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元帅为何说苏联撤回专家是好事？

聂荣臻元帅为何说苏联撤回专家是好事?

——“逼上梁山”反而闯出新天地

鹿 野

“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1960年夏天，面对苏联政府全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严峻局面，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

彼时正值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内外交困。苏联的突然背信弃义，几乎将中国初生的尖端国防科技扼杀在摇篮之中。然而，这位历经战争烽火的元帅，却敏锐地从一个看似毁灭性的打击中看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伟大机遇。

一、突如其来的断援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决定全面召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同年7月28日至9月1日，苏联在短短一个多月内撤走了当时在华的全部1390名苏联专家，终止了包括《新技术协定》在内的12项协定，废弃了200余个科技合作项目。

尖端军事工业首当其冲。苏联撤走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全部233名技术专家，并带走了重要资料，妄图把中国初生的原子能工业扼杀在襁褓之中。苏联承诺援助中国的30个核工程项目，有23项没有完成，9个工业项目被迫停工。

然而，对于苏联的断援，中共领导层早有心理准备。早在1958年下半年以后，苏方执行协议的态度就已明显变化，虽然具体工作部门和办事人员仍然愿意帮助中国解决问题，但“上面控制较严，绝不许越雷池半步”。聂荣臻后来的总结一针见血：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从一开始就是有限度的，“苏联给的东西虽然不是先进的，但却是我们所没有的”。

二、被保留的援助与“1959年夏天”的拐点

事实上，苏联断援并非一蹴而就。

1956年10月，聂荣臻亲自主持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同年，中苏双方签订了“新技术协定”(“双十协定”)。1957年9月，聂荣臻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谈判，正式签署“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在导弹、原子弹试验方面对中国予以援助。同年12月，从苏联引进的两枚P-2导弹及一套地面设备运抵北京。在具体工作层面上，多数苏联专家态度友好，愿意帮助中国解决技术问题。

但苏联的援助始终伴随着严苛的限制。以苏联专家指导下的P-2导弹仿制为例，虽然聂荣臻要求五院在1959年10月完成仿制，仿制过程中中方技术人员也进行了全面的“反设计”，验证了自己的理论认知。然而五院科研人员后来坦言：“苏联专家在的时候，也从不帮助我们搞研究设计，由于有自力更生的方针，研究设计工作都是五院科研人员自己进行的。”

赫鲁晓夫本人对援助中国导弹和核武器的消极态度更是溢于言表。他认为中国缺乏搞核武器的条件，“如果把全国的电力全部集中起来都难以保证”，主张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由苏联提供“核保护伞”。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苏联正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和样品。从这一天起，苏联的援助实际已经终止。也正因如此，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被命名为“596”——不仅铭刻了苏联背信弃义的日子，更象征着“争气弹”的时代宣言。

三、党中央毛主席的远见，聂荣臻的苦心：从建院之始就立足“自力更生”

聂荣臻之所以能将危机视为转机，根源在于他在国防科技事业创建之初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的根本方针。

1956年秋，苏联政府突然向中国提出建议，认为中国当时的技术力量不足以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开展导弹研制工作，主张先派中国学生赴苏联学习几年后再进行研发，这意味着中国要等上数年才能起步。聂帅闻讯后，要求五院专家们围绕“我们下一步应当怎样走?”展开讨论，最后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聂帅力排众议，明确指出消极等待没有道理。

他向中央汇报并提出了五院建院的三项根本原则：“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成果。”这项具有远见的方针，不仅获得了党中央的批准，后来在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实践中更被证明为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意味着，早在1956年，聂荣臻就已经做好了“如果有一天外援中断，中国还能继续前进”的全部预判和准备。

四、“好事”的三大深层逻辑

聂荣臻之所以认定苏联撤走专家是“好事”，源自他深刻的战略判断。

其一，从“搭便车”到“自己开车”的蜕变。聂荣臻在回忆中深刻指出，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了一切援助。从而也更使我们认识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必须把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的立足点，完全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才能攻克各种难关，扎实、稳步地向前发展”。依赖外援，中国永远只能跟在后面跑;失去了外援，反而迫使中国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潜能。

“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后来坦言，在苏联技术援助时期，像他和王淦昌这样的顶尖科学家都被排除在核心工作之外，根本不能“沾边”。“等苏联专家撤退了，中央政策改了，要自力更生了……我们1961年才去，1959年就撤退嘛专家。原子弹专家，所以那改596，1959年6月就撤退了，不过这个事倒是好事，要是让他帮助的话，中国是肯定没有氢弹的。”

