并肩战斗、把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我国核潜艇研制事业的默默无闻的战友们，以及今天为了让核潜艇研制事业跟国家一起强起来而接续奋战的年青一代，所有荣誉，包括国家最高科技奖，名义上是我的，但实际上，是大家的，是集体荣誉。”

黄旭华简介

黄旭华，1926年出生，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所名誉所长，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先后担任核潜艇工程副总设计师和总设计师，主持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他是我国核潜艇研制工程的先驱者，领导实现了我国核潜艇从无到有的历史性壮举，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核潜艇科技战线的战略科学家。

他的人生经历，诠释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核潜艇精神，这种精神又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献身国防科技事业。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党和国家授予他“共和国勋章”。

(来源：光明日报；转载自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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