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针对中国的超级战略武器——西方学术

翟玉忠

原编者按：

112年前，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的《关于向中国派出教育使团的备忘录》，这份对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化影响如此巨大的文件（如果不是最大的话），直到2010年，才由翟玉忠和陆寿筠二位先生合作，全文翻译成中文。到底是哪些人在刻意隐藏这份文件？他们为何要隐藏？还要隐藏多久？诸多学人该动动他们奴化已久的脑子，认真想想这个问题了，这才是真正的“阴谋”。否则，中国知识界永远无法彻底摆脱精神殖民的境地！

本文收入翟玉忠：《中国商道——中国商人的长生久富之道》（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原题：《詹姆士备忘录——用学术思想为美国商贸开辟道路》。

学术成为一个国家的商业和政治工具，这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中极其罕见。只有在二十世纪以后，学术才成为美国攫取中国核心利益的超级战略武器。用美国著名教育家、伊利诺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士（EdmundJ. James，1855~1925年）的话说：“道义精神上的主宰比军旗更必然地为商贸开辟道路。”

这句话源于1906年初，詹姆士向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提交的《关于向中国派出教育使团的备忘录》。该备忘录开始只在私下流传，1907年被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年)收录在《今日的中国与美国》一书。

实际上，詹姆士备忘录代表了当时美国朝野许多人的共同主张，即以学术思想为战略工具一劳永逸地征服中国。正是在该备忘录精神的指引下，美国政府（也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立刻行动起来，先是用庚子赔款的退款招收中国留学生，后来建立了“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罗素语）清华大学，又在诸多西式大学的基础上创建各种专业学会和各类学术刊物，通过消灭中国本土学术生存的制度基础，达到全面控制中国精英精神的目的——今天西方强国近乎完全实现了在道义精神上征服中国的宏大战略构想。

具有表现为，对于1908年美国国会决定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帮助”中国兴办教育，即史称的“退款兴学”，有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它既对中国有好处，也对美国有好处，所以不能称之为文化侵略；另一些知识分子则为美国人的善举感激涕零。比如诗人流沙河就为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改革开放后仍为山西每年捐款20万美元感动得大哭了起来，并由此断言：“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流沙河：《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网址：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711/1130_23_316832.shtml，访问日期：2011年1月27日）

再比如，《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七年十一月号（总第68期，网址：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707045.htm，访问日期：2010年2月20日）一位中国学者发文为詹姆士备忘录辩解说：“很久以来，不少人把这份备忘录，看成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证据。我想，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美国学者向他的国家的进言，为其国家服务。说西方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或文化扩张，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具体分析。当时西方要拿什么样的文化向中国搞扩张呢？是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平等自由的思想？是民主政治的观念？这些不是我们要吸取的吗！”

中国需要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也不妨欣赏莎士比亚戏剧，更不妨了解一下自由民主思想（它适不适用于现实是另一回事），但这一切都不能以牺牲中国本土学术思想为代价。我们的本土学术是先贤对数千年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失去了这一学术土壤，如何因革损益产生真正的“中国学术”？最多只有“在中国的西方学术”！今天，中国本土学术已经全都成了西方学术的研究材料，我们除了“吸取”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即使所谓的比较研究，也要按“西是中非”的既定标准进行，不敢越雷池一步。

2010年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老师找笔者聊天，他说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太重要了。我说你的这个想法从何而来。他答：自己的单位与商务部有个培训外国专家（还有军人）的项目，作为老师，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教人家的，因为中国所有的科目都来自外国，根本不能用来教人家。好在外国人来中国留学一般是为了方便学汉语，同时更多了解中国现实。

脱下了西学的好看新装，中国学术还剩下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来自美国用学术征服中国的战略——他们知道，这是最廉价，反抗最小，也是长期内最有效的殖民方式。在留下慈善之名的同时，可以作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事实上，当时美国朝野推动用庚子赔款让中国青年来美留学，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美国长期的商业和政治利益，根本不是为了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他们要以学术手段，使中国美国化，使中国变成美国无形的殖民地，进而“赢得整个帝国”。

