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阶级分析观察美国帝国的衰落

　　詹姆斯·彼得拉斯

　　魏文 编译

　　引言

　　最近30年来所有资本主义的偶像都倒台了。在自由市场的自由资本主义之下的教条、公共舞台、范例和无穷的进步的预言都没有经受住现实的考验。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的末期，全世界的专家都在证实美国和全世界金融制度的沉沦，缺少商业信贷，没有钱进行投资。一场世界的衰退正在发生，失业影响到世界劳工的四分之一。在近代历史上贸易大幅度下降，每年多达40%，这决定未来。资本主义世界上最大的工厂破产折磨着西方的政治领导人。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机制已经威信扫地，美国政府作为全球经济的头领也失去信誉。所有关于市场“自我稳定”的设想明显是虚假的和无用的。拒绝公共干预市场和保卫自由经济已经失去信誉，以至是无条件的。官方甚至承认收入的不平等导致经济的破产，应当纠正。计划、公有产权和国有化今天正在进行，同时社会主义的选择已经几乎成为受人尊重的选择。

　　由于衰退开始，近十年来所有的颂歌都已被人遗忘。随着建立在出口基础上的增长战略的失败，重新出现了进口替代的政策。随着世界经济的非全球化，资本又回到母国去挽救破产的企业，建议建立公有财产。随着数十亿美元-欧元-日元资产受到破坏、贬值，大规模裁员，失业扩大到所有的地方。在政府的部门、金融机构的领导层、中央办公室、工厂和街头，都弥漫着恐惧、焦虑和不安。

　　我们处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世界政治、经济的秩序的基础已经深深地破碎，以至谁也不能想象它能够恢复。前景将是经济混乱，政治动荡，大规模的贫困。社会主义的“幽灵”在过去金融巨人的废墟之上再次出现。随着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的沉沦，它的意识形态的辩护士将会弃船，会放弃过去关于“市场仁慈”的口头语，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国家是制度的救星，这是一项不确定的建议，它的唯一的结果将是延长对公共财富的掠夺，推迟我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的末日。

　　资本危机的理论：经济专家的失踪

　　政治领导人的经济政策失败了，经济建立在市场资本主义运行的基础上。为了避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那些专著的作者把罪过归咎于领导人和无能的金融专家，归咎于他们的贪婪和个人的缺点。信口胡说代替了对结构、物质力量和客观现实的理性分析，他们推动、发起和提供对投资者、政治负责人和银行家的刺激。当资本主义经济垮台时，上帝使政治家们和报刊撰稿人失去理智，剥夺了他们对客观进程进行推理的能力，他们把这些进程推入主观投机的云雾之中。

　　他们不是检查由巨额的剩余资本创造的机会与结构和现存的实际利益的范围，而是推动资本家从事金融活动，对我们说那是领导人的失败。他们不是检查权力和资本家阶级对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对选择政治负责人的影响，那些调控经济的人将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对我们说出现了“缺乏理解”，或是“有意不了解市场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没有具体分析阶级和现实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在现实的市场上活动的历史的资本家阶级。那些信口胡说的人要求一个由想象的资本家合理占有的抽象的市场。他们没有检查利润是如何增加的，没有检查市场的扩张、低廉的信贷、屈从的工人、对政治和国家预算的控制破坏了对投资者的信任，他们的缺席破坏了这种信任，那些信口胡说的人认为失去信任是经济垮台的原因。产生利润的特殊条件的失去导致危机，这一客观上的问题变成为对这种丧失的一种意见。

　　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信心、希望和信任来自创造利润的关系和结构。这种心理状态来自成功的结果，也就是说来自交易、投资、股票价值的上涨和现在和将来利润的成倍增加。当投资失败时，企业损失了钱财和破产，受害者不再相信有产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当整个的经济部门严重损害整个投资者、存款人和贷款人的阶级时，就会失去对制度的信任。

　　信口胡说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家、学者、专家和金融社论撰稿人最后的手段。他们很少准备应对资本主义确实存在的市场另外的处理办法，他们写文章和求助于空洞的乌托邦言词，如认为是由“某种思维方式”搞乱了“合适的市场”。也就是说，为了挽救他们失败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创造出一种道德的理想：市场和合适的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与任何现实的表现相分离，与反映在阶级斗争中的强制原则和经济矛盾相分离。资本主义思想家的文章经济根据不适当，没有活力，它与其所标志的社会制度的破裂同时发生。资本家阶级和他们政治上的追随者在智力和道德上的失败并不是个人的缺点，而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失败。

　　美国金融制度的破产是资本主义制度更深沉的没落的象征，其根源在于最近30年来资本主义有活力的发展。在广义上说，当前资本主义的萧条是卡尔?马克思150多年以前总结的经典的公式：生产力的发展与现存生关系之间的矛盾。

　　与那些认为是金融和后工业资本主义破坏了世界经济或使其“非工业化”的理论家不同，把它们放在一种赌博资本主义或投机资本主义的位置，显然我们证实了工业资本主义历史上长期突出的增长，到了更多地空前地剥削领取工资的工人。在利润、大规模长期的投资日益增加的推动下，它成了工业资本渗透的动力，呑并更边远的欠发达地区。新老资本主义国家看到强大的经济帝国的诞生和发展，它们推翻了政治和文化上的障碍，由此吸纳和严酷地剥削数十亿新老工人。由于新的工业化国家的竞争力加强，日益增多的利润的剩余超过在旧有的资本主义中心进行有利的再投资的能力，大量资本转移到亚洲、拉丁美洲、东欧，更多地转移到中东和南部非洲。大量的超额利润投入到服务领域，如金融、房地产、保险、城市和农村的大地产等部门。

