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鑫：北洋不是民主自由的时代

摘要：若颠倒因果，将先辈们冒着牢狱与屠刀、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思想文化成果与政治社会进步，归功于与之根本对立的北洋军阀，甚至为北洋时代贴上“自由”“民主”的标签，无疑是极为荒谬和糊涂的。

所谓北洋时代，是指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各派军阀主导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历史时期(1912年3月-1928年6月)，是中华民国历史的一部分。在这一历史时期，一方面，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联合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卅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将民族救亡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然而，近年来网上的所谓“民国粉”群体却把上述两方面混为一谈，甚至将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美化为“民主自由”，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反帝反封建运动的爆发，视为北洋政府民主施政的结果，可谓颠倒黑白，扭曲真相。

独裁者的“民主”

辛亥革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一套包括议会、宪法、政党等元素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但辛亥革命果实很快被代表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并以帝国主义列强为靠山的北洋军阀窃取。北洋政府掌控者的更迭，主要由军阀及其背后帝国主义列强彼此间的混战及胜负决定，各派军阀或同一军阀内部不同派系在所谓立宪政治中的竞逐，呈现出类似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党派斗争的假象。北洋军阀将选举、议会和宪法视作工具，但因袁世凯和张勋两次复辟活动都迅速失败的前车之鉴，各方不敢完全丢掉“民主”招牌，不得不围绕国会、宪法、总统等制度要素展开操纵。一方势力倚仗武力、金钱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上台，代表一方利益的“总统”“国会”或“宪法”便随之出炉。这个时代没有真正的民主和法治。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称“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然其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与强烈的权力欲，促使其以构建“文明强健之中央政府”为名，行独裁专制之实。1913年至1914年，他一边武力镇压革命党人，一边收买笼络进步党，组建由其操控的“公民党”，更以军警包围议会会场，逼迫议员选举其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此后，他强行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导致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无法正常议事，最终非法解散第一届国会与各省议会，设立依附于他的“政治会议”与“约法会议”。在其后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中，总统职权与封建帝王已相差无几，此时的袁世凯，距离复辟帝制仅一步之遥。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掌控政权。为迫使国会众议院通过对德宣战案，国务总理段祺瑞效仿袁世凯，暗中指使地痞流氓伪装成“公民团”，包围众议院会场，甚至闯入会议现场，殴打议员。驱逐张勋后，段祺瑞自称“共和功臣”，但拒绝恢复被张勋非法解散的国会，通过选举新国会强化集权，不仅大幅度削减议员名额、提高参选资格标准，还指令皖系政客徐树铮、王揖唐、曾毓隽等组织“安福俱乐部”，赴各省通过金钱贿赂、暴力干预等方式操纵选举，使安福系议员占据实际当选者总数的近七成。此国会因而被蔑称为“安福国会”。

1920年直皖战争及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击败院系、奉系军阀，掌控政府。他们以“法统重光”为名号，恢复1917年张勋复辟时遭解散的旧国会，借控制“法统”将曹锟推上大总统之位。1923年6月至10月，众议院议长吴景源以“甘石桥俱乐部”为名设立机构，公然为选票定价，贿赂议员，甚至为确保达到法定选举人数而许诺：出席总统选举会者，即使不投票亦赠送5000元。这些资金源自苛捐杂税、强行摊派及出卖国家利权借得的外债。最终曹锟获得480票，如愿“当选”。配合贿选的“议员”及其组成的国会留下“猪仔议员”“猪仔国会”的骂名。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北洋军阀各派间的合纵连横和战争愈发混乱。因直系战败，此时北京国民政府由奉系张作霖与冯玉祥国民军控制，他们已不再竞逐“总统”职位、关注“国会”选举，而是推举段祺瑞出任不伦不类的“临时执政”，大搞所谓“善后会议”。1927年，以张作霖为首的安国军政府成立，张作霖出任“陆海军大元帅”，实施赤裸裸的军事独裁，如顾维钧评价，该政府实属“违宪政体的政府”。至此，北洋军阀已经彻底抛弃“民主”的招牌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各项要素，其统治也已穷途末路。

禁锢者的“自由”

为巩固独裁统治，北洋军阀肆意践踏人民权利、残酷镇压进步力量。彼时的中国社会风声鹤唳，“自由”更无从谈起。

袁世凯执政期间，牢牢掌控警政机关与特务机构，在全国推行恐怖统治。他将革命派诬蔑为“乱党”“土匪”“扰乱治安者”，通过诡计诱捕、罗织罪名、诬陷构陷等手段，残忍杀害张振武、徐镜心、林逸民等革命党人。《治安警察条例》《惩办盗匪法》《惩办国贼条例》《报纸条例》《出版法》等一系列法令，成为他专制统治的工具。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制造“癸丑报灾”，大规模查封国民党系及其他持反袁立场的报刊。当年全国发行的报纸总数锐减近三分之二。李大钊曾参与编辑的《法言报》亦未能幸免，与李大钊相识的社会党人陈翼龙更遭逮捕并被杀害。为实现复辟帝制的野心，袁世凯还导演尊孔祀孔的闹剧，鼓吹封建伦理道德，扼杀民主政治与进步思想。

