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天，经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我被任命为劳动部长。当这一任命的消息传来时，中共中央刚撤销西北局，我还在西安处理善后，因而来北京上任较晚。上任后不久，我应邀出席全国政协的一个宴会，在北京饭店的客厅里，忽然见到了毛主席。他一眼认出了我，微笑着半打招呼半开玩笑地说：“马文瑞同志，你来了?很好!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都归你管了!”我已有两三年没见到毛主席了，他比以前显得更加精神，容光焕发，精力充沛，说话还是那样诙谐风趣。

　　在延安时期，我曾多次见到毛主席。在中央和西北局召开的某些会议当中，在抗大和中央党校的课堂里，在延安的群众集会上，都曾亲聆过毛主席的教诲。但我们单独接触的机会不多，时隔这么久，想不到他对我还是这样熟悉。他的富有风趣的话，不但缓和了突然见面的紧张气氛，而且使我感到调我来京的任务重大，必须奋发努力。

　　我是陕北本地生长起来的干部，毛主席在陕北生活、工作的十三年中，我一直在陕北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工作。回忆起和毛主席的接触，我不能不想到他对陕甘宁边区工作的正确指导和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大政方针到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基本政策，都是在他亲自主持或直接领导下制定的。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的成长壮大等方面，都倾注了他的心血。高级干部都因深受他的言教和身教，才逐步成熟起来。正因为有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具体指导，陕甘宁边区才建设成为一块模范根据地，成为新中国的雏形。毛主席运用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成功经验，指导了全国各根据地的建设，终于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一、正确解决陕甘苏区的肃反问题

　　1935年9月，当时的中央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主要负责人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错误的肃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许多好同志抓起来，如红军和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刘志丹，以及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和我等一大批干部统统被抓，关进了牢房。开始时的罪名是“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后来又变成了“右倾取消主义”、“反革命”。有的同志遭受严刑拷打，有的甚至惨遭杀害。我们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戴上了脚镣，受到严密的看管，晚上睡觉要翻身还得报告，经过准许才可，否则即挨打骂。据说，埋人的土坑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这时苏区的形势十分严峻，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在内部，执行“左”倾路线的人乱捕乱杀，引起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苏区边境的群众大量外逃;在外部，国民党调集重兵，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

　　正在人心惶惶、万分危急时，这年10月，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中央和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就知道在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和一块根据地，于是率领中央红军全力向陕北开进。在进入根据地后，毛主席即向干部和群众进行调查，同在吴起一带打游击的龚逢春、张明科等干部谈了话，听说刘志丹等许多创建陕甘苏区的干部被当作反革命抓起来，有被处决的危险。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肃反扩大化有切身的感受，他立即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同志赶到瓦窑堡，传令停止肃反，等候中央处理。不久，中央也来到瓦窑堡，把我们这些人从监狱放出来。周恩来副主席还找我谈了话，肯定了我们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成绩，并就我的工作问题征求了意见。没过几天，我就被分配到陕北省委工作，任省委秘书长。其他同志也先后安排了工作或学习，刘志丹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后方办事处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同志兼)兼红二十八军军长，后来参加了著名的东征，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这样，在毛主席的直接干预下，一次重大的肃反错误得到迅速纠正，一场严重的危机得到解决。否则，全国仅剩下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也很可能被“左”倾路线所断送。

　　毛泽东同志在果敢迅速地解决陕北危机的同时，组织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一道，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当时他亲自指挥的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取得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不但有力地击败了敌人的进攻，鼓舞了军民士气，而且提高了西北红军配合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巩固了陕甘苏区，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毛主席所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陕甘苏区就这样成了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与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走上了更加健康、稳步发展的道路。