　　资本主义技术革新发展的活力更清楚地表现为一种更大的社会和政治权力，使有组织的工人黯然失色，限制了他们的谈判能力，使利润成倍增加。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工人被简单地看成是生产的成本，而不是看成最终的消费者。工资停滞，社会的利益受到限制，工人被辞退或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和它的政策变成为一种完全服务于资本的工具：限制、控制和规章被削弱。新自由主义开辟了剩余的资本投资的新领域：企业的私有化、土地、资源和公有银行。

　　随着竞争的加剧和在亚洲出现了新的强国，美国的资本越来越多地投入金融活动。在银行界创造一系列金融工具来吸引财富和生产部门的利润。美国的资本没有“非工业化”，而是转移到中国、韩国和其他增长的中心，不是因为利润的下降，而是因为在海外生产企业可以赚到更多的利润。

　　在中国向资本主义开放提供了数亿工人的就业岗位，他们领取补贴的工资，受到残酷的剥削，没有任何社会利益，缺少或是没有有组织的社会权力。亚洲国家资本主义促成了一个新的与资本家合作的阶级，使利润大幅度增加。有产者阶级与领取工资的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加剧。利润大量增加，但是国内需求受到很大限制。出口增加和海外的消费者变成为亚洲经济的推动力。美国和欧洲的工厂在亚洲投资是为了重新向它们的国内市场出口，这取代了国内资本的结构而对贸易和金融有利。工人工资很低，信贷增加。商品进入近期工业化的有活力的国家，金融活动相应增加。将工业的利润再投资于金融服务。在从工业资本转向金融-贸易资本时所创造的实际价值相对下降的时候，利润和结算却增加了。

　　世界生产、贸易和金融创造的超额利润，在美国通过国家的和私人的金融领域获得的利润形成一种巨大的结算。远远高于美国和欧洲经济历时上吸收生产部门利润的能力。对中国、印度和其他地方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残酷剥削，全面的掠夺，从新自由主义统治的前苏联和拉丁美洲将数千亿美元转移，塞满了新老金融机构的金库。

　　在亚洲对劳动的超额剥削和美国财务结算的超额积累扩大了纸面的经济，自由派的经济学家随后将其称之为储蓄者-投资者-出口商之间(在亚洲)、消费者-金融家-进口商之间(在美国)“全球的不平衡”。东方贸易的巨额剩余资金用于购买美国财政部的债券。美国的经济得到日益膨胀的纸面经济不稳定的支持。

　　金融部门的扩张是高利润的结果，在过去几十年里利用了多样化投资资本的权力强加的自由化经济。资本的国际化，它强有力的增长和贸易的大幅度增加取得的进展使工资停滞，社会的利润下降，劳动力大量剩余。资本通过信贷扩大而膨胀的房地产业临时增加它的利润，债台高筑，一系列金融工具(看不见也没有价值的资产)明显地进行诈骗。这种纸面经济的沉沦使人发现一个丰厚的金融系统，也迫使它消失。金融资源、信贷和市场的失去在所有出口工业产品的工业大国引起震动。这种纸面经济的沉沦导致社会消费的缺乏，国内市场的疲软，严重的不平等，拒绝工业化国家任何类型补偿的市场，以便稳定或限制滑向衰退与萧条。

　　建立在超额剥削劳动的生产力的有力增长造成金融界的膨胀，出现排挤工业的进程，屈从于高度投机的资本的积累。廉价的劳动力，利润的来源，投资，在世界范围内贸易和出口的增长，已经不能同时支撑金融资本的掠夺和为有活力的工业部门维持一个市场。有人错误地将其说成是一场金融危机，或特别是一场住房和抵押贷款的危机，这只是简单地为了使一个膨胀的金融部门走出沉没。金融部门开始时出自于生产资本主义的大力扩张，以后变成其对立面。全球工业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历史联系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明显地表现为贫困化的劳动力与资本集中之间的矛盾。现在世界的萧条是资本主义制度超额积累的产物，金融系统的破产是导火索，但不是结构上的决定性因素。事情很明显，工业国家如日本、德国经历了出口的下降，而投资和增长高于其他的金融国家，如美国和英国。

　　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破坏资本，以便挤压企业、效率及竞争力不高和负债更多的部门，目的是重新集中资本，在具备必要的政治条件时重组积累的能力。重新安排资本是出自对国家的资源的掠夺，也就是所谓的“抢救”和大规模公共财政的资金(纳税人的钱)，结果是野蛮地缩减社会转移资金(公共服务)，通过裁员、大规模失业、降低工资、减少退休和医疗保险，一般来说使生活条件恶化，来降低工资，增加利润率。

　　世界的萧条：一种阶级的分析

　　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总的经济指数的高涨和衰落对于理解它的原因、过程和对世界影响没有多少价值。在最好的情况下，它说明对经济的破坏。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使统治的社会阶级模糊不清，因为它导致经济扩张和沉沦的网络与变化十分复杂，同时也使领取工资的工人阶级看不清楚，是他们生产的财富造就了扩张的阶段，而现在要他们为经济的沉沦付出代价。认为造成危机的是因政府的慷慨，是那些最大的获得者，这也是大实话。日常简单地看到的是，统治阶级制造了危机，工人阶级在为他们买单，统治阶级成本最低。在解密隐藏在一般经济数据背后的社会现实的时候，进行阶级分析是有用的。在70年代的衰退以后，西方的工业资本家阶级肯定获得资金可以开始一个广泛和深入增长时期，它遍及全球。德国、日本和东南亚的资本家们竞争，实现了繁荣，与美国的同行合作。在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社会权力、组织和政治影响失去了重要性，绝对和相对意义上都是如此，他们对物质利润的参与下降了。技术的革新，包括劳动的重组补偿了工资的增加，因为工人的数量减少了，特别是他们对管理的特权阶层施加压力的能力下降了。在生产中资本主义的战略地位得到巩固，生产的老板对资本的安排和流动能够几乎进行控制。