１905年，由于美国长期奉行种族主义的排华政策，中国商人和爱国人士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1905年6月，上海商务总会召集会议，作出了“不用米国（即美国——笔者注）货、不定购米国货”的决定。一时间，全国各地各界人士纷纷响应。此举使美国在华商业受到巨大的打击，据当时的《时报》载：“自抵制美约之风潮起，花旗（即美国）面粉大为滞销。”而连年亏损的上海各织布厂却“生意之佳，为往年所未有，实因各处相戒不用美货，是以本布销场，顿形畅旺”。

由是美国朝野进一步认识到了精神上控制中国的重要性。时任美国驻华公使，通晓中文和藏文的汉学家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向罗斯福总统建议：以退还庚子赔款的形式平息中国人的愤怒，同时用这些钱供中国政府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之用。

柔克义是中国通，在同受过美国教育的清政府官员的接触中，他意识到这些人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完全符合美国战略利益。早在1905年初，他就在写给一位参议员的信中呼吁允许接收中国学生就读西点军校，理由是：“我不能设想还有比向他们提供我们的教育设施所能提供的便利更为有益的事——不仅对他们来说，而且最终对我们来说。从与许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官员的长期接触中，我完全有信心地说这些人对他们国家和人民所产生的影响绝对是符合我们利益的。已有不少中国的海军军官在美国接受教育，他们中许多人已享有盛名。我相信如果有可能允许中国学生进入西点军校，将会获得同样令人满意的结果。”（转引自崔志海：《关于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几个问题》，载《近代史研究》 2004年01期。）

后来，柔克义尽最大努力，防止这笔巨款用于中国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我们甚至可以用“不择手段”来形容柔克义的努力。因为包括柔克义在内的美国精英懂得：“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可以“避免将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积极推动退还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语，1906年3月6日，他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使后者下决心将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教育”掌握中国未来的年轻人。参阅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4~255页。）

先是1905年7月12日，柔克义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力陈将退款用于教育的重要性，明确反对康乃尔大学教授精琪(Jeremiah Jenks)提出的，将退款用于清政府货币改革的建议。货币改革显然是中国急需的，但柔克义的理由很简单——这一方案不切实际。

清政府也不赞成将退款全部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上书建议将退还的庚款用于兴办路矿，再以其所获之余兴学。当时中美之间正好发生粤汉路权之争，袁世凯的建议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1907年6月，美国国务卿罗脱正式通知中方将退还部分庚款之后，清政府对于退还的庚款用途提出具体建议：清政府设立资本金为2000万美金的东三省银行，在美国发行债券，以东三省的一部分收入和退还的庚款为抵押，然后以东三省银行的盈余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

清政府可能也像今天许多学者一样，天真地认为这一计划既满足了美国的“善意”，又有利于中国现代化。柔克义可不关心中国的实业发展计划，他软硬兼施，强迫清政府同意将退还的庚款全部用于派遣赴美留学生。清政府不得不于1908年7月14日发出照会，规定自退还赔款之年起，中国政府于头4年每年遣送100名学生赴美留学，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选派50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该项退款用完为止。

这时，清政府还不甘心。7月14日照会发出后不久，它就派特使唐绍仪赴美游说，希望美国接受建立东三省银行的计划。柔克义得知内情后，很快就向美国国务院汇报了唐绍仪访美的真实意图，建议美国政府不要接受清政府的方案；他还对唐绍仪进行人格侮辱。1908年7月30日，他在写给国务卿的信中说，唐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财政和政治经济问题完全无知，他甚至不能被称为是一个有很好教育的人。

是年年底唐绍仪访美，无果而终。

用庚子退款资助中国留学生的计划使中国留美学生人数迅速上升，据1921至1925年的统计，中国留学生中去日本的仍占第一位，总计1075人，占总数的41.51％；不过美国已经很快升至第二位，总计934人，占总数的33.85％。

美国控制中国未来领导者精神的计划十分成功。以对近代中国思想界影响力巨大的胡适为例。1910年7月，胡适考取了第二批庚款留美官费生。七年的留学生涯使其身心都浸润了“美国精神”。同时，他也对美国人的精神控制无比感激。胡适在为金陵大学建校四十周年（1928年——笔者注）纪念册题写的诗句中，公开为美国辩护：