二、建立和发展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为了及时动员全党在政治上作好战略转变，193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明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的主张，同时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思想。1936年夏红军东征结束后，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提出了三大任务：一是坚持陕北游击战争;二是红军西征，创造陕甘宁新苏区;三是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争取东北军一起抗日，是当时至关重要的一着，因此中央对于争取东北军是十分重视的。毛主席曾在一次讲话中，精辟地分析了东北军当时内外处境，说东北军到处漂泊，寄人篱下，不甘亡国亡家，有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有可能同红军联合抗日，要积极争取。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同志任书记。根据地各地也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在靠近东北军的地方设立办事处，以动员力量接触东北军官兵和做争取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陕北省委也成立了安塞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委员有陈治中、张耀宇等，下设安塞、高桥川两个办事处，我兼任安塞办事处主任。在办事处的领导下，建立了安塞、高桥川两个市场，三天一集。我们准备了粮食、柴草、蔬菜、肉蛋和其他农副产品，吸引东北军官兵来采购，相机向他们做工作。做工作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散发宣传品，让文工团演出文艺节目，同东北军官兵交朋友，还到他们的驻地、哨所谈话，进行抗日宣传。总的内容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些工作的广泛开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记得有个晚上，经过安排，我到延安城里东北军的一个团部同团长和团副谈话。我向他们分析了当前形势，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们表示赞成。但该团长却说：“你们共产党、红军那么艰苦还坚持干，可歌可泣，我们佩服，我赞成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是你们毛委员长(指毛主席)敬奉的都是外国人(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使人不可理解。”我解释说：“马克思、列宁虽是外国人，但他们并不是外国的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是革命家，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对人类是很有贡献的。他们的学说是科学的，是人类最进步的思想，可以救国救民。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根本问题是看他们的学说和做法对中华民族有没有好处，能否救国救民。你们是孙总理的信徒，他的三民主义，不也是从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学说中受到启发吗?”他们听了，觉得我讲得有道理，连连点头。为了不让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的人发现，他们在天亮前派人把我送回。

　　我们党在做争取东北军工作的同时，对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做了大量争取工作。毛主席曾派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同杨虎城将军会谈。经过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多渠道、多层次地做争取工作，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认清了形势，了解了我党的政策，愿意联共抗日。1936年9月6日，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北首先基本形成。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顽固坚持打内战的蒋介石。党中央、毛主席为了争取以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我党与张学良、杨虎城密切配合，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的形成，国内形势的转变，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对我党的政策作了调整：由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转变为减租减息，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公民权;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党部队的番号;陕甘宁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边区政府。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毛主席付出了巨大劳动。每一政策和措施的提出，他总是先在党内外作好思想政治工作，用深入浅出的比喻提高领导干部认识，然后抓典型，抓样板，带动广大干部前进。

　　在这一革命的重大转折时期，毛主席高明的领导艺术表现得十分突出。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形成的时候，毛主席就及时告戒全党同志，一方面反对关门主义，争取千百万人民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又反对投降主义，坚持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卢沟桥事变前，主要反对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开始抗战，主要反对投降主义，抵制国民党用升官发财酒色逸乐对共产党的引诱。与此相反，王明1937年底从苏联回国，他由“左”倾机会主义者一变为右倾投降主义者，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国民党也趁机对我党和根据地进行渗透破坏。一些共产党员在这个转变时期把握不住正确的方向，经不起复杂斗争的考验，有的甚至脱离了革命。

　　在陕甘宁边区就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有些地主闹着收回土地房屋，国民党特务制造谣言，甚至进行暗杀，煽动土匪打家劫舍，破坏捣乱，个别干部竟投向了国民党。我当时任陇东地委书记，在陇东地区的镇原县，就有三个干部经不住国民党的拉拢利诱，跑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了。毛主席一方面及时写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文件，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边区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予以坚决打击;同时在党内批驳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提出在抗日的原则下保存党和阶级的独立性，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针对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妄图蚕食我抗日根据地的阴谋，明确提出了自卫、胜利、休战的反磨擦斗争三原则;在斗争中，坚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陕甘宁边区的党和政府贯彻了毛主席的这一系列指示，既坚持了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使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不断发展，蒸蒸日上。