　　已经建立的资本主义的权力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拥有大量的资本储备，面对着完全恢复的德国和日本资本家日益激烈的竞争，英美资本家企图提高利润率，将资本的投资转向金融和服务行业。开始时，这项措施与推动出售它们的制造业产品有联系，为此提供信贷和资金，以便购买汽车和家用电器产品。活力差一些的工业资本家将其总装配厂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地区和国家。结果是美国的工业资本家更多地占领金融市场，同时在子公司的经营中保持工业的特点，建立海外制造业和附属的供应商。在低工资的国家进行生产的同时，在本国金融业的利润也在膨胀：资本家阶级大获利润。资本的积累在所在国扩大时，本国的工资和社会成本也受到压力，资本家通过美国工会和欧洲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合作调解将竞争的成本转到工人的身上。对工资的限制，将工资与生产率不对称地联系起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协议，都增加了利润。通过进口廉价的消费产品美国的工人得到补偿，这些产品是由最近工业化的国家由低工资的工人生产的，同时容易得到信贷。

　　在90年代，西方与前苏联政权与寡头强盗勾结进行掠夺，使其资本大量外流到西方的银行。80年代中国的私有化进程在90年代加速了，扩大了工业利润的积累，利润来自对数千万工人强度大的剥削，他们只领取维持生存的工资。在俄罗斯和整个前苏联掠夺的数万亿美元使美国和西欧的金融部门发横财，通过转移和非法资金的洗钱使美国和英国的资金大量增加，促进金融部门的膨胀。石油价格的上扬和食利的资本家利润的增加，成为利润和金融结算的新来源。掠夺、利润和“黑钱”提供了金融财富的大量积累，与工业生产脱离。另一方面，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加速工业化为日本和德国的高端产品的厂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向中国和越南的工厂提供高质量的机器和技术。

　　美国的资本家没有非工业化，而是国家非工业化。在把生产转移到海外和进口制成品，集中于信贷和提供资金时，美国的资本家阶级和它的成员变得多样化和多部门了。利润成倍增加，加强了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工人受到多种方式的剥削：工资停滞，贷款者增加他们的利息，高工资和高水平的工作岗位在服务部门变成更低的工资，这就经常地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

　　导致灾难的基本进程是很明显的：西方资本主义财富的有力增长部分是建立在残酷掠夺前苏联和拉丁美洲的基础上，90年代这两个地区的生活条件明显下降。对数亿中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的工人野蛮地加强剥削(他们的工资很低)，农民被迫流向工业部门，这些导致高积累率。在美国和西欧工资的相对下降也有助于资本的积累。德国强调，中国、日本、拉丁美洲和东欧的增长是由出口部门推动的，这造成了不平衡或资本家集中的财富和财产与低工资的工人大量增加之间的矛盾。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成几何级数增加。有活力的积累进程超过了高度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能力，在其利润率很高的生产活动中吸纳资本。这导致投机资本以多种形态大规模增长，造成价格飙升，在房地产部门、原料、风险资本基金、证券市场投资，为债务提供资金，收购和兼并，所有这些活动有实际价值的生产相脱离。工业的转移和对工人工资强加的阶级的限制和破坏了本国的需求，在世界市场上加剧了竞争。进行大规模结算的投机金融活动提供了短期内的解决办法：利润建立在债务资金的基础上。贷款者之间的竞争推动提供廉价的信贷。房地产的投机影响到工人阶级，领取工资没有积蓄或资产的工人利用容易得到的贷款加入投机者诱导的疯狂，梦想着住房的价值会不断地上涨。不可避免的沉沦在整个体系引起反响，在投机链条内部引爆。从最后的参与者到次级抵押贷款的导火索，危机发展以至影响到银行和更大的债台高筑被抢救和收购的公司。所有多样化的部门，从制造业到金融业，商业和原料的投机，都受到影响。整个资本家的盔甲都面对破产，德国、日本和中国的工业出口商建立在对劳动剥削的基础之上，证实了出口市场的没落。

　　金融泡沫的爆炸是工业资本超额积累和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财富的结果。超额积累植根于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关系：私有财产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资本集中的同时生活条件在滑坡。2009年日益增加的萧条随处可见：2008年企业破产增加14%，2009年可能增加20%。西方大银行的价值已损失约1万亿美元，还在继续增加。在华盛顿银行集团施加压力。银行遭受损失以后必须调低其投资适应市场的价格，3万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英国一年的产值。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在世界范围内金融资产已经减少了50多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一年的生产总值。2009年美国的预算赤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3%，财政赤字可能毁掉公共财政。

　　世界市场正在经历直线下滑：Topix指数从2007年的1800下降到2009年初的700.标准普尔从2008年初的1380下降到2009年的700.FTST100从6600下降到2009年初的3600.恒生指数从2008年初的32000下降到2009年初的13000.2008年第四季度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率下降20.8%，日本下降12.7%，德国下降8.2%，英国下降2.9%，美国下降3.8%。道琼斯指数从2007年10月的14164下降2009年3月的6500;在日本工业生产下降21%，韩国下降19%，德国下降12%，美国下降10%，英国下降9%;预计私人净资本从帝国的国家流向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减少82%，贷款的流动价格约300亿美元;2008年最后3个月美国的经济下降6.2%，2009年第一季度下降更多，因为2008年第四季度出口减少23.6%，消费支出减少4.3%。2009年头3个月每月失业60多万人，更多的减少了工作时间。实际的和伪装的失业比例到年底可能达到25%.

　　所有情况表明这是一种深刻和长期的萧条：从2007年到2008年美国通用、克莱斯勒和福特三大公司的汽车销售下降近50%。2009年第一季度又下降50%;随着萧条向海外蔓延，国外的市场正在枯竭;在美国的国内市场上，耐用商品的销售下降22%;对住房的投资下降23.6%，企业的投资下降19.1%，设备和信息软件下降27.8%.