四十年的苦心经营，

只落得“文化侵略”的恶名。

如果这就是“文化侵略”，

我要大声喊道“欢迎”！

（转引自张静：《美国“退还”庚款和在华“兴学”论析》，载《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年06期）

当然，也有保持头脑清醒者，比如同样作为庚款留学生的梁实秋先生。他在暮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读到詹姆士《关于向中国派出教育使团的备忘录》，幡然醒悟，他当时这样写道：“罗斯福大概是接受了这个意见（指詹姆士备忘录——笔者注），以教育的方式造就一批亲美人才，从而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几句话，我们听起来能不警惕，心寒，惭愧？”（转引自程新国：《庚款留学百年》，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第16~17页。）

从历史的角度看，詹姆士备忘录对中国的危害比日本侵华蓝图“田中奏折”大得多。因为今日中国学术，特别包括经济、商业领域在内的人文学术仍按詹姆士备忘录指引的方向发展，而我们又不觉“警惕，心寒，惭愧”！连《关于向中国派出教育使团的备忘录》的全文也是由笔者在2010年才全文译出。

国人在精神上被奴役而不知！这不仅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悲剧。因为学术思想上被殖民，使我们失去了依托厚重的文化土壤，独立思考与创新的能力。

同时，我们也更加清醒的认识到：复兴中华文明之路既阻且长！

附文：

关于向中国派出教育使团的备忘录

文/Edmund J. James    译/翟玉忠   校/陆寿筠

东方近期的发展表明了中美关系注定会更加紧密，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和商业层面。中国人会来到我们国家学习我们的制度和工业。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中国使团（Chinese Commission，即清廷派出的出洋考察团——译者注）当下或近来在我国的考察。我们的人也会去中国学习他们的制度和工业，所有促进相互交往和增进互相了解的努力一定有益于两个国家。

如果这时美国政府派遣一个教育使团去中国，其主要职能是访问帝国政府、并在其赞同下访问每一个省级政府，目的是通过这些省政府，代表美国教育机构向有可能留学海外的中国青年发出正式邀请，请他们到这些机构来学习，这会对我们两国大有助益。这一考察团的委派将会进一步加强联结我们两个伟大民族的同情和友谊的纽带。

中国正面临一场革命。当然，因为这个国家人口众多、土地广袤，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它不会如日本革命那样迅速地发生。人们相信，除了暂时的挫折与反动，这一已经开始的革命不会再全然失败。

世界上每个大国不可避免地会与这一巨大变革发生程度不等的紧密关系。至于是什么样的关系那是要由这些国家自己来决定的——是亲善、友好、同情，还是铁拳暴力相向。关于这件事情，我们美国当毫不犹豫地加以决断。哪个国家能够做到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那个国家为此付出的一些努力，就会在道义、文化及商业的影响力方面获取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就成功地把中国留学潮引向美国、并使其长盛不衰（曾经有一度看来快成功了），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通过文化知识上和精神上对中国领袖群体的主宰作用，以最令人满意又最微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走向。

中国已经派遣了数百、甚至数千的年轻人去外国留学，据说有五千在日本，数百在欧洲——仅在撮尔小国比利时就有三百人。这意味着这些人回国后将引导中国效仿欧洲而不是美国，效仿英国、法国、德国，而不是美利坚合众国；这意味着他们将推荐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教师和工程师在中国担任要职，而不是推荐美国人；这意味着中国人将买英国、法国和德国商品，而不是美国货；各种工业上的特许权将给予欧洲，而不是美国。当然，由于地域和种族相近、以及所需旅行和生活费用较少，目前绝大多数中国青年很自然地选择去日本而不是去欧洲或来美国。同时，中国人在许多方面忌妒日本人，若其他情况相同，他们会更愿意将年轻人送往其他国家。在所有这些其他国家中，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排华法案，尤其是我们施行这一法案的不友好态度，美国会是最自然的选择，因为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从未真正反对我们目的在于防止中国劳工移民的法案，他们只是反对我们通过和施行这一法案的方式方法。

