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的全球霸权缘起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体系的调整和变迁，在当代现实国际关系中主要体现为信息霸权、金融霸权和军事霸权。美国全球霸权是西方文明全球扩张的最后篇章，其基石是英语民族在全世界的强势扩张和成功统治。由于综合国力的现实制约，美国未来全球战略可能出现局部性收缩调整，并将突显对中国进行全面战略遏制的态势。从民族国家体系变迁的视角出发，我们不但要准确判断和把握国际格局的变迁趋势并适时调整国民心态和公共政策，同时还必须全面深化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

　　在传统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中，美国通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机遇成为超级大国，并在冷战后由于苏联解体获得独一无二的全球霸权地位。但立足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体系变迁的视角，可以发现美国全球霸权的另一种历史缘起。在对美国当代全球霸权的历史缘起、主要表现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中国未来国际战略进行一系列全新的研究与思考。

　　一、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体系变迁看美国全球霸权的历史缘起

　　当代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起源于近代欧洲，17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彻底打破了罗马神权下的世界主权，建立了欧洲世俗王权国家间的国际秩序。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划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承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各国普遍建立了驻外使节，进行外事活动”[1]9。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又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民族国家。此后，由于欧洲列强在全世界的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民族国家体系开始遍及整个世界。该体系虽然曾受到各个时期崛起的不同世界大国的冲击和挑战，但其基本架构仍一直持续至今。

　　1.德国的“硬冲击”：军事扩张与两次世界大战1871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

　　一了德意志各邦国，“内生于独裁统治中的一系列张力与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混合，就是俾斯麦留给德意志帝国的遗产”[2]14。由于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太晚，当时全世界的殖民地已被其他欧洲列强基本瓜分完毕。崛起的德国开始要求“阳光下的地盘”，并选择了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取得欧洲霸权及英法等老牌殖民宗主国的海外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德国在一战中最后以战败赔款结束，原有的殖民地也丧失殆尽。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利用民众对当时国际秩序的普遍不满而得以上台执政，之后很快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扩大德国的“生存空间”。由德国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利用军事扩张手段来突破民族国家体系所导致的，并均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客观上，德国通过军事扩张的手段来对民族国家体系进行“硬冲击”带来了另一个效果，即英法老牌殖民帝国的衰败和瓦解。二战后的英国和法国虽是战胜国，但其影响力和控制力已经远不如战前，对殖民地的控制大大减弱。许多前英属法属殖民地乘机纷纷宣布独立，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波民族解放和独立建国的高潮。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企图通过军事手段去强硬突破民族国家体系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二战后起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在全世界越来越得到普及和强化。

　　2.苏联的“软挑战”：意识形态对立与冷战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上台和苏联的成立，是20世纪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大事件。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提出了“世界革命”的构想，并成立“共产国际”来具体组织实施。“它宣扬一场将完全根除外交政策的世界革命……苏联的领导人试图以此来理解并解释世界”[3]493-494。世界革命战略一时间成为布尔什维克内政与外交的重要目标，这实际是通过对外输出意识形态来输出革命。与德国通过军事扩张手段冲击民族国家体系不同，苏联通过意识形态扩张挑战民族国家体系属于“软挑战”的性质。苏联当局宣称，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天下的无产阶级是一家，各国共产党都应接受共产国际领导指挥，而共产国际总部就在苏联首都莫斯科。这种政治动员方式无疑是要彻底颠覆世界民族国家体系游戏规则，也带来世界其他国家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敌对。苏联试图通过输出意识形态和输出革命来冲击民族国家体系，以全人类的阶级斗争来替代民族国家间的对立，“共产国际开始逐步从一个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世界性组织机构沦落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4]515，这导致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都曾被所在国政府视为共产国际“第五纵队”而加以镇压。苏联后来在外交政策中逐步放弃了不切实际的世界革命目标，代之以苏联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最高目标并在1943年解散了共产国际。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都表明，纯粹以意识形态为手段来彻底颠覆全球民族国家体系只能停留在空想层次，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不可能实现。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民族国家都很快融入了当代民族国家体系。这说明民族国家仍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基本组成单位，能够重新改变民族国家体系的“全新游戏规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然很难出现。

