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富人的方法有两种：要么创造财富，要么掠夺财富。”

“美国的政治体制给了上层群体过度的权力，后者运用权力制定了有利于自己的经济规则，从公众那里攫取了大量利益。

经济学家给这类活动起了个名字：寻租，即获得收入不是因为创造了财富而得到应有回报，而是因攫取了大量他人创造的财富。”

从阶层固化到经济内卷，不平等让美国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阶层固化这个概念这两年在国内的社交网络平台上炒的很火，但是实际上这个概念是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是舶来品。但是在英文语境中，没有针对阶层固化对应的英文说法，他们提的比较多的概念是“不平等”“消失的中产阶级”还有“1%的人”。它所反映的问题是经济总量增长陷入停滞，但是少部分拥有财富的人的收入却在不断增长，就是饼没有变大，可是却有的人拿到的饼更多了，那就意味着肯定有人的份额被挤占了。

《纽约时报》曾经把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皮凯蒂列为21世纪反对不平等的“三位一体”，用中文来说，就是“反不平等三杰”，其中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皮凯蒂还没有得奖。皮凯蒂在2013年前后出了一本很著名的书《21世纪资本论》，写的很厚，有详实的数据和细致的论证。其中的一个主要论断就是，在21世纪的主要发达国家，资本的收益无论是从增量还是存量上都要显著高出劳动的收益，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扩大，那么这个趋势发展先去肯定就是财富的集中，少数人拥有大量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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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资本论》出版前，斯蒂格利茨就曾在一篇《名利场》杂志里刊登过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这个标题的句式是仿照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中的名言，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句名言在中文语境下有一个有名的翻译“民有，民享，民治”。本来是林肯对于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美好期许，但是现在这句话在斯蒂格利茨诠释当下的美国时，就变成了“少数人拥有，少数人享受，少数人治理”。

少数人的概况说法，就是1%，我们也知道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就是“我们都是99%的人”，这个口号就源于此。这个1%其实在统计学上有实际意义的。

在2010年前后的美国社会，1%的人占据了40%的社会资本，在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50%，而在新冠肺炎后的美国，这个数字有可能会进一步攀升。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新冠疫情下的美国，在四千万人领取救济金的同时，还诞生了十几个进入十亿美元身家俱乐部的新贵。

收入增长停滞的美国中产阶级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收入增长无几，另一方面还要面对通货膨胀，还有教育、医疗、贷款的三座大山。

同时还有资本挖下的各种陷阱，比如消费主义，比如带有欺诈性质的掠夺性贷款，更不要说这几年黑天鹅频发。很多人在经济冲击下没有得到政府足够的救助，个人破产，甚至流落街头的中间阶层在越来越多。

同时如同皮凯蒂前面所说的观点，劳动收益率没有显著的增长，工资没有增长，可教育的成本在节节攀升，很多大学毕业生的工资甚至不能偿还助学贷款的，一旦失业就会面临个人破产。

上升无门，但是破产致贫导致的阶层滑落的恐惧却挥之不去。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普遍存在于西方世界的中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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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皮凯蒂没有展开解释，但是斯蒂格利茨在他的著作《不平等代价》中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的成因。

斯蒂格利茨认为，这里面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寻租”，这个词对我们很多中国人来说很耳熟，因为这个词被我们很多所谓的“公知”给用烂了，当然也用错了。“公知”给我们传递的概念是，寻租就是贿赂官员，某得便利，并指责“寻租”是中国的特有问题。

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寻租这个概念要远比贪污受贿的外延要大，而且危害也更恐怖，而且它其实是源于西方国家的问题。

寻租的概念源于这个“租”字，在前工业时代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里就是地租。地租收入是相对于在土地劳作获得收入的，就是它不是通过劳动而获得的收入，而是通过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在一般情况下，所有权是一个排他性的权利，一片地是我的就不能是你的，即便按照一定比例共有，我的份额也不可能同时属于其他人。

而这种排他性后来也被延伸到了市场的垄断上，所有通过独占某项特权或所有权而收取类似于“地租”的超额利润的行为就是“寻租”。这些特权既可以源自于政府，也可以源自于市场，比如垄断和利用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来掠夺消费者与雇员。

美国的政府寻租本身就很多，比如能源开采权垄断，比如垄断军工供应而漫天要价的军工复合体。但利用市场信息不对称来赚钱的花样就更多了，比如美国根深蒂固的行业垄断，比如企业CEO因为管理职位为自己开出天价工资，比如律师利用自己当事人法律知识的信息不对称而促成对自己有利的诉讼协议，比如银行利用普通人对金融产品的匮乏，而发放掠夺性的消费贷。

这些寻租行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不创造财富，而是通过某种设计利用市场制度的缺陷，来掠夺他人的财富，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在这场负和博弈中，拥有资源越多的人更容易胜出，强者恒强。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是造成西方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根源。

寻租者们自然非常喜欢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因为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可以自发调节的，是可以自我修正与调整漏洞的。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一般来说是不存在问题的，一旦有问题让市场参与者自己去解决问题就好了。谁是市场的参与者？拥有资本的人，希望找市场漏洞的寻租者，你这套理论就是在说，市场有了问题我们不用管，让那些利用这些漏洞的人自己去管就好了，那这些人是会自觉地把这些漏洞堵上呢？还是把窟窿越捅越大呢？