我们是中国人的天然朋友，我们曾经是他们真正的政治盟友。我们阻止了中华帝国被瓜分；在远东，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给了他们最接近公正的待遇。因此，在政治关系方面，他们对我们比对其他国家较少猜疑。他们由于我们在海关粗暴对待中国体面人士所受的精神创伤很快会被我们公正得体的行为抹平。可以相信，通过一种大张旗鼓和令人满意的方式，以较小的努力我们就会赢得中国人的善意。我们可以不接受中国的劳工，但可以体面地对待中国学生，为他们提供我们的教育设施。我们今天的高等院校远比欧洲国家的院校更能满足一般中国学生认识欧洲文明的愿望。我们只需要让他们注意这些事实，以保证他们的到来，有利的结果必将从这一能影响他们全部思想和情感的机缘中自然产生。

如果美国政府正式派一个教育使节，带一两名助手去中国，通过北京政府和各省政府，代表美国政府和各高等院校，热情邀请中国人像使用他们自己的机构一样利用我们的优势条件，显然这可以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人会赞赏，就像我们也会赞赏，向别国派遣这样的正式使节所显示的恭敬之意。这是使任何国家都会感到骄傲的一种尊重——而中国人是对于攸关自己尊严的任何事情特别自傲和敏感的一个民族。

这样一个使节团去到每个省份，会使他们有机会向中国政府提供有关美国及其教育机构的许多信息。而且，因为这些政府所询问的当然不会仅限于教育和教育机构，所以传遍中国的信息不会仅仅是有关教育的，也会与工商业相关。通过以如此方式与有影响力的中国人接触，就有可能应他们所求，直接地推荐他们所需的美国教师、工程师和其他人员。我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知道，中国的国务要员们急于想从美国和欧洲得到恰当的人才以协助他们的各类事业和政府企业。我自己去年一年中就被中国不同地方的政府询问过四次，想聘请愿意在中国担任五、六年显要公职的年轻人。

总之，这样一个使节团的访问会留下多方面的长远影响，其价值将极大地超过整个举动可能所需的代价。它会在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向上结出硕果，超过我们目前的预期，在教育，工商和国务领域显示出新奇的得益可能性。此举的道义影响一经扩展，即使从纯粹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付出相同代价获得更多的回报——道义精神上的主宰比军旗更必然地为商贸开辟道路。

英文原文：

Memorandum concerning the sending of anEducational Commission toChina

by Edmund J. James, President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Orient have madeit apparent thatChinaandtheUnited Statesare destined to come into ever more intimate relations, social, intellectual,and commercial. The Chinese will come to this country for the purpose ofstudying our institutions and our industry. A striking evidence of this fact isafforded by the work of the Chinese Commission now or lately in theUnited States.Our own people will go toChinafor the purpose of studying Chinese institutions and industry. Anything whichwill stimulate this mutual intercourse and increase mutual knowledge mustredound to the benefit of both nations.

A great service would be done to both countriesi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at the present juncture send aneducational commission to China, whose chief function should be to visit theImperial Government, and with its consent each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ofthe Empire, for the purpose of extending through the authority of theseProvinces to the young Chinese who may go abroad to study, a formal invitationon the part of our American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to avail themselves of thefacilities of such institutions. The appointment of such a commission woulddraw still closer the bonds which unite these two great nations in sympathy andfriendship.

Chinais upon the verge of a revolution. It will not,of course, be as rapid as was the revolution inJapan, if for no other reason,because of the vast numbers of the nation and the enormous extent of itsterritory. But it is not believed that this revolution which has already beguncan ever again suffer more than a temporary backset and reaction.

Every great nation in the world will inevitablybe drawn into more or less intimate relations with this gigantic development.It is for them to determine, each for itself, what these relations shall be, —whether those of amity and friendship and kindness, or those of brute force and' the mailed fist.' TheUnited  Statesought not to hesitate as to itschoice in this matter. The nation which succeeds in educating the young Chinese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 will be the nation which for a given expenditure ofeffort will reap the largest possible returns in moral, intellectual, andcommercial influence. If the United States had succeeded thirty- five yearsago, as it looked at one time as if it might, in turning the current of Chinesestudents to this country, and had succeeded in keeping that current large, weshould to-day be controll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that most satisfactoryand subtle of all ways, — through the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domination ofits leaders.