　　私人企业的投资活动减少推动萧条。企业的库存增加，投资减少，破产，发放抵押贷款，银行没有偿付能力，信贷受到限制，证券价格下跌，家庭的财富缩水20%(达到3万多亿美元)，这些都是萧条的原因和后果。工业、矿业、房地产和商业没落的结果在全世界使银行的有毒债务达到2.2万亿美元，远远高于2008年10月和2009年2、3月白宫用于挽救的资金。

　　萧条正在降低帝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存在，破坏在拉丁美洲、东欧、亚洲和非洲靠外国资本资助的出口战略。几乎所有经济学家、专家、投资顾问，经济的历史学家等的共同信念是，从长期来看证券市场将会恢复，衰退将结束，政府将退出经济。固守关于周期模式和过去的历史趋势的观念，这些分析人士看不到目前没有先例的现实：世界经济萧条的性质，空前的倒台的速度，为了支持银行和没有支付能力的工业政府所欠下的债务的水平，特别很高的公共赤字，这些在很多代人都将吸收资金。

　　长期的学术预言家专断地选择过去的趋势指数，而决定这些指数的政治经济框架与现在是完全不同的。经济学家关于危机后的空谈没有注意到经常变化的开放参数，忽视了当前萧条趋势的真实指数。现在美国的萧条发生在一个非工业化经济的框架中，一个没有偿付能力的金融制度之中，有创纪录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空前的公共债务，数万亿外债，几场战争和至今的占领的军事开支达到8000多亿美元。所有这些变数对过去的萧条发生时的框架都是挑战。此前资本主义危机的任何框架都不同于现在的形势。资本主义现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组成，包括达到天文数字的公共财政的掠夺去救助没有支付能力的银行和工业，这意味着将空前数量的利润转移给非生产的食利者、失败的资本家、红利的接收者和债权人。据为已有的水平，储蓄的下降，退休金计划和医疗计划都没有任何补偿，都最迅速地流走了，生活条件急剧下降，在美国最近的历史上出现更大规模的贫困。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场如此深刻的经济危机，没有任何一个运动、政党或现在可选择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一种选择。国家和政府从来没有在资本家阶级如此绝对的控制下，特别是在公共资金的分配上。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经济衰退将这么多公共开支单方面地用于补偿失败的资本家阶级，用于工人的资金从来没有这么少。奥巴马政府的任命和经济政策清楚地反映资本家阶级对国家开支和经济计划的全面控制。

　　奥巴马和资本主义危机：一种阶级的分析

　　欧盟和美国与其他地区的资本家一起制定的计划甚至不承认萧条的结构性基础。首先，奥巴马用1万亿美元购买银行没有价值的资产，他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的40%以上(7870亿美元)交给没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和免税，而不是用于生产部门，这样做的目的是挽救股票和债券的有产者，而同时每月有60万工人失去他们的工作。

　　第二，奥巴马政府用8000多亿美元资助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目的是支持建立在军事部门的基础上的帝国的建设。这是将民用经济的公共资金大规模地转移到军事部门，强迫数万失业的青年参军。

　　第三，奥巴马建立的检查重组美国汽车工业的委员会支持关闭十多家工厂的计划，取消由企业提供资金对退休工人有利的医疗计划，强迫数万名工人接受大幅度减少医疗救助和退休金的计划。整合私人所有的汽车工业的全部负担都落到工人和退休人员的身上，落到美国纳税人的身上。

　　奥巴马政府的整个经济战略在于通过没完没了的数万亿美元的拨款，挽救股票的持有者，没有偿付能力的公司，购买没有价值的资产和金融企业失败的资产。同时美国政府避免在国有的生产性企业进行任何类型的投资，这些企业可为1000万失业工人提供就业。奥巴马的预算40%以上用于军费开支和支付债务，十分之一的美国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没有就业的公民数量正在达到两位数的百分比，领取满足食品基本需求分配券的人数2009年将增加数百万人。

　　奥巴马创造就业的制度将数十亿美元交给电信、建筑、环境和能源的私营大企业，在那里大部分政府的资金用于高管和人员的支出，为证券的持有者提供好处，小部分支付职工的工资。另一方面，在制造业和服务行业失业的工人大部分不可能在受益的部门就业。2009年只使用一揽子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其目标和影响是保持金融和工业领导阶级的收入，推迟很久以前必需的消失。它的后果是增加统治阶级和工人之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财政的高收入将逐步增加，但是财政赤字造成的大规模债务将落到领取工资的纳税人的身上。

　　奥巴马上台用全部热情支持帝国的军事建设，以至预算赤字和财政赤字创下新纪录，面对萧条无情的推进，可以确定在现代史上他是一个无双的好战分子。尽管他的承诺与此相反，2009-2010年的军事预算至少超过布什政府军事预算的4%。美国的军队将增加数十万人。美国在伊拉克的军队人数继续接近最高数字，2009年在阿富汗将增兵数万人。美国从空中和地面对巴基斯坦的攻击成几何级数增加。奥巴马在国务院、五角大楼、财政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领域秘密的任命，特别是与中东有联系的领域任命的高官主要是军人中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他们有维护对伊朗的战争的长期传统，与以色列高级指挥部保持密切的联系。

　　总之，在财政资金和物质资源的分配、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主要负责人的任命上，奥巴马政府的优先事项是明显的，可以看出不同的社会阶级或从中受益或是受到损害。奥巴马的政策表明他的政府完全许诺挽救资本家阶级和美国帝国。为此他准备牺牲眼前最基本的需求、未来的利益、多数美国工人和住房所有者的生活水平，他们受到美国经济萧条最直接的影响。奥巴马加大帝国建设的进展，在他的政府中加大了亲以色列的军人的权力地位。奥巴马的经济恢复和他的军事升级战略在金融和财政上是不相容的;后者的成本破坏了前者的冲击，以任何努力去抵消社会服务的沉沦、增加住房抵押贷款、企业的破产和大规模裁员，都留下大洞。