　　3.美国的“巧回应”：“屋顶架构”与联合国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并具备重新制定国际游戏规则的能力，但美国在对外战略中并未彻底颠覆原有的民族国家体系，而是采用了一种“巧回应”的方式。美国迫于二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高涨的非殖民化运动，并吸取德国和苏联曾经试图改变民族国家体系的失败教训，主动承认各民族国家拥有独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此同时，美国给全世界所有民族国家都加了一个“大盖子”——联合国，形成一种“屋顶架构”，美国居于“屋顶架构”的最顶端。美国不但没有颠覆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体系，反而利用了这种体系需要协调机构的缺陷，为全世界所有民族国家加了一道“紧箍咒”，并从该体系中获取最大化国家利益，“美国实力变得更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原因就在于其制度化”[5]249。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掌握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机构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在这些国际金融机构中都拥有最大的份额和一票否决权。这说明美国在二战后国际关系中并没有不切实际地去突破民族国家体系限制，而是充分利用这一体系来维持自己超级大国地位。冷战后由于失去了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制约，美国也曾利用“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试图绕过联合国去执行一些单边的外交干预或军事打击行动，但从当前国际关系现状来看，美国这一系列行为受到的国际压力和外部制约正越来越大。今后一段时间，美国想超越现存的民族国家体系而采取单边行动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二、当代美国全球霸权的三大实际支柱：美媒、美元、美军

　　二战后世界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非殖民化运动是新兴民族国家大规模涌现的第一次高潮，许多亚非国家从西方殖民宗主国统治下获得独立。冷战后是民族国家涌现出来的第二次高潮，苏联解体后分解成15个民族国家，南斯拉夫分裂成6个民族国家等。在当代错综复杂的民族国家体系中，美国主要通过三个实际支柱来施展其全球霸权：美媒、美元、美军。

　　1.美国媒体在全球的信息霸权：“谈笑间对手灰飞烟灭”

　　信息传播带来的舆论氛围是人类政治活动的基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在全世界“信息博弈”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非西方国家民众长期面临着西方媒体的“灌输”和隐形“思想控制”。西方媒体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将各种披着“普世价值”外衣的意识形态强制性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从中东到北非、从乌克兰到埃及、从叙利亚到泰国，其政治乱局都与西方媒体介入有关，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美国媒体。诸多主权国家的民众被以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实施“疲劳轰炸”并走上街头搞“颜色革命”，推翻本国政府之后陆续建立一系列亲美政权。美国媒体全球信息霸权还表现在对全球各国的信息监控上，斯诺登事件即是典型案例，这使美国在颠覆他国政府和破坏他国内政稳定方面频频得手。近年来诸多非西方国家都出现了所谓“第N波民主化浪潮”，国内政治对立、族群撕裂，内战频发，很大程度上缘于美国媒体通过信息霸权进行的全球政治煽动。如果说苏联宣传机器是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那么美国的信息霸权就是对全人类进行“政治洗脑”。“美苏两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截然对立，他们又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都认为自己的社会制度是人类最美好最合理的社会制度，都企图把本国的社会制度推广到全世界”[6]305。美国媒体通过对全球民众的“政治洗脑”牢牢掌控着世界的信息霸权，从而构成美国全球霸权的第一大支柱。