其二，有条件的外援反而有害无益。毛主席对苏联援助的本质看得更加透彻。他斩钉截铁地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我们是很难还的。”毛主席在1963年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掷地有声地总结道：“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一个失去了信任的援助者，任何“帮助”都只会带来纠缠不清的政治附加条件。

其三，靠别人永远造不出属于自己的“脊梁骨”。聂荣臻多次深入基地主持导弹发射试验，1960年11月，在苏联专家撤走仅两个月后，中国第一枚仿制的P-2导弹(“东风一号”)成功发射。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聂帅和参试人员尽情鼓掌欢呼。这枚“争气弹”的成功，证明了中国人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打破技术封锁。赫鲁晓夫以为撤走专家就等于抽走了中国原子弹研发队伍的“脊梁骨”，然而他完全没有预料到，恰恰是他的背信弃义，才让中国人真正挺起了自己的“脊梁”。

五、堪称神话的奇迹：中国人如何在绝境中挺直脊梁

苏联专家离开后，中国科技人员面临的处境近乎绝境。在青海211基地，苏联专家没有留下一张完整的防爆图纸，设计人员只好“摸着石头过河”，边设计、边施工、边改进。当时的中方设计人员回忆说：“很突然，苏联一下令以后，专家全都走，叫他们资料都不要留，全带走。我们心里很恼火的，最终就是说要自力更生。”

在国防部五院，中苏合作时期苏联专家只允许中方科研人员看弹道学的资料，空气动力学和发动机等领域的资料被严格隔离。苏联派来的保密专家，目的就是保护技术资料不被中国人全部学走。然而这样的限制反而催生了中国科研人员的反设计方法——在仿制P-2导弹的过程中，中国工程师对所有弹体结构进行了全面的反设计，通过理论计算验证苏联提供的数据是否正确，遇到不一致的地方就寻找症结所在，调整自己的计算方案。在没有外教的困境中，反而逼迫中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学研结合”体系。

苏联撤走专家的1960年8月，聂荣臻在国防部五院召开会议，决定在仿制基础上抽调人员开展自行设计。同年3月31日，他明确指出“仿制不能停，要把能学到的东西尽快学到手”。正是这种“一边仿制一边自主创新”的双轨战略，使得中国在一年之内接连成功发射了仿制P-2导弹和首枚国产导弹。

六、聂荣臻元帅的定海神针作用：“搞不出两弹，我死不瞑目!”

在苏联断援最困难的1960年，国家经济和科研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五院领导人紧急赶到北戴河向聂荣臻汇报，流露出焦急之情。聂帅却说：“大家不要着急，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是暂时的。希望五院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下决心依靠自己的专家，把导弹和试验设备研制出来。”他掷地有声地断言：“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聂荣臻并不只是一个“只会打气”的领导，他在一切环节上都亲自上手。当一些人试图在导弹设计审查中强加非科学因素时，聂荣臻冷静地纠正方向，保护了一大批科学家的工作不被“左”倾思潮干扰。1962年，当中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失败时，有人主张追查“政治原因”，聂荣臻果断制止了这种错误的做法：“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

原子弹研制进入关键阶段，聂荣臻频繁深入实验基地。没有先进的计算机，科学家们用算盘进行计算，一堆人在拨算盘的场景，恰恰印证了聂荣臻战略判断的伟大——没有任何外援，用最“土”的办法同样能闯出最伟大的事业。

结语：一场“逼出来”的伟大创造

毛主席后来幽默地评价：“导弹、原子弹有很大的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同志帮忙的结果。他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聂荣臻元帅正是在这场“逼上梁山”的破釜沉舟中，以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和大局观，将最严峻的打击扭转为了民族科技事业的转机。从1956年建院之初就确立“自力更生为主”方针的远见卓识，到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的坚定决心——这些历史经验时至今日仍然激励着中国科技的自主创新之路。诚如聂帅自己所言，“路得自己走”，而正是这样一条被迫自己走的路，才真正淬炼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强大中国。

参考资料：

1.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2.《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3.梁守槃：《回忆聂荣臻对导弹事业的领导与关怀》，中国共产党历史网，2014年5月。

4.《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6.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两弹元勋访谈录”(2011年4月)。

7.“科普中国”：长空万里东风起——奋进(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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