　　奥巴马政府对公共财富水平转移有利于经济统治的阶级，对于就业、信贷和社会服务没有点滴的效果。企图将没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变成健全的和能够产生效益的公司是不相符的。奥巴马的核心难题是如何创造条件恢复美国现存的经济中失败的部门的利润。他的战略提出了一些根本的问题：首先曾经创造就业、利润和增长的美国经济结构已不复存在。在将资本分流到其他国家和金融工具与其他非生产性的经济部门时，这一结构已经解体。第二，奥巴马的刺激政策加强了对经济的金融统治，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部门，而不是重新实现经济的平衡而有利于生产部门。甚至在生产部门，国家的资金也落入资本家精英的手中，他们没有能力创造可持续的就业，不能鼓励市场竞争和根据消费者的利益进行革新。第三，奥巴马从上往下恢复经济的战略挥霍了他的大部分资金补助失败的资本家，而不是增加工人阶级的收入，如将最低工资提高一倍，发放失业补贴，这是增加需求和鼓励经济恢复唯一现实的基础。由于国家的衰落生活条件后退，帝国军事基地的扩张，两者扎根于国家机构的基础上，没有可能进行能从上到下对政策投资的机构改革，吸收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帝国的政策。

　　从日益加剧的萧条中恢复不在于开动机器印制美元钞票，这只会创造高通货膨胀的条件和美元贬值。深刻的原因是来自对劳动超额剥削的私人资本的超额积累，这导致利润率的增加和需求的下降。扩张与工人消费衰落之间的巨大反差为金融泡沫准备了舞台。经济的重新平衡意味着创造需求(不是一个完全衰落的私人生产部门或是一个没有支付能力的金融制度)，通过国家直接的所有权和长期的投资，扩大商品生产和社会服务的规模。整个超级的投机机构发展到很大的规模，这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喂肥的，与任何使用价值脱离的纸面工具无数倍地增加。必须拆除整个纸面的经济，以便解放被非生产的资本家及其同伙设置的障碍束缚的生产力。必须制定一个庞大的计划将交易所的经纪人变成工程师和生产劳动者。重组国内市场，创造和实施提高生产率的革新需要大规模地瓦解世界的帝国。花钱很多和非生产性的军事基地是建设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帝国的基本因素，这些基地应当取消，代之以在国外的贸易网络、市场和远离国内市场工作的生产者相联系的经济交易。国家衰落的投资需要结束帝国，建设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为了解散帝国，根本的是结束与其他国家的军国主义分子的权力的政治联盟，特别是与以色列国家的政治联盟，在我们的国家全部连根铲除权力的结构，努力建立一个开放的民主的社会，为美国公民的利益服务。

　　全球危机的地区冲击

　　世界的萧条有某些共同的原因和其他的特点，可以看到经济与具体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相互联系的影响。从全球范围来说，利润率的增加和导致房地产投机的疯狂和它的破产的资本超额积累，这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大部分国家。同时，尽管所有的地区经济遭受萧条进展的后果，不同的地区在世界经济的情况不同，因此其后果有重大的差别。

　　拉丁美洲：在完全混乱之中执行自由市场的政策，阶级的严重分裂破坏国家的任何经济恢复，出口和工业生产的急剧下降正将巴西引向深刻的衰退，尽管有华尔街的声明和白宫对卢拉总统的支持。2009年1月工业生产下降17.2%，2008年第4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萎缩3.6%。情况表明，2009年其余时间将出现负增长并加深。过去作为增长推动力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市场在急剧衰退。卢拉的私有化政策将大部分金融部门转到了外国人手里，传导了美国和欧盟的危机。美欧的全球化和巴西的脆弱性，同时对外贸易下降了。资本的流动呈负数。2008年12月至2009年4月有几十万工人失去他们的工作。农村500万没有土地的贫穷的工人，1000万个家庭由于国家的基本消费补贴每天靠1美元维持生活，他们被排除在国内有效的需求之外，与数千万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一样，这些工人每月的工资50美元。负债累累的农民小家庭的购买力不是任何外部需求所能代替的，越来越低。所有的部门，农村的和城市的资本家阶级冻结了他们新的投资，私人信贷已经蒸发，外国投资逃走了，面对衰退的深入国内的消费萎缩。卢拉断绝学者的建议和年增长4%的计划被认为是幻想，只有助于掩盖严重经济衰退的开始。卢拉盲目地支持全球化和自由市场是巴西衰退深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巴西经济的负增长在整个地区是个范例。阿根廷将将负增长2%，墨西哥下降3%，智利将零增长或更低。中美洲和加勒比与美国和世界的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正处于严重萧条之中，因为旅游部门下降失业率很高，对原料的需求减少，在国外的工人向国内汇款锐减。极端贫困人口和犯罪大幅度增加，可能引起社会动荡，民众反对当权的右派或左派的政府。

　　帝国资本在全世界的扩张被辩护士称为“全球化”，它的批评者认为是帝国主义行为，这种扩张引起金融危机的迅速扩大，在与美国和欧盟金融关系更紧密联系的国家发生危机。全球化将拉丁美洲的经济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牺牲国内的市场，因此目前在需求、价格、信贷直线下降的情况下经济的脆弱性增加。全球化过去推动资本的影响，现在开始萧条，对资本大规模抽逃提供便利。美国正在吸收世界储蓄的70%，做出绝望的努力为它魔鬼般的贸易和预算赤字提供资金，将它的拉丁美洲的贸易伙伴赶出全球的信贷市场。萧条清楚地表明帝国集中的全球化的圈套，对它在拉丁美洲的合作者明显地缺少任何补救的方法。集中于帝国的全球经济的解体是明显的，保护主义增加，国家将数十亿美元的补贴交给了帝国银行、保险、房地产和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家。