　　美国媒体构筑起来的“价值观与制度的优越性”还是美国国民认同的基石。如果说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来自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那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就是来自于美国媒体不断宣扬的价值观与制度的优越性。除人口比例很低的印第安人外，美国绝大多数国民是由来自于全世界的移民构成，这决定了美国的国家凝聚力不可能来自于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因此美国国内政治中维系人心的东西只可能是所谓“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正如美国学者所说：“摒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7]354。正如此，“西方人甚至根深蒂固地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顶点……他们想象不出还有比西方至高无上的社会更好的世界”8]112。但价值观与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要通过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来进行支撑，否则就将失去吸引力和说服力，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公开表达“美国绝对不当老二”[9]。在美国人看来，如果美国成为老二，就说明美国价值观只能是次优而不是最优，这将导致美国人自信心和国民凝聚力的降低。从这个视角来看，“美国尽管力甲全球，忧患意识却特别强，时刻怕失去它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10]316，美国政界和学术界都将“价值观优越性”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美国媒体的全球信息霸权更是将这种思路推向极致。

　　2.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剪全世界的羊毛”

　　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是美国霸权的第二根支柱。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形成于二战后的全球经济重建时期，本质上属于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是这一秩序的主要受益者，美元也成为主要的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每当出现金融危机时，美国总是采取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增加流通中的美元数量，将其国内金融危机向其他国家转移。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处于长期贬值趋势中，但由于诸多历史与现实因素制约，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在国际贸易与投资领域完全脱离美元，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发展中国家“自然不会认同这一秩序的合理性，却又不得不‘与生俱来’地身处这个既定的、‘不合理’的现存秩序中”[11]255。对于这个世界上除美国以外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其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达到美国的程度，其国民经济早已崩溃。但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使美国能够通过“剪羊毛”手段来长期保持巨额财政赤字和不可思议的国债规模，为庞大的全球军事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充足经费，使美国有能力通过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的手段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亲美政权或扶植起针对反美政权的“地下武装”……一句话，用美元来达成其战略目标。美元霸权是一个历史遗产，其核心是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直到今天依然是国际金融秩序的核心单元，并成为美国在二战之后发挥国际金融领域领导地位的制度性工具。”[12]43

　　尽管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等因素，美元最近几年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已经在缓慢降低，但在未来可预见时间内将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美国“剪全世界的羊毛”的现象将长期存在。

　　3.美军的超强地位：“手握大棒的世界警察”

　　对全世界数量庞大的不同主权国家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政府与民众，美国首选手段是通过媒体“党同伐异”，将全球分为“自由世界”和“非自由世界”，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有义务在全球“非自由世界”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凡是能通过“政治洗脑”达成战略目标，美国一般不动用军队干预，这一手段被标榜为“软实力”或“巧实力”。在很多社会传统与西方有差异的地区，当美国纯粹的意识形态攻势收效不明显时，美国往往通过经济援助或政府间贷款的方式对上述地区的政府施加影响并将其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或通过对其内部反对派的资金支持来削弱和搞垮那些不服从美国领导的其他主权国家政府。对于美媒无法撼动和美元很难收买的一些反美国家的政府或民众，美国往往选择直接军事打击：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军事行为或美国的单边军事行为，这种对军事行动通常以联合国、北约甚至所谓美英联军的名义实施。

　　美军的世界超强地位是美国全球霸权的集中体现。冷战后，美国的“世界警察”的超强地位近年来虽然遭受一系列内外挑战和冲击，但其优势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长期存在。美国长期谋求在武器性能和军事投送能力上超过其他大国“一代以上的差距”，即使国内面临金融危机时美国军费开支也“高烧不退”。美国充分利用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当代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并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国家利益，而美国军队则成为该游戏规则的直接维护者与控制者，“手握大棒的世界警察”的形象还将会继续存在并得到强化。

　　三、对当代美国全球霸权的重新审视

　　现实主义将军事实力视为霸权最坚实的基础，“外交和炫耀武力”成为霸权国家推行威望政策的两种形式，“一国的威望可能在其实际权力衰落之后仍然存在相当长的时间”[13]79。自由主义则相对重视制度和价值观的影响力，认为“当前的世界体系是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塑造的，而不是西方国家凭借武力或经济优势地位制造和维持的”

