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孙继先（前排中）陪同聂荣臻（前排左）视察东风基地

在额济纳旗戈壁滩上吃到了俄罗斯风味的美食

从1959年夏秋起，中国遭受了连续三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全国各地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都很困难。东风基地建在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大漠戈壁地区，许多解放军官兵都感到生活艰苦，水土不服，更何况苏联专家了。官兵们挖光了弱水河两岸的灰灰菜，打光了方圆几十公里的沙枣，甚至把骆驼刺和玉米芯子磨碎了掺在主粮里当代食品。周恩来曾多次向孙继先问起苏联专家的生活情况，还通过有关部门调来东北的哈白猪和北京的填鸭，保证苏联专家能吃到活的家畜和家禽。

苏联人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和特点，爱吃肉，爱喝奶，爱吃甜食，哪怕最简单的一顿饭也要有三道菜：第一道是红菜汤；第二道是热菜，如奶油烤鱼、罐焖羊肉、土豆烧牛肉；最后一道是甜食。可是东风基地的炊事员没人会烤面包，更没人会做西餐。为此，孙继先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他派神通广大的副司令员李福泽出马，向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哈尔滨市委书记求援，总算给基地找到几位西餐厨师，基本解决了苏联专家吃西餐的问题。

1960年2月5日，苏联驻华首席军事顾问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巴托夫大将到东风基地视察。为此，基地各部门做了充分的准备，饮食起居更是面面俱到，就连巴托夫用餐的食谱，都是孙继先和西餐大厨一起制订的。巴托夫没有想到，在中国荒凉的西北戈壁滩，还能吃到家乡风味的美食。

对视察工作，巴托夫绝非走马观花。身材矮小的巴托夫，目光似鹰隼。不管是苏联专家还是东风基地领导，只要他认为做得不满意的地方，就会大声地、不留情面地严加训斥。他对基地尚未完善的场地建设、营房管理和苏联专家的生活，提出了诸多建议。

巴托夫提出的问题，有些是他亲眼看到的，有些却是“耳风”。有少数苏联专家说东风基地的伙食不好，生活条件差，娱乐设施不健全，还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告孙继先和东风基地的状。

巴托夫视察后，东风基地有关部门逐项落实了整改措施。比如：

为适应基地工作站点多，专家居住分散的特点，后勤部门改装了一台流动售货车，定期巡回各站点，将日常生活用品送货上门。管理处购买10台家用电冰箱，配备在专家住地，便于生鲜食品的贮藏。

为解决苏联专家和家属的医疗问题，基地开设了特别诊室和病房，健全了内科、外科、五官科、妇科和小儿科。后勤卫生处加强了对苏联专家的日常保健，以及对流行性感冒和痢疾等季节性疾病的预防措施。

苏联专家几乎每天都要洗澡。当时基地的澡堂尚未完工，而正在基地施工的兰州建筑公司有盆堂，基地发电厂有淋浴室，能够方便他们洗浴。管理处为专家招待所增加了卧具，勤洗勤换，还调来两名洗衣工为专家们洗涤衣物。

为丰富苏联专家的娱乐活动，专家招待所增加了台球、棋类等娱乐设施。小礼堂每周举办两次舞会，戈壁滩响起了节奏明快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

两位专家组组长突然奉调回国的警示

1960年2月19日，国防科委下达命令，决定于5月底至6月初进行苏制P-2地地导弹发射试验。军委和总部首长不断发来指示：抓紧，抓紧，再抓紧；多学，多学，再多学。孙继先已经嗅出其中的火药味。他带领基地党委一班人从实战出发，抓紧利用苏联专家现场指导的有利条件，组织部队反复进行设备联试和综合演练，使部队在较短时间内熟悉测试操作技术，掌握协同动作，为独立发射P-2导弹练好基本功。孙继先最关心的还是P-2导弹的发射操作。他经常和罗金上校一起到现场观看操作演练，用心领会关键要领，做到每一个细小环节都不出差错。

5月26日，巴托夫大将再次来东风基地视察。在基地举行的告别晚宴上，巴托夫突然宣布：“亲爱的中国朋友们，现在我向大家通报一个情况。你们的朋友罗金上校和谢洛夫斯基上校，明天就要回国了！”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不要说在场的中国同志，就连罗金和谢洛夫斯基也惊诧不已。

孙继先严肃地质问巴托夫：“总顾问同志，发射场的设备调试工作进入关键阶段，罗金上校和谢洛夫斯基上校怎么突然就离开呢？”