　　世界的萧条不仅暴露全球化经济固有的缺陷，而且也保障在最后时刻相互竞争的机构结算的多样性，每个国家根据本身的财政和国家的部门，相信能走出日益加深的萧条，以它们过去的伙伴作为代价。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世界的萧条正在鼓励回到国家-民族状态。

　　与世界市场的逐步崩溃紧密相联的一个平行因素是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挽救国家财富的中心地位上升了，有能力为养老、医疗基金和数亿工人、退休人员和纳税人要求更多的税收。在资本主义沉沦的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增加不仅是为了挽救失败的资本主义制度，如它的推动者所说的那样。为了这样做，它利用全体居民集体的财富。没有支付能力的银行和工业的国有化或国家化是强盗的资本主义的积累。这不是单个的企业或甚至是部门对工人的剥削，而是资本主义国家占用生产者阶级的全部财富。

　　拉丁美洲的选择围绕着承认和接受全球化已经死亡，只有在人民民主的控制下国家才能创造财富，创造就业，而不是服务于向上和向外引导和重新分配财富，造福于已经失败的和破产的资本家阶级。

　　东欧和前共产党国家：在东欧共产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继续一个私有化的进程，在很多情况下是建立在普遍掠夺的基础上，非法占有公共资源，在90年代上半期这些国家生产和生活条件直线下降。西欧和美国的资本家利用那里廉价的劳动力，在所有经济部门轻易地得到赚钱的机会，控制了东欧国家的制造业、矿业、金融和通信部门。同时东欧和西欧之间的障碍消除后，有技术的工人大量流向西欧。在东欧和前共产党国家经济的恢复和随之而来的增长建立在依赖西方资本主义的投资和信贷，生产的非局部化，金融和房地产投机资本的影响，进入西方正在扩张的市场，特别是消费的支出为债务提供资金，这些刺激了东欧国家的增长。因此这个地区在经济危机期间受到两方面的打击：由难以维持的国内投机引发的沉沦和由于依赖衰落的西欧的资本、贷款和市场带来的冲击。波罗的海、东欧和俄罗斯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逐步崩溃。随着信贷市场的停滞，跨国的资金购置产业，本国的货币贬值，海外的市场消失了。整个依赖型的发展模式以本国市场的解体和外国资本的流动为基础，破坏了国内抵消沉沦的努力。它们唯一的选择是争取大量输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银行的金融援助，这限制了本国财政刺激计划的可能性。

　　地区与世界市场的关系的基础是对西方资本家的屈从和依附关系，首先是缺乏国内的市场和减缓衰落的资本;其次，当外国资本的注入减少时，萧条就会加深和扩大。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从东欧到俄罗斯萧条的巨大力量已造成长期的停顿和工业、服务业、卫星银行普遍的大规模破产。出现了指责政府的自由市场政策的民众运动，在有情况下拒绝依赖出口的资本主义模式。

　　亚洲：自主分工和增长的幻想的结束2009年的大萧条正在负面地影响所有在金融和原料领域依赖国际市场的亚洲经济。甚至是在那些更有活力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中国、印度、韩国、台湾和越南，没有逃脱贸易、就业、投资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后果。20年的有力扩张，高速增长和越来越多的利润都建立在出口市场和加紧对劳动力剥削的基础上，实现资本的超额积累。许多亚洲和西方的专家维护一种由新兴的亚洲经济强国特别是中国指导和引领的“世界新秩序”，其势力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地区自主权”的基础上。实际上，中国工业有活力的增长深深地嵌入一个世界生产的链条，由先进的工业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等提供精密的工具、机器和零件，以便由中国组装产品，然后出口到亚洲、欧洲和美国的市场。这种分工只不过是一种神话。

　　源自出口的增长是由对劳动力的野蛮剥削推动的，在广泛的领域里社会服务被瓦解，如免费医疗，退休金，住房补贴，食品和教育，巨额财富集中于新的亿万富翁组成的少量精英。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增长建立在生产力的有力扩张和日益增加的生产的阶级关系分化之间矛盾的基础上。高利润率实现了资本的超额积累(高投资率)，同时导致庞大的预算和流向金融部门的贸易顺差，向外扩张(或洗钱)，从事房地产投机。

　　亚洲的经济大厦是以不稳定的方式在数亿工人的背上建立起来的，他们没有任何作为消费者的能力，同时越来越依赖国外的出口市场。世界危机使出口市场紧缩，明显地使亚洲的经济脆弱，引起生产和贸易的大幅度下降，失业大量增加。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通过大规模注入公共资本刺激金融的结算和发展基础设施来抵消出口市场的停滞，但这对于阻止失业的增加和数百万与出口相关的企业的破产是不够的。

　　亚洲的资本家阶级和它们的政府精英完全没有能力“重组”社会经济的结构和一旦在国外市场倒台时用国内需求替代。这样做意味着对阶级的结构进行不同的深刻改革。这些改革意味着把建立在高利润率基础上的投资转向低利润的生产部门和社会服务，目的是为了数亿低收入的工人和农民。需要将资本从私人的房地产、证券市场和购买外国债券(如美国财政部的债券)等部门转移到资助普遍的医疗救助、教育、退休金部门，让土地重新用于生产，而不是推动掠夺和房地产投机。

　　亚洲增长的全部活力围绕着资本投机、高利润、低工资构成，企图以劳动力的更加贫困化为代价，大规模地裁减工人，大量移民反向回到受到破坏的乡村，使剩余劳动力增加。赶走劳动力是资本主义惯用的解决办法，这加剧矛盾，增加建立在金融和工业部门基础上的城市资本与数以亿计的工人、贫穷的农民、失业者和关失业者之间的矛盾。国家注入资本刺激经济经过地区的国家的精英和资本家阶级的过滤，吸收和利用这些资本的大部分，扶持面临垮台的企业，这一切影响到大批失业的工人。