　　14]12。如果超越这些理论争论，从民族国家体系的发展脉络来考察，可以得出一些全新的观点和思路。

　　1.当代美国霸权是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霸权系列的最后篇章

　　自15世纪开始，欧洲人通过远洋航行和大陆探险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并相继建立起一系列全球霸权，“欧洲社会形成的某种内在不稳定性，使那个区域变成一种海盗式的文明区域，并努力向四处无休止地扩张”[15]334。从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到后来的英国、法国、俄国，都曾建立过显赫一时的庞大帝国。“在使人类广泛地分散到地球各处的种种活动之中，英国人向美洲的移民在一个基本方面是独特的……英国人成功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后来成为一个幅员辽阔、政治独立、基本上由欧洲血统的人组成的国家”[16]22-23。美国作为欧洲殖民时代的遗产，自1776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孜孜不倦地投入领土扩张浪潮中，利用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契机成为超级大国，直至冷战后由于苏联解体而成为全球唯一的霸权国。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永恒的世界霸权。甚至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只敢说“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还能维持一百年”[17]。美国世界霸权是15世纪以来西方持续500年全球扩张的延续，也是这一系列西方霸权系列的最后篇章。美国的世界霸权不会突然解体，但其国力绝对优势地位将会逐步消退，“美国的衰落被其目前拥有的强大军事能力及其资本主义和文化在‘国际化’方面的成功所掩盖”[18]520-521。

　　如果美国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失去其全球霸权地位，世界格局最有可能出现三种演变路径：一是世界长期保持一种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白热化，世界局势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二是经历一个短暂的世界多极化趋势之后出现某个新的世界霸权，并逐步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三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逐步趋向淡化甚至消亡，全球各政治实体之间通过和平的或非和平的方式实现一种“全球治理”的模式或架构。世界格局无论出现上述哪种状况，都很难再出现西方国家垄断世界霸权的情势。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世界霸权的终结将为大航海时代以来一系列西方霸权的出现画上句号，“后美国”时代很可能也是“后西方”时代。有学者曾如此阐述美国霸权对于西方世界的极端重要性：“没有美国，西方便会成为世界人口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和衰落的部分，居住在欧亚大陆一端的一个小而无关紧要的半岛之上。”[7]354

　　正是基于这个视角，西方很多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都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和西方文明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虑，西方社会则充满着对非西方世界和有色人种的傲慢偏见、种族歧视与文明优越感。由于民族国家体系来自于近代的欧洲，随着美国全球霸权的逐渐消退，“后美国”时代或“后西方时代”的世界秩序也很可能会呈现出一种西方语境下很难理解的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治理框架。

　　2.美国霸权的基石是英语民族的全球强势扩张与成功统治

　　语言文字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在近现代人类历史上讲相同语言的民族国家往往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社会传统、意识形态。如果以此为背景来考察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可以发现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重要现象。以印欧语系为例，日耳曼语族(英语、德语、荷兰语、瑞典语等)民族国家基本是新教国家，属当代世界最发达地区。英语国家的表现在其中最为抢眼，除了英国本土，在原英属殖民地都出现了许多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拉丁语族(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等)民族国家主要是天主教国家，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远逊于日耳曼语族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前殖民地如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原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许多非洲国家(原法国和葡萄牙殖民地)、东南亚印支地区(原法国殖民地)等，都长期处于政局动荡和经济停滞的状态中，没有出现一个发达经济体，有些国家甚至属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斯拉夫语族(俄语、乌克兰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波兰语等)民族国家有许多东正教国家，并在20世纪都经历过一段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历程。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斯拉夫语族国家中还没有一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案例，仍处于国家发展道路的摸索阶段。

