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竹筠即“江姐”，是2009年为推动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深入开展，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评选出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她名列第35位。

　　然而，就是这位由中央11个部门评选出的百位英模人物之一，在全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英雄模范人物，最近在《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刊登的一篇题为《地下党“不能承认党员身份”的纪律》（作者孙丹年)的文章中，却被肆意抹黑。该文说：江竹筠被捕后“承认中共党员身份”，违犯了当时中共地下党一条不成文的纪律——党员被捕后不能承认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而“承认党员身份”“属于变节行为，至少是违纪，严重的甚至可以上升为背叛”。

　　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就知道，这篇文章既不认真考证历史，又不讲起码的逻辑思维，随心所欲、胆大妄为地肆意抹黑革命先烈和英模人物，完全是一篇信口开河、胡说八道、逻辑混乱、错误百出的下三烂文章。

　　别的错误暂且不说，单说这篇文章最主要的两个论点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首先，该文说“当时中共地下党有一条不成文的纪律——党员被捕后不能承认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这一说法毫无史料根据，完全是作者不顾历史事实、不讲逻辑思维的主观臆断。

　　其次，江竹筠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的，她被捕时敌人已经知道了她中共党员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江竹筠否认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已毫无必要。

　　请看历史事实：

　　据《川东地下党的斗争》、《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经过》、《1948年万县地下党的被破坏和江竹筠等被捕的经过》等史料记述：1947年10月，根据中共上海局的指示，成立了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王璞任书记，涂孝文任副书记，彭咏梧(江竹筠的丈夫)、肖泽宽、刘国定为委员。临委认为彭咏梧是下川东云阳人，既有对敌斗争经验，又对下川东情况比较熟悉，便派彭咏梧去下川东领导武装斗争，兼任党的下川东地委副书记和川东游击纵队政委。同时派他的爱人江竹筠和办《挺进报》的吴子见作他的助手。之后，在彭咏梧的指挥下，举行了奉(节)、大(宁)、巫(溪)武装起义，成立了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后起义失败，彭咏梧于1948年1月6日在战斗中牺牲。敌人砍下彭咏梧的头颅，挂到竹园坪城楼上示众。彭咏梧牺牲后，党组织决定把江竹筠留在城市工作，但是她拒绝了组织的照顾，变卖了家产、送走了孩子，又回到丈夫战斗过的地方继续战斗。

　　1948年4月，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先后抓捕了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受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书记刘国定和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这两人被捕即叛变并出卖了许多同志。其中，冉益智一人就出卖了62个同志，被国民党军统任命为中校专员。6月中旬，在冉益智的亲自带领和指认下，敌人又在万县抓捕了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

　　涂孝文被捕后，国民党军统特务在万县富贵巷四号中统万县区特委会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敌人一用刑，涂孝文便把万县地区党的组织情况从地委到县(工)委全部出卖了。被涂孝文出卖的有：中共下川东地委委员、开县工委书记杨虞裳，地委委员、忠(县)丰(都)石(枉)南岸工委书记唐虚谷，上级派来川东工作的江竹筠，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开县工委组织委员荣世正等二十多人。涂孝文还向敌人告密：江竹筠就是下川东地委副书记兼川东游击纵队政委彭咏梧的妻子，江竹筠现改名江志伟，在万县地方法院作雇员来掩护，等等。

　　根据涂孝文叛变后的交待，杨虞裳、唐虚谷、江竹筠、雷震、李青林、刘德彬、黄玉清、陈继贤、李承林、唐慕陶、黄绍辉、荣世正、张静芳、颜昌豪、冉思源、陶敬之等16名中共党员被捕。与叛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涂孝文出卖的这16名共产党员全部为铁骨铮铮的党的好儿女，他(她)们全都经受住了多次过堂和种种毒刑的考验和非人的折磨，没有一人屈服，在以后的渣滓洞大屠杀中，除刘德彬冲出围墙脱险外，其余15人全都英勇就义。

　　以上就是江竹筠烈士被捕时的历史背景和经过。事实说明，江竹筠被捕时敌人已经知道了她中共党员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江竹筠否认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还有必要吗?

　　事实上，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有许多人在被叛徒出卖、敌人已经知道他们中共党员身份的情况下，被捕后都毫不否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大义凛然地与敌人作斗争。恽代英烈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恽代英也是2009年评选出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青年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是中共五届、六届中央委员。1929年初，恽代英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负责编辑党刊《红旗》。后因对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进行批评和抵制，遭到李立三的打击，先后调任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5月6日下午，恽代英在杨树浦老怡和纱厂门前等人联系工作时不幸被捕。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化名叫王作霖。敌人将他押至巡捕房，巡捕三番五次的毒打，他坚不吐实。次日，恽代英被上海公安局引渡，并以共产党嫌疑关押在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他仍然坚持假口供，敌人无可奈何，6月初只好将他转押到漕河泾监狱，不久，以“工人擅自开会有罪”判了他5年徒刑。后又先后转到苏州监狱和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关押。

　　恽代英被捕后，党组织设法营救，1931年就在他即将被提前释放时，被叛徒顾顺章出卖。蒋介石急令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核对。4月28日，王震南拿着恽代英在黄埔军校的照片来到监狱。恽代英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轻蔑而自豪地说：“我就是恽代英!”王震南劝降失败，下令将恽代英加上镣铐，关进单人牢房。蒋介石闻讯后，亲手下令：“立即就地处决!”4月29日中午，恽代英在狱中刑场英勇就义，壮烈牺牲。

　　如果说当年在地下斗争复杂严酷的环境中，为了保护自己和组织的安全，被捕后不承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对敌斗争的一种策略的话，那么在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敌人已经知道自己中共党员身份的情况下，再否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是无益的。中共党员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光荣而伟大的，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明明是因叛徒出卖敌人已经知道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死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其结果只能是有害于党的形象和事业。

　　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肆意抹黑的不仅仅是江竹筠一个人，而是在抹黑解放前被敌人逮捕和杀害的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这种行为能不令人厌恶和憎恨吗?!

　　问题是标榜自已“事实求是”、“以史为鉴”的《炎黄春秋》，为什么还要刊登这种完全就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文章呢?翻翻这些年一期期的《炎黄春秋》杂志，大家自然就会从中找到答案，这就是：《炎黄春秋》的办刊宗旨根本不是象它自已所说的“事实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而是“以说史为名，反毛反共，编造史实，屡放黑箭”。《炎黄春秋》这本杂志有一个不成文的用稿原则——“两个凡是”：凡是谈“共产党的错误”和“毛泽东的罪过”的文章就用，凡是赞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和共产党内所谓“民主派”的文章就登，至于是不是符合事实则完全是次要的。搞到现在，居然连完全不顾历史事实、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抹黑江姐等英雄模范人物和革命烈士，这样下三烂的文章都登。这不仅再一次证明了《炎黄春秋》“两个凡是”的用稿原则，而且也说明《炎黄春秋》已经是饥不择食、穷凶极恶、彻底堕落、日暮穷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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