巴托夫不做任何解释，只是冷冷地说：“我们国家需要他们！”巴托夫感到不能自圆其说，又解释道：“你们不必担心靶场的后续工作，第一试验部专家组组长契尔科夫同志不是还在吗？他可以担任整个导弹靶场专家组的代组长！”

宴会不欢而散。

回到办公室，孙继先冷静地思考着前后发生的事情，不想，罗金推门而入！

一脸愧疚的罗金，用手比画着说：“孙将军，我明天就要走了，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要告诉你的是……”

罗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匆匆塞在孙继先手中，然后用手指重重地点了几下，又做了拍照的动作。

孙继先明白罗金的意思。他紧紧握住罗金的手，用俄语低声说：“谢谢！”目光中充满了感激。

罗金离开后，孙继先立即拿起直通北京的红色专用电话，向周恩来汇报这一紧急情况。周恩来果断命令：“马上找人拍照，不管有没有用，全部拍下来，过后再翻译分析。”周恩来再三叮嘱孙继先：“一定要注意保密！要确保罗金同志的安全！”

在基地参谋长徐明少将的宿舍里，同样发生了感人的一幕。心中愤懑的谢洛夫斯基来找徐明喝酒。徐明和谢洛夫斯基都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东风基地朝夕相处的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时，他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干完一杯酒，就是一阵热烈的拥抱，一切尽在不言中。

临别时，谢洛夫斯基向徐明提出一个请求：“参谋长同志，你能否送给我毛泽东主席的三本书做纪念？”谢洛夫斯基所说的三本书正是毛泽东的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后来被合称为“老三篇”。20世纪50年代后期，解放军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谢洛夫斯基感受到了东风基地的广大官兵为了国防尖端科技发展，所表现出来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崇高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毛泽东主席的光辉著作正是他们的精神食粮！

第二天，孙继先率东风基地全体负责同志到鼎新机场为巴托夫大将和罗金、谢洛夫斯基送行。孙继先紧紧握住罗金和谢洛夫斯基的手，用生硬的俄语说：“谢谢你们，我最尊敬的苏联同志，感谢你们的真诚帮助。中苏友谊万岁！”

罗金走后，孙继先把从笔记本上拍下来的技术资料，通过绝密专递，送到北京国防部五院，请专家分析鉴定。专家的答复是：这些资料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很有价值。

多年后，每当提起罗金和谢洛夫斯基等苏联专家，孙继先都情不自禁地伸出大拇指说：“他们是中国人民最真诚的朋友，是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

卡脖子的液氧助燃剂

罗金和谢洛夫斯基走后，契尔科夫成了东风基地苏联专家组的“大拿”。他根据苏联军事顾问团的指示，极力干扰P-2导弹发射计划。他不允许使用中国生产的液氧助燃剂发射导弹，必须订购苏联的液氧产品。

导弹发射升空，推进剂是关键。P-2导弹采用液体推进剂，即酒精燃烧剂和液氧助燃剂。在导弹发射点火时，两种液体在过氧化氢的催化下迅速混合，产生巨大的推力，将导弹推向预定射程。

液氧在常温下极易挥发。如果把几十吨液氧通过铁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运至黑龙江的绥芬河，再转运到大西北的额济纳旗，还能剩下多少？为确保P-2导弹发射万无一失，中方不得不接受苏联的条件。

根据中苏双方的订购合同：1960年5月25日前，苏联方面将第一批液氧运抵东风基地；6月5日前，将第二批液氧运抵基地。然而，苏联方面制造种种理由一再拖延。7月下旬，孙继先接到国防部通知：因苏联西伯利亚液氧生产厂发生了不可抗拒的事故，不能履行合同。

早在中国引进苏联导弹技术之初，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就郑重提出，搞导弹主要看发动机用什么燃料，中国一定要研制新的高能燃料，这样火箭、导弹才能做得大，射得远。据此，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等单位，都开始研发高能燃料。当中国方面得知苏联方面不能履行合同后，立即安排吉林102厂紧急生产液态氧。

运输液氧的槽车经过几天的疾驰，终于抵达东风基地。特燃库化验室在苏联专家斯切潘诺夫的指导下，对国产液氧进行了全项分析化验，结果证明：其纯度、比重、黏度、闪点、杂质等各项指标，完全符合P-2导弹加注的技术要求。而契尔科夫对化验报告不屑一顾，硬说中国生产的液氧含乙炔过多，绝对不能用！为慎重起见，孙继先决定再做一次检验，结果，各项参数均符合技术标准。

第二天上午，孙继先请契尔科夫一起来到特种燃料仓库，召集有关人员研究液氧的使用问题。契尔科夫强词夺理地说：“我们苏联的液氧是在专门生产火箭推进剂的工厂生产的，你们是化肥厂生产的，液氧中不可能没有机械杂质！”