　　近现代历史上英语民族的强势扩张使英语从小小的英伦三岛走向世界，成为了当代国际交往中最常用的语言，“当今英语的地位由三大支柱支撑着：人口、地位与威信”[19]490。英语民族对全世界殖民地的成功统治使其政治经济制度对全球产生了深远影响。工业革命以来真正建立过世界范围霸权的只有两个英语国家：英国和美国。英国在1588年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登上世界舞台，之后通过三次英荷战争成为海上霸主。二战后非殖民化运动虽然导致大英帝国迅速解体，但另一个说英语的国家美国却迅速接过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大英帝国已经交给美国了”[20]176。向英语民族世界霸权挑战的其他民族，如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二战前的日本和二战后的苏联都先后失败了。20世纪世界秩序基本上由英语民族主宰，在国际政治秩序上，二战前的国联和二战后的联合国分别由英国和美国主导建立;在国际经济秩序上，二战前的英镑体系和二战后的美元体系也分别代表着英国和美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英语民族已经深刻改变了世界文明版图，并强有力地左右着当代人类历史的走向。今天的美国全球霸权并非一个孤立出现的历史现象，它是近代以来英语民族从英伦三岛走向全世界的一个环节，其基石是英语民族在全球的强势扩张和成功统治。

　　3.美国未来的全球战略将会出现局部的战略收缩与调整

　　冷战后美国的综合国力如日中天，在全球大力推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苏联解体带来的价值观与制度优越感使美国深信自己肩负着传播和普及西方文明的历史使命，福山甚至提出“历史终结”的学术观点，认为人类历史“不得不承认只有一条路，且只有一个终点……我们现在就出在这个目的地上”[21]386。从保持美国全球霸权的现实需要出发，美国冷战后相继卷入许多全球热点地区的军事冲突，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海外军事行动来达到全球战略目标。21世纪初以来美国全球称霸战略基本锁定了三个战略竞争对手，采取了三条战线同时出击的策略，即“围堵中国、制裁俄罗斯、攻打伊斯兰”①。对于这三个战略竞争对手，美国都非常注重通过意识形态输出图谋颠覆其国家政权，制造其国内的政治对立和内部冲突。当然，美国对这三个战略竞争对手的策略也有较大的区别和差异。由于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快速发展，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选择只能是“围堵”，也就是说通过挑动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来遏制中国，消耗中国国力并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固有领土频遭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觊觎和蚕食，背后总是活跃着美国的身影，“美国意在构筑单极霸权世界，并把强化同盟，联日抑中作为其东亚战略的支柱”[22]59。对于俄罗斯，由于其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同时保留了较强军事能力，美国主动回避与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对抗，而是利用乌克兰危机联合欧盟国家对俄罗斯展开经济制裁，以最大限度地打击俄罗斯的经济，并把欧盟直接推向与俄罗斯对抗的前沿。对于与美国唱反调的伊斯兰国家，由于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都相对有限，美国除了经济制裁，还往往趋向于采取直接军事干预手段或以军事打击相威胁的方式来达到其战略目标。

　　未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的加快，美国向全世界转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其巨额财政赤字将难以为继。从频频出现“政府关门”情况可以看出美国已出现财政吃紧的状况。削减财政赤字无非两种方式，一是削减国内公共财政开支，但福利开支降低将导致美国人价值观和制度优越感的下降并激化国内业已存在的种族矛盾，没有哪个政党敢不顾选票而大力降低民众的福利水平;二是削减美国庞大的军事开支，这必然导致美国在海外军事战线的收缩。从当前情况来看，美国近年来一系列海外军事行动牵扯和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始面临着“称霸欲望强烈与称霸实力不足”的矛盾，这迫使美国在全球战略上出现了局部的战略收缩与调整。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多次调整了美国全球战略，开始从伊斯兰世界逐步撤退，不但宣布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还在最近伊拉克危机中对于军事干预异常谨慎。与此同时美国将中国列为其全球霸权的头号竞争对手，不断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并积极推行“亚太再平衡”的战略。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为锁定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将原来用于攻打伊斯兰世界的战略资源进行重新配置，防止中俄联合起来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美国东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却是东亚的两极化”[23]18，未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国力的持续增强，美国还很可能继续进行战略调整，甚至不排除放弃制裁俄罗斯以便将美国所有的战略实力都用于集中围堵中国的可能性。

