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笔会此前授予《查理周刊》“言论自由勇气奖”，引145名作家联名反对。

　　总部在纽约的美国笔会中心20日发表一份长达30页的报告，指责中国在 翻译出版西方作家的书籍时对部分敏感内容进行删节。该报告用“肢解”、“动刀”等夸张词汇描述这些删节，并宣称很多西方作家对他们著作在中国出版时的这一 情况“并不知情”。对那些与中国出版商主动配合的西方作者，该笔会表达了不赞成的态度。报告罗列的一些例子包括涉及中国“八九政治风波”、以及有关刘晓波 等敏感人物的描述。

　　必须指出，美国笔会中心的这份报告除了给西方媒体提供了攻击中国的又一枚炮弹外，没有任何能够推动中西出版交流的正面意义。相反，它只能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时候添乱，侵蚀逐渐积累的相互理解，制造彼此间的警惕。 

　　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和路径都有别于西方。现代出版业兴起于西方，其一路发展与西方社会的整体发展高度融合。出版业的现状与西方政治现状高度对应，开放区域和敏感部位在从文化到政治的各个领域是贯通的，很少存在对不齐、相互打架的情况。

　　中国是后发社会，过去的一个世纪从外部世界引入了大量思想文化及经济政治管理素材。这些素材在参与构建中国的社会体系时，会不同程度经历“中国化”的过程。西方的元素在今日中国几乎无处不在，但“西方”决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中心。

　　西方的材料进入中国后的排列方式难免有变化，它们的“对位”原则必须以中国社会的利益为出发点，因此从西方角度看有时是“错位”的，但对中国来说却是顺理成章的。

　　新闻出版自由的观念已被中国社会接受，但它同时要照顾这个社会因开放不久而产生的某些内部脆弱性。很多书籍进入中国具有总体上的积极意义，但它们有个别点触及了现实的敏感部位。怎么办？做适当删节后出版这些书籍恐怕是中国读者、出版商、西方作者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中国从几乎不能出版西方的著作到大量翻译出版它们，显然是巨大的迈进。这期间很多禁区不断打破，敏感区域从较长的时间段看也逐渐减少。中国公众同西方著者的交流越来越及时、直接。

　　中国翻译出版西方著作没有对西方作家造成过损害，事实上有些西方作者虽遇到过删节，但摩擦很少因此而生，绝大多数人都理解中国图书市场的环境。美国笔会中心以如此激烈的态度发难，很像是一种煽动。

　　西方一些精英狂热地向世界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意义上的“新闻出版自由”容易，但它们有可能因此付出沉重的社会动荡代价。一旦酿成悲剧，伤口只能由发展中国家自己舔，西方不会帮着埋单。

　　由于西方对发展中社会的影响经过几轮渗透扩散，那些社会中围绕新闻出版自由往往存在持续的争议，很难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这种情况助长了西方一些人搞美国笔会中心上述报告的类似嚣张。那些已成陈词滥调的西式“套话”“空话”不断发表出来，骚扰中国等新兴国家。

　　然而中国社会的耳朵逐渐被这种指责磨出了茧子，我们的分辨力、适应性，包括对内部 一些不同反应的承受能力都不断增强。众所周知，美国等西方社会的新闻出版也有种种忌讳。有国人注意到，中国科幻小说《三体》第二部在美国出版就不得不为照 顾“女权主义”等做出繁琐的删改。这样的抱怨和指出也代表了中国人对美国频繁指责中国的一种态度。

    （原标题：美笔会煽动西方作家对中国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