三、深入开展整风运动

　　延安时期，毛主席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领导了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内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我党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通过整风，使我们广大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党员的思想素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了党性，加强了团结，为我党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延安整风运动，对陕甘宁边区广大干部的影响尤为深刻。

　　抗战开始后，陕甘宁边区的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但也带进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农民意识，边区党内存在的某些历史问题、路线是非等在一些干部的思想中并没有完全解决，在新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面前，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理论上，都显得准备不足。这样就很难领导边区人民取得抗战和后方建设工作的胜利。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决策，既解决了全党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解决了边区党迫切所要解决的问题。延安整风，中央是从1941年5月开始。1942年2月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整风运动全面展开。不仅中央各机关、学校、单位积极投入，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各级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统一部署下，也作出具体安排，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了。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央把各地负责干部调回延安进行整风学习，办了中央高级党校，毛主席亲任校长。在整风期间，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干部都曾先后到中央党校学习。我去中央党校学习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42年，第二次是在1944年。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参加这两次整风学习收获很大，终生受益。1942年学习，开始是学习整顿三风文件。那时没有专职教员，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曾亲自到校作报告。学习文件和讨论，是在校部统一领导下，由各支部组织进行学习的基本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联系党的历史经验，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1944年学习，整风运动已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学习的文件有两大本，是中央编印的《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两次学习，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结合党的历史和个人的思想实际，钻研文件，认真讨论，从理论和路线的高度进行分析，学习的空气十分浓厚。有些问题一时存在分歧，出了课堂，在山道、河畔散步时，还在三三两两地探讨、争论，充分体现了个人自觉学习为主，相互启发为辅的学习方法。当时大家还注意从马列毛主席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逐步培养了认真读书、学习理论的习惯。这样经过反复学习，反复思考，反复讨论，大家的认识逐步达到了一致，思想普遍有了很大提高，为党的七大作了重要思想准备。这时刚从前方回来参加整风学习的人，有一种比别人落后了一大截的感觉。记得我第二次进中央党校一部学习，任第六支部的支部书记，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从前方来，编在我们支部，他在会上发完言常要加一句：“我没参加过整风，看法没有把握，说得不对，你们可要帮助啊!”

　　在整风当中，思想方法和路线问题提得很突出。毛主席曾在一次报告中讲到：犯主观主义和路线错误，严重的要导致亡党亡国亡头。比如萧劲光同志就差点亡头，萧劲光在中央苏区差点被执行“左”倾路线的人处以极刑。毛主席的教导，对于我们长期在地方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在政治思想上是个突破，视野大为提高。我们不少同志有与萧劲光同志类似的经历，因此大家都感到毛主席的话讲得很深刻，切中要害。

　　1942年10月下旬，在中央直接指导下，西北局以整风精神召开高干会议，标志着陕甘宁边区党的整风取得了重大进展。会议内容包括整风(整党、整政、整军、整财等七整)问题、统一军政军民关系问题、精兵简政问题、财政经济问题。会议进行了两个多月，参加会议的有边区党政军民县团级以上党内重要负责干部300多人。延安高级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和中央党校大部分重要干部到会旁听。大会在检讨边区党在中央到达之前的历史时，边区党内的老干部习仲勋、张秀山、李卓然、张邦英、王世泰、贺晋年和我等共有46人在大会上发言，认真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在肯定过去取得成绩的同时，对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搞肃反扩大化等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清理，并开展了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讨论，弄清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两条路线斗争，而错误路线的根源，就在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作怪。任弼时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几个问题意见》的总结报告，得到与会同志的赞成和拥护。毛主席在会议开幕时讲了话，在会议当中讲解了《联共(布)党史》的六条结论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作了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会议结束时，又作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讲演。他的讲演以“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为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领导方法，强调了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问题。指出必须在具体指导上下功夫，取得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才能使一般号召不致落空。毛主席把唯物辩证法巧妙地运用于领导方法，既提高了干部对辩证法的理解，又使干部改善了领导方法，他的这一思想至今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次会议解决了边区党的历史争论、统一领导和当前任务三大问题，加强了边区党的团结。应该说，这是边区党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指导下，在整风中取得的重大成果。