对于反垄断，对于抑制市场不公平现象，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些本来都是政府的职责，但是前面我们提到过，除了市场寻租外，也是有政府寻租的，而且西方的政客们还开发了比直接贪污受贿提供便利更高明的寻租方式，这是一种规则的寻租，就是寻租者通过收买立法者，改变政策与规则。而且这个过程做的非常巧妙，他们不会直接给政治家塞钱，但是这些钱会进入政客们的竞选账户，会以捐赠的名目进入与政客们利益盘根错节的非盈利机构，会在政客们退休后，以企业高级顾问职位的形式兑现。这就是“美国式腐败”。

这种美国式的政策寻租，其危害要远大于零星的贪污受贿，贪污受贿是个人行为，至多是小群体行为，司法机关就能有效处理，而政策寻租则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与法律本身，无数人的生活直接受到影响，且难以被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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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令人痛心疾首的例子，我们知道奥巴马任期的通过的医保法案本来会覆盖90%的美国民众，在这个法案颁布后，几家著名的商业保险公司的股价暴跌。而特朗普上台后，在共和党议员的共同作用下，这套法案被取消了，而这些保险公司的股价应声上涨。而提出废止奥巴马法案的议员和他的支持者，其实都是受了受雇于这几家大型保险公司的院外游说集团资助的。新冠疫情爆发期间，这直接造成了大量因贫困而买不起高额商业保险的美国民众没办法去应对高昂的治疗费用。

另一个例子就更令人难过了，我们知道这次疫情中，美国的养老院受到重创，大量老人成批地死在养老院里。按照我们正常的理解或者正常的司法操作来说，养老院是难逃其咎的。可是在这些逝去老人的亲属在向这些养老院提起诉讼的时候，却发现律师不接受他们的委托，因为美国立法机构刚刚通过一项紧急法案救助养老院。不是救助那些在养老院中生命垂危的老人，而是救助那些养老院机构，让他们豁免于因新冠疫情死亡老人的相关诉讼。而法案的推动者自然是这个行业中最强大的几家连锁养老院了。

这就是美国式寻租，它不仅是对公共资源的掠夺，更是对美国民众生命的践踏。

长久以来，新自由主义者还有一种很时髦的观点，就是公平与效率不能兼顾，你要发展效率就不能兼顾公平，但是在美国式寻租中，一般人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种不公平的效率何在，如果非要说效率的话，它更有效率地维护了少数人的利益，更有效率地剥夺了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为效率论辩护的人会说，忽视公平会鼓励有能者，激励他们更好地创造社会财富，可现实却是，美国式寻租鼓励了有产者，激励他们去更好地掠夺无产者财富，社会财富没有增长，而且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变得更差了。

如果医疗的例子还不能很好地说明寻租是如何伤害效率的，那么美国对于教育、科研的投入减少就足以说明寻租的危害了。最近的几年，美国两院每年都要因为预算问题和政府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出现过很多次政府停摆。这固然是由于美国的赤字过大，财政捉襟见肘，但是在日益减少的预算下，能分到奶的肯定都是话语权大的机构，有钱的机构。

科研机构、大学、医疗保障都不属于有话语权的机构，所以他们一定会被缩减，当科研被缩减，基础研发就没人去做了，当教育被缩减，美国人就会面对更贵的大学学费与更差的公立义务教育系统。这加剧了不公平，让普通人更难翻身，而同时它扼杀了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科技与人才。美国只能通过货币放水与援助上市公司，维持经济表面的繁荣，可是泡沫之下，促成下一次经济革命动力的科研与教育却在慢慢腐烂。不公平并没有带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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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于缺乏系统外带来的增长，从而导致内部竞争激烈无序，普遍生活水平下降的现象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做内卷化。这个概念本来是用来分析古代东亚农业社会，在技术发展与土地使用效率陷入瓶颈后，农民只能陷入越努力越贫穷的恶性循环。这本不应该是属于像美国这样的科技强国的现象。但遗憾的是，随着经济增长的停滞，资本势力的强大，寻租愈演愈烈，普通人越来越难翻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进入一种不平等导致的内卷化，这种内卷化在日本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低欲望社会。

很多中国的互联网媒体喜欢用内卷化与阶层固化来形容中国现在的局面，我个人认为这是相当错误的，虽然我们也有贫富差距的问题，也有着年轻人的各种各样的焦虑，但是这与西方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的贫富差距是源自于区域发展的差异，而不是源于资本势力对普通人的掠夺。

我们并没有形成一个恒贯几代人的世袭财富阶层，我们没有那些可以绑架国家政府政策的食利阶层，我们经济的骨干还是国有企业，它们存在的目的是国有资产升值与完成国家产业布局，贯彻国家的意志。我们国家不允许，它们也没有动力去做掠夺普通大众的勾当。而且更主要的是我们的经济还在增长，国家在科研与产业上还在大量的投入，鼓励产业升级的同时尽量保障每个中国人的基本最低生活水平，我们还是一个把人命和脱贫看的很重的社会主义国家。

也是因为如此，斯蒂格利茨对美国体制无情地批判，但却从不吝惜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赞扬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