　　4.从中美历史文化差异看美国当代全球霸权美国最早居民是土著印第安人，“哥伦布的意外发现带来了两大历史趋势……从全球的范围来看，这一事件开启了一个新的人类历史时代，从更地方性的角度看，它开始了美国形成的过程”[24]6。

　　北美地区从殖民时代开始陆续迁入了大量的欧洲白人殖民者，“当时不仅存在着欧洲的排斥力，而且也存在着美洲的吸引力，这是在这种‘推’及‘拉’的作用下，大规模的移民潮流形成了”[25]67。除了欧洲白人移民，北美殖民地还移入了大量的非洲黑人奴隶以及此后来自全世界的大量移民。不同文明不同人种都进入了这个“大熔炉”，使美国从立国开始就具备一种其他大国所缺少的全球性视野和世界性文化，这是美国文化最大的一个优点。而中国处于亚欧大陆上最隔绝的一个地缘位置，中国古代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文明的冲击，而这种冲击的结果又都是这些游牧民族融入了中原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在19世纪西方人通过海洋来影响和攻击中国之前，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除丝绸之路上的文明沟通与交融，主要就是局限于中国周边的一系列朝贡国。这使中国文化缺乏一种全球性的视野与内涵，也是中国文化最大的不足之处。

　　当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代中国相对隔绝的地缘环境，“古代曾经有过灿烂辉煌的文明国家，多数都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唯有中华文明，独能绵延长久，千古未绝”[26]1。如果说美国人的群体认同来自于价值观与制度的优越感，那中国人的群体认同显然是来自于历史深处。中华文明在五千年的历史时空中有过兴盛和辉煌，也有过衰败和内乱，这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拥有“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的历史沧桑感，中国人的世界观也是以百年千年的时间维度来考虑问题，这是中国文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与此截然不同，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大国，在18世纪从一个普通英属殖民地获得独立，直至发展成21世纪初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历史很短暂且总体上发展顺利，美国的国家发展道路和文明发展进程也没有经过重大历史转折的考验，这往往导致美国的政治人物和学者容易将历史中某些短暂的优势当成一种永恒的现象，这也是美国文化最大的缺陷所在。从中美历史文化的差异来看，美国文化中最大的优势就是中国文化中最大的不足，而中国历史文化中最宝贵的财富却是美国当代文化最大的缺陷。在这个视角下，中美两国的国民对于美国当代霸权的认识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两种结论。中国人认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美国人却认为是“天定命运”。正如基辛格如此比较中美两国：“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中国行为的依据是其独特性，它通过文化渗透而非传教狂热来扩大影响。”[27]517

　　费正清则认为“我们的美国方式并不是惟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未来生活方式……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31]459。正因为如此大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传统的差异，使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人类历史的走向。

　　四、余论：关于未来中国国际战略的思考

　　在对当代美国的全球霸权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我们对于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可以进行一系列新的思考和探索。

　　1.当代国际格局是一个“春秋战国”式的秩序如果从人类文明差异性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双视角来看，当代的国际格局非常类似于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春秋战国时期。世界上目前存在着几大主要的政治实体，如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欧盟、伊斯兰世界等。由于西方国家总体实力的逐渐衰退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人口与经济持续增长，原有的国际平衡正在出现重大变迁，从欧洲扩散到全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也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日益深化的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的全球化正在破除民族国家体系人为设定的各种所谓的“国境线”，正如美国前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在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所说的：“没有一个国家的主权是绝对的，连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如此”[29]725。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深入，未来出现一个全球治理的世界政府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现在的联合国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履行着这个职能，但联合国毕竟只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政策协调机构。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综合实力上持续下降，雅尔塔会议之后出现的联合国体制必然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否则将很难适应变化了的国际秩序。