袁世凯死后，皖系、直系、奉系等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恐怖统治的阴霾笼罩在人民头上。他们相继颁布《检阅报纸现行办法》《查禁俄过激派印刷物函》《管理新闻营业条例》等，对社会主义等进步思想与革命运动展开残酷迫害。以进步报人邵飘萍为例，他的办报生涯一直与牢狱之灾、人身威胁相伴。袁世凯独裁统治时期，他因宣传支持反袁斗争三次入狱;皖系统治时期，他创办的《京报》因宣传报道五四运动，反对亲日卖国而被查封，本人亦遭到通缉;1926年4月，张作霖重金收买邵飘萍无果，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为由将他残忍杀害。同年8月，军阀张宗昌又将讽刺、揭露其心腹潘复“刮地皮”行径的《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残忍杀害。二人遇害时间相隔百余日，时人以“萍水相逢百日间”的诗句哀悼，痛斥军阀暴行。

1920年5月，《晨报》刊载了一位返回河南故乡的青年的所见所闻：“小百姓们所度的生活，就是逃死不暇的生活。兵祸、匪祸、重税、苛敛、公债、军饷，纷沓杂来，竭终岁之所入，不足应付官府的需索;尽人生的智识，不能幸免污吏暴兵悍匪的诛求，良善之民十室九空，生命财产掠夺殆尽。至于言论自由，自张镇芳之一屠，军阀相继至今，小百姓们，伏处在千钧重压之下，一方面怕兵，一方面怕匪，出气的声息略大一点，还恐怕冲犯了那位有势力的大人，有点不便，自然没有言论自由的余地了，连自己身受的苦痛，还不敢呼唤一声。”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人民大众而言，连基本的生存保障与安定的社会环境都属奢望，又何谈民主与自由?

卖国者的“政府”

北洋军阀为维护自身统治、在派系纷争中压制对手，争先恐后地投靠帝国主义列强，出卖国家核心利益换取支持。例如，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迫不及待地与英、法、德、俄、日五国商议签订总额达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作为借款担保的盐税被“国际共管”，借款年息与还款年限甚至超过庚子赔款。段祺瑞掌权期间，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与日本签署“西原借款”合同及《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不仅出卖中国东北铁路、林矿资源，还允许日本在东北驻军，进一步“引狼入室”。

利益上的深度捆绑，使帝国主义列强完全成为“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及各界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权位，更是为“外国主子”站台张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发起持续罢课，提出拒签对德和约、惩办亲日卖国贼的诉求，并于6月3日组织新的公开演讲活动。皖系军阀操控的北京政府在短短两天内逮捕800余名学生，甚至将北大校园辟为临时监狱。1922年末，受英国资本控制的开滦煤矿的工人，为改善生活待遇提出六项诉求，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罢工运动。开滦煤矿资本家、直隶警政部门与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相互勾结，调动武装力量进行残酷镇压，酿成多名工人死亡、重伤的流血惨剧。

1923年初，京汉铁路沿线工人计划组建京汉铁路总工会，而向来标榜“保护劳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公然禁止集会。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派遣荷枪实弹的军警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制造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包括工人运动领袖林祥谦、“劳工律师”施洋在内的50余名工人牺牲。1926年3月，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暗中援助直奉鲁军阀舰队进攻国民军，要求国民军解除对大沽口的军事封锁，还威胁若不遵从便实施武装干涉。段祺瑞执政府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则下令向抗议帝国主义侵略、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游行请愿爱国群众开枪射击，酿成三一八惨案，近50名爱国学生与市民遇难，近200人受伤。事后，组织游行请愿的李大钊等人遭到通缉，将惨案当日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鲁迅也被列入“黑名单”，被迫离开北京。1927年，英美等国因大革命的洪流及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忧心忡忡，张作霖在获得帝国主义列强“谅解”后，无视国际公法，查抄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大使馆附属建筑。时任外交团领衔公使欧登科在奉系军警逮捕令上以英文亲笔签署“允许进入使馆界”的许可。80余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及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被捕，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惨遭杀害。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这些思想文化层面的革新与政治社会力量的觉醒，虽在时间上发生于北洋时代，却绝非因北洋时代具备所谓“民主自由”的土壤，也绝不源于北洋军阀的“仁慈”和“施舍”。由于北洋时期的长期政治分裂，某派军阀掌控国民政府时很难建立覆盖全国各领域的有效统治，偶因敌对派系与民众舆论压力，不敢公然倒行逆施。如1919年6月，陈独秀散发包含取消中日密约、惩办亲日派、保障人民集会与言论自由等诉求的《北京市民宣言》，被逮捕入狱。3个月后，京师警察厅释放陈独秀，此举绝非北洋政府幡然悔悟，而是迫于学界及舆论界的营救行动与抗议声浪的巨大压力，其统治亦因亲日卖国而摇摇欲坠。1920年初，种种迹象表明北洋政府计划再次逮捕陈独秀，陈独秀被迫离开北京。但如蒋梦麟回忆，“北平方面要捉陈独秀，但旁的地方并不捉他，只要逃出北平警察厅的势力范围之外，便无危险”。正是此后数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下于上海成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历史由此掀开崭新篇章。

北洋时代压迫之酷烈、危机之深重，使进步力量的思考与探索更趋深刻活跃，革新和觉醒由无畏斗争开花结果。若颠倒因果，将先辈们冒着牢狱与屠刀、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思想文化成果与政治社会进步，归功于与之根本对立的北洋军阀，甚至为北洋时代贴上“自由”“民主”的标签，无疑是极为荒谬和糊涂的。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本文原载《历史评论》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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