　　私人所有权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控制排除了可以通过国内经济的扩张可能恢复增长的社会变革。中国“逆向增长的火车头”必然破坏它的依赖向中国的工业出口和原料的贸易伙伴。欧洲和美国需求的停滞正在破坏中国整个出口工业的结构。对劳动力的野蛮剥削和新的资产阶级没有提供许多恢复国内需求的可能性。中国经济的恢复取决于新的社会主义改革，将国内的大规模需求作为现实的发动机。

　　中东：衰退和地区战争中东危机和解体的关键的根源是帝国-犹太复国主义的地区战争，以及原料价格的停滞。石油生产国积累的大量利润用于大规模购买房地产和地区内外的军事开支。利润绝对地集中在亿万富翁的统治者手里，使阶级的关系极度分化：富有的食利阶层和工资很低的移民劳动力限制了国内市场的规模和范围。为了克服超额积累和利润下降的危机，统治者精英采取的战略暂时有助于躲避危机：资本大规模依赖出口遍及世界产生利润、收入和利益的任何地方，首先是美国和欧洲，其次是亚洲和非洲。第二项战略的基础是将利润投入海湾国家的房地产中心、旅游中心和银行，制造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2204年至2008年出现的疯狂的石油和原料热引起中东食利寡头(或非生产性的)的逐步崩溃，增加了超额积累的进程和债务的急增，进口劳动力。结果是出现了地区的经济危机，预算和贸易的顺差被赤字的增加取代。中东的经济由“食利”构成，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实现多样化，建立一种集中于生产多样化和建立有活力的地区市场的经济。食利的统治阶级面对日益增加的移民群体和国内的失业工人，面对欧洲金融资本的大规模出逃返回本国，房地产部门和其他非生产性的寄生阶层的专业人员的流失。

　　价格、利润和收入的下降使他们不能再从石油美元热中获利，不能成为有势力的银行家和债主，海湾阿拉伯的领导阶级国内外的资金减少了，能够实施“恢复计划”的市场很少。更有甚者，在出现这场经济停滞时，军国主义国家以色列作为地区不稳定的力量在行动，在整个地区建立它的势力和殖民的野心。通过世界历史上组成一种最特殊的和从经济观点说是卑微的势力，以色列通过数万名支持者控制美国政府政治权力的基本部门，这些支持者许诺意识形态上一致，组织良好和守纪律，在战略上分散安排。

　　奥巴马政府，犹太复国主义权力的构成和中东

　　在自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必须面对1.7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和810万失工人(2009年3月，年底前可能增加一倍)，奥巴马政府增加了或明或暗的军事开支，达到8000亿美元，比好战的布什前政府的军事预算增加了4%。美国军事扩张的关键目标集中在中东和南亚，包括数亿人口，多数是穆斯林的亲巴勒斯坦的，反对以色列的殖民政策和现在美国对本地区穆斯林国家的军事占领。在美国在中东的军国主义背后推动力是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官员和顾问，他们占据着政府战略性的岗位，他们得到大量“民间”组织和美国犹太政治组织的咨询和鼓励，这是一支出版商、学者、社论作者、记者和打入所有大众媒体和从事于推动以色列国家的利益的宣传者组成的大军。

　　对奥巴马政府的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犹太复国主义者渗透的深度，提供了一个有经验的基础去理解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升级，尽管国内的经济处于灾难的形势。以色列反对穆斯林的运动加剧了美国居民的大规模贫困化。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的加强使其能推动一个在中东的战争议程，超越3亿美国人的需要和美国500家公司和5家主要银行的破产，更不用说5000万美国人不能得到医疗救助。

　　以色犹太复国主义权力的构成和地区战争

　　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奥巴马对外政策的势力:特别是在与以色列霸权野心相关的中东事务上，在前政府的时期和现政府的头几个月这是明显的。一项对奥巴马政府的行动和立场进行的调查表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结构的势力：

　　1，以色列对加沙野兽般的侵略屠杀了几千个平民，多数是妇女和孩子，破坏了大量的民用基础设施，残酷的封锁是为了饿死150万居民。美国的回答是很好的例子。奥巴马政府和整个民主党的领导没有保留地赞同屠杀，拒绝要求以色列军人和文人领导人对他们犯下的罪行承担最低限度的责任。拒绝要求以色列结束从空中和陆地对加沙的封锁，封锁阻止运进食品如大米和进行重建的重要材料。以色列的领导人傲慢地拒绝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减缓封锁的建议，奥巴马没有对此做出起码的回答。以色列对加沙人民的继续军事攻击得到奥巴马-希拉里-盖茨政府的支持。

　　2，以色列在被占领的约旦非法定居点的扩大和大规模征用住房和东耶路萨冷财产，以及继续破坏家园，是其他的例子。美国只限于重申它关于解决“两个国家”的立场。希拉里只是轻描淡写地责难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居民定居占的扩大，但是遭到犹太国家的拒绝，这对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没有任何影响。

　　3，以色列谴责在南非举行的反对种族主义的国际会议，因为它批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残暴形式。当奥巴马政府的一些人建议派出一个美国代表团去参加预备会议讨论议程时，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立即动员它的积极分子游说，奥巴马政府投降了。美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撤回了它们的代表，谴责会议是“反犹太人的”，所有的人像鹦鹉一样重复以色列的立场。