Chinahas already sent hundreds, indeed thousands, ofits young men into foreign countries to study. It is said that there are morethan five thousand Chinese studying in Japan, while there are many hundreds inEurope — three hundred in the little state of Belgium alone. This means thatwhen these Chinese return from Europe they will adviseChinato imitate Europe rather thanAmerica, —England,France, andGermany, instead of theUnited States. It means that theywill recommend English and French and German teachers and engineers foremployment inChinain positions of trust and responsibility rather than American. It means that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goods will be bought instead of American, and thatindustrial concessions of all kinds will be made to Europe instead of to theUnited States.Now it is natural, of course,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youth should gotoJapanto study ratherthan to European countries or theUnited States, owing to itsproximity, to racial affinity, and to the smaller cost of  travel and liv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Chinese are in many points jealous of the Japanese, and, other things beingequal, would often prefer to send their young people to other countries. Amongall these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the most natural one to choose,if it had not been for our anti-Chinese legislation, and still more for theunfriendly spirit in which we have administered this legislation, for theChinese Government at any rate never really objected to our legislationdirected toward preventing the immigration of Chinese labourers, but only tothe manner in which we passed such laws and the way in which we administeredthem.

We are the natural friends of the Chinese. Wehave been their real political friends. We have stood between the ChineseEmpire and dismemberment; we have come more nearly giving them the square dealin all our relations in the East than any other nation. They are consequentlyless suspicious of us, as far as our politics are concerned, than of any otherpeople. Their justly sore feeling over our treatment of Chinese gentlemen inour custom-houses will yield quickly to fair and decent conduct on our part. Itis believed that by a very small effort the good-will of the Chinese may now bewon over in a large and satisfactory way. We may not admit the Chineselabourer, but we can treat the Chinese student decently, and extend to him thefacilities of our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to-day far better adapted for giving the average Chinese student what hedesires in the way of European civilisation, than the schools and colleges ofany European country. We need but to bring these facts to their attention inorder to secure their attendance here, with all the beneficial results whichwould flow from such an opportunity to influence the entire current of theirthought and feelings.

If a commissioner with one or two assistantswere sent to China representing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n a formal way in thefield of education, and should extend to the Chinese people, through theGovernment at Peking and through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 cordialinvit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om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in the United States to avail themselves of these advantages exactly as theywould if they were their own institutions, it is apparent that a greatimpression might be produced upon the Chinese people. The Chinese appreciate, aswell as we, the compliment implied in sending a formal commission of this sortto another country. It is a recognition such as any country might be proud of,and the Chinese are a singularly proud and sensitive people in everything thatconcerns their own dignity.

Such a commission going to each of the Provinceswould have an opportunity to g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uch information about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as the inquiries ofsuch governments would not be limited, of course, to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institutions, so the information spread abroad throughout China would notrelate simply to educational matters, but to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s well.It would be possible, through this method of coming in contact with influentialChinese, to recommend directly to them in response to their requests, Americanteachers, engineers, and other people whose services they might like to obtain.I mention this point especially because I know that the leading Chinese statesmenare anxious to get just the right kind of men from America and Europe asassistants in all sorts of business and governmental enterprises, having hadmyself, during the last year, four inquiries from different Chinese governmentsfor young men who would be willing to spend five or six years in the Chinesepublic service in responsible and influential positions.

In a word, the visit of such a commission wouldexert a manifold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exceeding greatly in value anypossible cost of the enterprise. It would have results in many unexpecteddirections outrunning all our present anticipations, and showing new andsurprising possibilities of usefulness 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business,and statesmanship. The extension of such moral influence as this would, even ina purely material sense, mean a larger return for a given outlay than could beobtained in any other manner. Trade follows moral and spiritual domination farmore inevitably than it follows the flag.

（来源：ArthurHenderson Smith：China and America To-day——A Study of Conditions and Relations，FlemingH.Revell Company,1907,P213~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