孙继先霍地站起来，气愤地说：“管它什么工厂生产的，质量合格就可以用！”

契尔科夫也站起身，气急败坏地咆哮：“合格不合格，我不管！能不能转注，我说了算！”

由于发射P-2导弹的决定权掌握在苏联军事顾问团手中，国防科委只好再次与苏联方面交涉。

“就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能顶得住！”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推行“改革路线”，企图将中国拉入其“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毛泽东和中共当然不能同意。中苏两党随后出现严重分歧。为了扼制中国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苏联方面先是停止供应原子弹样品和相关技术资料，随后又在导弹技术资料、专用设备和器材的供应方面制造种种障碍，妄图卡住中国的脖子。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单方面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不等中国政府做出反应，苏联方面又发来第二个通知，援华专家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全部撤离中国。对于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行径，中国政府发出了义正词严的照会。

此时，留在东风基地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还有54人。为向全体专家传达中国政府的照会，基地领导决定以礼相待，举行一次丰盛的酒会。

酒会由孙继先主持。他衷心感谢苏联专家为建设东风基地付出的辛勤劳动，深切感怀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随后，基地政委栗在山表情严肃，话语铿锵，宣读中国政府照会的全文。

正在享用美味的专家们，此时放下手中的酒杯和刀叉，聚精会神地品味照会中的每一句话。餐厅里没有一点声响，更没有人中途退场。大多数专家情绪低落，对苏联政府的做法表示遗憾。只有契尔科夫等少数人，极力为苏联政府辩护，散布极不友好的言论。

苏联专家正式撤离东风基地的日子屈指可数。孙继先要求基地全体指战员一如既往，尊重每一位苏联专家。他说：“苏联专家在东风基地工作了两年多，帮助我们完成了靶场的选址勘察和工程设计，协助我们安装仪器设备，培训技术队伍，指导我们成功进行了地空导弹、空空导弹的实弹射击演习，使我们初步掌握了组织、实施地地导弹发射的技能。中苏两国人民是友好的，我们要把‘背信弃义’这笔账，记在赫鲁晓夫集团身上！”

中国同志的真诚友善，使苏联专家们深受感动。他们抓紧有限的时间与中国技术人员交接工作，反复交代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有的专家把自己的重要讲稿和保密本悄悄交给中国翻译，让他们连夜抄下来。他们深信，中国地地导弹的发射也一定能取得成功！

在北京国防部五院，1059仿制导弹总设计师梁守槃把国产液氧的化学分析资料送给驻五院发动机专家组组长施涅金，请他给出一个结论。施涅金是一位正直的苏联专家，不愿意放弃做了一半的工作，给中国人留下一个烂摊子。临走前，他反复验证了国产液氧的检测报告，明确告知：“中国生产的液氧符合设计要求，可以使用。”

在东风基地工作的最后54位苏联专家及其家属，于8月4日和18日分两批撤离额济纳旗，到北京集中，等候一周一趟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在北京站宽敞的一号站台上，苏联专家与送行的中国同志依依惜别。大家热烈地握手、拥抱，戈壁滩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为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共同奋斗——此时，凝聚成一个共同的心声：任凭风吹浪打，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苏联“老大哥”走了，一个不留地走了。沸腾了近三年的额济纳旗戈壁滩，顷刻一片寂静。时值盛夏，戈壁滩却如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西伯利亚寒流。

在东风基地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孙继先神态坚毅，声似洪钟：“同志们，这些日子基地发生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很不是滋味。P-2导弹马上就要发射了，苏联专家却突然撤走了。这是什么？是背信弃义，是釜底抽薪！

“苏联专家走了，戈壁滩还有我们，发射场还有我们！我们是谁？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中国的第一支导弹试验部队！在我们的身后，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有国防部五院广大科研人员的刻苦攻关……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不要怕，就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能顶得住！”

9月10日，即苏联专家撤离20多天后，等待半年之久的苏制P-2导弹发射任务终于启动，弹着区甘肃安西，射程554公里，由东风基地广大官兵独立发射成功。

11月5日，第一枚国产1059仿制导弹巍然屹立在导弹发射架上。一声令下，导弹腾空而起，首次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一个月后，第二枚1059战斗弹也发射成功。紧接着，第三枚1059遥测导弹再次发射，第一次取得比较完整的导弹飞行试验的遥测数据。在42天内，国产1059导弹三箭连发，实现了中国军队武器装备从常规向尖端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中国人手中终于有了一根不惧威胁的“打狗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