　　4，以色列和它的美国追随者坚持要奥巴马任命突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作为最密切的顾问和负责与叙利亚和伊朗谈判的战略岗位的政治策划人员，以便确保他们的一切活动符合以色列国家的立场。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反对退役海军将军辛尼的任命，因为众所周知他对以色列的号令是独立的。以色列的特工罗斯被任命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者”，这意味着以色列封锁和攻击伊朗的战争议程在做出任何决定时将占主导地位。罗斯以以“色列的保卫者”著称，他得不到中东各国政府和伊朗的信任，因为他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立场是无耻地支持以色列。罗斯曾为以色列政府领导和资助的思想库工作过，变成为没有宣布的以色列国家的特工。国务卿希拉里任命费尔特曼为中东事务副国务卿，任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夏皮罗负责与叙利亚的谈判。这些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任命对以色列有利。

　　5，以色列在中东的政策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让它的特工领导51个美国最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去破坏以色列的对手如伊朗，对其侵略和攻击叙利亚、黎巴嫩，占领巴勒斯坦(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准备和推动经济惩罚，削弱针对以色列目标的战争行动，提供宣传、外交活动以及军事援助。二是通过外交上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分裂和征服对手，如对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苏丹人等。美国谈判人员的目标是向叙利亚提供更多的外交承认和经济上的让步，让它与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决裂。

　　6，所有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犹太人院外集团、政府的高级官员和议员开展军事、政治、媒体运动的重要和持续目标是削弱和破坏伊朗。结果是美国政治家努力试图与伊朗在战略利益问题上达成协议，但是遭到支持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势力的破坏。整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机构极力把美国推上一条在中东走向新的战争的道路，将它们所说的伊朗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的殖民屠杀与对犹太国家的生存在威胁和面对一次伊朗的核打击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混在一起。2007年11月美国16个情报机构发表的一份关于伊朗国家情报的估计的报告拒绝了以色列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伊朗核能计划(称伊朗正在发展核武器)的指控。奥巴马政府在阿富汗面对一场反对起义的失败的战争，从而寻求支持再次转向伊朗。2007年夏天罗斯曾提出报告主张更严厉地制裁伊朗，包括全面的海上封锁，空中和地面的封锁升级，不可避免的军事打击等。2009年2月奥巴马扩大了对伊朗严厉的经济封锁，迫使德黑兰没有严肃考虑3月份提出的开辟伊朗-美国关系新的一章的打算。美国和伊朗之间发生的任何接近方式自动地要得到以色列的最后通过。

　　7，以色列和支持它的美国政治家和国会议员在外交和军事上疯狂地进行反穆斯林和反阿拉伯的宣传。奥巴马政府反映它们无所不在的影响。尽管阿富汗的战争失败了，在地区遭到日益增加的大规模反对，国内面临灾难性的危机，奥巴马增加了军事预算和军队数量，扩大在巴基斯坦领土的战争，每天轰炸巴基斯坦反美的帕斯通地区。

　　8，以色列正把数万巴勒斯坦人赶出耶路萨冷，他们已经在那里居住很多代人，以色列进行种族清洗，呑并全城，反对欧盟、世界舆论、国际法和近30年来美国总统包括奥巴马建议的“两个国家的解决”办法。国务卿希拉里承诺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认为种族清洗和赶走巴勒斯坦人“没有很大帮助”。

　　诬蔑和破坏民主价值的文化

　　亲以色列的查尔斯•弗里曼被任命为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争取的结果，说明这个团体在美国政府所有任命中的势力，事实表明对以色列国家的忠诚已经变成为一个能够得到美国政府中任何一个重要岗位必不可少的条件，换句话说，任何一个重要职务的候选人不论他的素质多高，只要他批评以色列的政策，就将自动结束他的政治生涯。对弗里曼的争议对美国政治家的现在与将来有广泛的影响，对于政治辩论和美国的民主自由影响甚大。亲以色列的院外集团在美国势力很大，它决心阻止任何不同于自己的观点的论点。这些院外集团的游说甚至到了耻辱和肮脏的深渊，包括诬蔑、有意地操纵档案，制造假新闻，绝对蔑视真理。

　　在围绕弗里曼的争议中，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地位对美国情报局未来的局长们有影响，确保它的报告不与以色列的“情报”相抵触，特别是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谎言。支持以色列的议员列伯曼等和美国最重要的犹太人组织的主席拥有重要的权力，能够推动美国的政策按照以色列的路线走向和伊朗的军事对抗。

　　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对奥巴马政府的势力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东的战争政策上。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运动、民众拒绝以色列殖民主义-军事国家和犹太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那些与以色列站在一起的政治家支持与伊朗军事对抗的路线，除非它向美国和以色列的最后通牒投降，放弃核能政策和与反殖民主义的穆斯林/阿拉伯国家及独立的运动、政府的关系。

　　从奥巴马任命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这些人要求的条件，美国与伊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谈判没有前途：自动地变成一些圈套导致军事对抗，惩罚的升级，同意盗窃以色列的土地。结果是增加紧张，在发生经济衰退的灾难的时期军事开支继续大规模增加。将不多的资金用于没有目的的战争和军事对抗，这里不存在国家安全的利益，而只能解释为以色列国家的军事利益和它在美国的支持者的势力。在政权中有犹太复国主义者，意味着美国帝国将有力和有进攻性地继续搞军事对抗和按照以色列的要求在中东进行地区战争。白宫或国会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控制，没有责难过任何水平的为以色列的利益服务的过高的成本，甚至是在经济严重萧条的情况下。所有的重要媒体和51个主要的美国犹太人组织正在施加压力，支持对伊朗的封锁、惩罚和预防性战争。他们不顾美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和牺牲将美国纳税人的数十亿美元不是用于国内投资，而是为了以色列投入战争。犹太复国主义者控制美国对中东的政策确保美国卷入在波斯湾和南亚没有目的的战争，因为以色列有一个包括整个地区的开放的军事议程，有一支准备和愿意将这个议程强加于美国政府的特工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