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西方的“政治正确”？

鹿  野

这几天来，奥斯卡奖的获奖影片《绿皮书》在中国上映，现在已经票房登顶。有些人吹捧这部影片，认为其体现了反对种族歧视的进步思想。也有一些人宣称种族平等的观念只不过是西方的“政治正确”，所以这部影片没什么意思。笔者也想就这个话题出发，简单的谈一谈这几年被关注很多的西方所谓“政治正确”。

一

现在，中国很大一部分人，不管是赞成西方“政治正确”的还是反对的，都把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和平反战等解读为西方的“政治正确”。但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解读其实是受了西方舆论以及中国公知的误导。西方真正的“政治正确”并不是什么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和平反战，而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共产主义革命思想。

像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绿皮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主要内容如下：

【故事发生在1960年代，正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时期，种族歧视现象还很严重，美国南部种族问题尤其突出。黑人钢琴家唐·雪莉风度翩翩，受过高等教育，时刻保持尊严和优雅。尽管他在舞台上光芒四射，下台后依然因黑人身份屡遭歧视;白人保安托尼·瓦莱隆加粗鲁圆滑，习惯用拳头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他依然苦苦为生计奔命。

迫于生活压力，托尼接受了为唐担任巡演司机的工作。这一对黑人与白人、雇主与司机、知识分子与混混的冲突组合，在一路开车南下的过程里，因为截然不同而矛盾不断，也因彼此需要而共渡难关。巡演之路刚开始时，托尼就感受到唐的严格要求，不满唐的“条条框框”。随着巡演之路的继续，托尼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首先感叹于唐非凡的音乐才华，继而对他被歧视感到愤慨。最后在体会到唐在被歧视中沉默地对抗、致力于改变美国南方人民对于黑人的歧视后，托尼给他全力的支持。】

可以说，这个设定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也就是强调两者的身份分别是“黑人资本家与白人雇佣工人”，因此种族关系与阶级关系的对应是错位的。就具体内容上来看，其从头到尾也都在宣传“不同阶级的人完全可以在反对种族歧视这一共同的主题下团结起来”。

如果要是我们了解一点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这部电影带有明显的针对性：60年代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依照《共产党宣言》“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等论述认为，美国的黑人受到种族歧视，本质上是白人资本家对于黑人雇佣工人的歧视，必须要推翻美国的资本主义体制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种族问题。反对种族歧视的广大黑人还成立了黑豹党等组织，在美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

因此，这部电影隐含的核心价值就是批判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革命行动，认为现行的美国体制和主流价值观完全可以消除种族歧视，是不可战胜的“历史终结”。较之表面上的“反对种族歧视”，反共反社会主义革命才是其真正的主题。

然而，这部电影的逻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试问，“黑人资本家与白人雇佣工人”这种情况真的是普遍存在的吗？如果要是美国绝大多数上层人士都是黑人，白人只是受黑人雇佣的普通劳动者，那么社会上会是黑人歧视白人，还是白人歧视黑人呢？

任何普遍的事物当中都会有特例存在，以特例代替一般，只能说是一种无力的狡辩。这就好像我们不能以武则天为当过皇帝为例，证明“中国古代妇女受到歧视和妇女的社会地位无关”。因为中国古代妇女地位高过男子的情况是极少数，像武则天那样的人只不过是特例。如果要是大多数情况下妇女地位都高过男子，皇帝、地主、官僚等统治阶级都是女子，男子只能担任普通劳动者，那么中国古代受到歧视的就一定会是男子而不是女子了。

一部杰出的文艺作品，首先应该做到的是要“反映典型环境当中的典型人物”。然而，历年来获奥斯卡奖的几乎全都是《绿皮书》这种用极个别的特例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宣扬“种族性别等问题和阶级无关”“社会主义必然失败，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体制和主流价值观必然胜利”等概念的影片，从而导致这些作品没有也不可能做到“反映典型环境当中的典型人物”。这才是西方“政治正确”对艺术的戕害。

二

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坚持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即使是这种抽象化的、去阶级化与去革命化的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和平反战等价值观，西方也不可能真正贯彻到底。

比如说，不少西方进步学者指出，卡梅隆的著名电影《阿凡达》虽然对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特别是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有所批评，但是这种批评仍然是不彻底的，没有能跳出“侵略者的叙事原则”：

【众多评论者和博主坚持认为，夸里奇这个人物影射的是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 George Walker Bush)。他们认为，这个虚构人物对待潘多拉星人的方式与布什政府在入侵伊拉克期间的姿态颇为相似。然而，影片也在不经意间令观众联想到种族灭绝，这种做法经常性地出现于西方势力试图取得对非西方土地控制之时。夸里奇在讨论纳威族的生死时将其视为草芥，这可以解读为对大屠杀事件的微妙暗指：“我会尽量把原住民的伤亡数字降到最低，我会对其投掷瓦斯，这样做或多或少地显得比较人道。”这样的例子非常明显地标志着这部影片是反殖民主义的（更尖锐一点来讲，它是“反美的”）。影片中的告诫针对的是西方国家对原住文化的轻蔑，它强调了企业帝国的态度究竟可以有多么大的破坏力。但与此同时，该片也可以被解读为一部殖民主义的奇幻片。