　　2.中国面对国际秩序变迁要有新的“天下观”

　　在全球民族国家体系仍然存在的现实情况下，我们既讲“中国的国家利益”，又要讲“中华文明的全球化”。首先，要适时调整由于近代以来外敌入侵带给我们的受害者心态，逐步完成从“中国本位”向“中华本位”的转变①，形成诸如“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全球化时代的新的“天下观”。国民心态只有超越民族国家体系并逐渐回归到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思想”，才能主动参与和规划未来的全球政治经济游戏规则。其次，我国诸多的内外政策都要在新的“天下观”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与反思。例如我国的人口理论与人口政策要在全球人口跨境迁徙越来越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进行重新思考，我国的“三农”问题、维稳政策、“走出去”战略等一系列国家的重大现实问题也都要在全球化时代探索新的研究思路。

　　3.加快构建中国自己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

　　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主要来自于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之后的西方学术界，也是西方强国在世界秩序中拥有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标志之一。面对国际秩序的快速变迁，中国未来应该要加快构建自己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②。在国际经济层面，随着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增多，不可避免地遇到众多的海外安全保障的问题。由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海外军事基地，使得中国企业在面对他国政局动荡和军事冲突时，只能选择紧急撤退这一应对方式，往往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如何在未来的国际战略理论构建中，保护海外侨民、员工的人身财产安全和企业的投资安全，已是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国际政治层面，美国霸权走向衰落的时代对中国的围堵颠覆比霸权兴盛时代会更加严重。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霸权时期，英国将当时迅速崛起的纳粹德国和社会主义苏联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其欧洲政策的立足点就是利用“祸水东引”来挑动德苏之间的对抗来消耗竞争对手的国力以维持自身的世界霸权。21世纪初以来，这一幕再度出现。美国目前已经把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作为西方文明的竞争对手，正如有美国学者所说：“中国文明……它与伊斯兰教在亚洲并存;在未来几十年中，对于已经与西方富裕社会同一的自由民主价值来说，它是唯一看上去可能出现的挑战”[30]120。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尤其要注意防止美国挑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在国际战略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对于“反恐”“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重要概念要有自己的重新解释，对于伊斯兰文明的变迁与发展趋势要开展自己的独立研究工作，在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上也要有中国自己的理解方式和独立阐述，绝不可全盘照搬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体系。

　　4.深化对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

　　关于研究国际问题，我国社会科学的学术界未来有几个明显的急待改进的方面。首先是研究中的抽象化概念化趋势，例如，美帝国主义、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英国殖民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德国法西斯等等，这实际上是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当我们试图用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去给一个国家贴标签的时候，就好比西方媒体把当代中国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一样，是没有任何学术意义的。其次是“粗糙”研究过多而深入细致的研究欠缺，例如我们常说“西方”如何如何，虽然西方世界在某些方面存在诸多共性，但“西方”一词仍然是一个很“粗糙”的概念，西方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最后是国别化研究和母语研究欠缺。当代不同民族国家在语言文化、法律制度、思维方式上各不相同，如果不推进国别研究和母语研究，仅仅只知道用英语去研究所谓“北欧问题”“南亚问题”“中东问题”“拉美问题”等，由于收集资料和获取信息的局限性，决定了其研究结论终将是隔靴搔痒，研究价值也将大打折扣。只有当我国研究国际问题的学术界能够用瑞典语研究瑞典问题、用波斯语研究伊朗问题、用葡萄牙语研究巴西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全面深入地对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明进行比较和鉴别，中国在国际问题方面的研究水平才会处于世界最前列的位置。只有通过这种全球化的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才能为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提出真正具有重大战略参考价值的观点、思路和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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