詹姆斯·卡梅隆错过了一个摆脱类型传统的机会，他仍然以西方白人的视角来描绘外来种族。让一个白人主人公来渲染这个窥阴式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关于部落生活的神秘故事，这些族人在西方游客的眼中被视为“外星的他者”。……观众为纳咸族所流的眼泪、所感受到的振奋，远远比不上在《爵士歌王》里，观众为种植园时期的黑人文化所流下的伤心的泪水，又或是为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撰写的《最后的莫希干人》里，为那些莫希干人流下的眼泪来得真挚。这无非都是关于白人们炫耀自己如何会讲故事，去忆述各种原住民文化悲剧性的消失，还有这种讲故事的能力让他们变得强大的手法罢了。

（英）克莉斯汀·埃瑟林顿-莱特，（英）露丝·道提著；余德成译,电影理论自修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04,第392页】

应该说，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个人认为，我们也不能要求卡梅隆拍出正面表现那些“被侵略的伊拉克阿富汗人民英勇抗击美国侵略者”的电影，因为这样做的话就严重触犯了西方的“政治正确”，根本不可能上映，甚至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否则，为什么那些批评卡梅隆的进步学者也没有拍一部跳出“侵略者的叙事原则”，正面表现那些“被侵略的伊拉克阿富汗人民英勇抗击美国侵略者”的电影呢？

而且，即使这样一部不彻底的电影，在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评选当中还是被一部同样标榜“和平反战”的《拆弹部队》顶了下去。《拆弹部队》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一个美国驻伊拉克侵略军士兵感到当地人民的残酷和可怕的敌对行为，从而对战争感到了厌恶”。这部影片的确也不太赞成美国进行伊拉克战争，但是丝毫也不否认美国侵略者的正义性，把所谓“战争残酷”的责任完全加在了被侵略的伊拉克人民头上。这种西方“政治正确”下的“和平反战”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也就可见一斑了。

在这里顺便补充一点，笔者个人认为，像《阿凡达》这样的影片虽然很不彻底，但是毕竟对于美国的侵略行为是持否定态度，而对于被侵略人民的抵抗是持肯定与同情态度的，因此仍然可以说是一部进步的影片。而《绿皮书》和《拆弹部队》这样的影片不管怎么自我标榜，对于革命的严重敌视就决定了其很难说有什么进步性可言。

当然，进步与否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像《绿皮书》虽然称不上进步，但是毕竟反映了美国社会上存在的种族歧视，较之中国公知某些胡乱吹捧美国的作品还是要强一点的。值得注意的是，原版影片当中还有一些情节揭露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可是，该片在中国上映时却把相关情节几乎全部删除了，以致给人一种“美国的种族歧视仅仅是针对黑人，对华人并不存在”的感觉。笔者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种删改，难道是怕破坏中国公知塑造的“美国一贯对华友好”的形象吗？

三

事实上，在反共反社会主义这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真正的“政治正确”面前，其他一切自我标榜的“政治正确”都要为其让路。

比如说，西方国家自我标榜“言论自由”，这也被一些人视为西方的“政治正确”之一。但是这一“言论自由”的前提却是“绝不允许宣传推翻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像《毛泽东选集》就因为里边有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在英美等国出版的时候就被要求“必须将相关文字全部删掉”，最后因我方拒绝妥协而未能出版：

【1954年3月29日，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时，准备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第二两节删去。原文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英方并附来了负责《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出版的英国劳伦斯出版社负责人摩里斯·柯恩佛斯的信，信中说明了需要删节的理由。其后，波立特再次写信给我党中央，解释理由：这两段文章主张采取武装革命，……英国的法律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同时，如果此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和发行，亦有可能使美共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最后，我方未授权劳伦斯出版翻泽第二版《毛泽东选集》英译本。

《档案春秋》杂志社编,当年那些事  2,华文出版社,2011.01,第139页】

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崇尚和平等观念也同样在西方的反共这一最大的“政治正确”面前被歪曲了。比如说，美国黑人受到种族歧视的情况之所以在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有所改进，并不是《绿皮书》所宣扬的不同阶级的合作和美国上流社会的大发善心，而是由于黑豹党等激进革命组织的斗争让美国统治阶级感受到了压力。同样的道理，美国从伊拉克撤出部分武装也并不是由于什么“普世价值的光辉”，而是由于在伊拉克遭到了抵抗。但是如前文所述，这些情况在西方的所谓“政治正确”之下，都是不能被承认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坚决反对奥斯卡奖为代表的西方所谓“政治正确”，但并不是要反对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崇尚和平等观念，而是应该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指出这些东西并非是抽象的，而是建立在一定阶级关系的基础上的。同时也应该明确，西方由于“反共”这一最大的政治正确，导致这些口头上倡导的观念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逐步消灭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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