四、发起和指导大生产运动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抓的另一件对全党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就是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使我党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度过了经济难关，并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如同延安整风一样，是我国革命史上写下的光辉篇章。它昭示人们：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去夺取胜利。大生产运动中所体现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时至今天，仍是我们建设伟大强国的重要法宝，需要我们大力继承和发扬光大。

　　抗战开始后，陕甘宁边区由于脱产人员逐步增加和支援前线，财政支出随之增大。1939年后，国民党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还在一些地方制造反共磨擦，使边区陷入极度困难，如同毛主席所说：“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毛主席说他自己也曾因为没有油吃，爬坡头昏眼花。1939年2月，毛主席在延安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生动地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形势，形象地指出，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饿死或解散，一条是自己动手，发展生产。我们当然只能选择后者。

　　有一件事，一直是广为流传的佳话。1940年，陕甘宁边区为了度过暂时的困难，决定征收20万担公粮，这在当时有些偏重。就在研究征粮工作的会上，一位县长被雷电击伤，便有群众说“雷怎么没有击了毛泽东”。毛主席听到后，立即引起深思，不但没有追究流言制造人，而且经过调查研究，先减少了公粮征购任务，接着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1940年12月3日，边区政府召开经济自给动员大会，毛主席、朱总司令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在大生产运动中，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身体力行，亲自参加挖地、种菜、捡粪、纺线等劳动。他们的榜样，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劳动热情。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毛主席的号召精神，及时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制订优待移民、难民政策。从国民党区逃难到边区的老百姓，边区给予公民权，鼓励开荒生产;第二，开展减租减息，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第三，倡导劳动竞赛，表彰劳动模范。这些措施的贯彻落实，使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当时我任陇东地委书记兼三八五旅政委。陇东地区7个县，约30万人口，地广人稀，宜农荒地很多。三八五旅部队在王维舟旅长的带领下，在合水县大凤川小凤川大规模开荒种地。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地委，领导全区的各项生产事宜。发动地委机关干部开荒种地时，自己也参加生产。有一次我去山上收割庄稼，碰上在家乡务农的大哥来看我，他在欣喜之余，怕我干不惯农活，要替我干。我告诉他：这是我份内的生产任务，必须自己完成，谁也不能代替。当时地委除大力组织农业生产外，我们还积极发展工业、运输业、商业和外贸。三边地区的定边、盐池两县出盐，国民党地区由于日寇的占领封锁，许多地方缺盐。我们在陇东成立了盐业公司，大力组织盐业生产，把盐运到西华池等口岸出售。华池县县长李丕福很积极，经常亲自带队，赶上成百头毛驴运盐，一路浩浩荡荡，颇为壮观。国民党地区的商人为了赚钱，贩盐的很多，有不少是宝鸡、四川来的，我们用盐换回根据地所急需的棉花、布疋、火柴、办公用具等，大大缓解了边区经济生活上的困难。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十分普遍。据统计，1939年全边区开荒105万5千多亩，其中，中央机关、八路军后方留守部队、边区各级机关、团体、学校开荒达11万5千亩，秋后收细粮9572石。1943年1月，毛主席提出本年要达到“丰衣足食”。这年全边区开荒97万6千余亩，耕地总面积由1939年的1008万亩增至1338万亩，粮食总产量由137万石增至181万石。部队的生产成绩尤为突出。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累计开荒达26万亩，种植粮食、蔬菜、烟草等，创造出“陕北江南”，粮食除了自给以外，每年还上交一万石，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在边区高于会议期间，西北局对领导生产做出显著成绩的王震等22名干部进行了嘉奖，我是22名同志中的一个。奖状是毛主席颁发的。我的奖状上，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密切联系群众”六个大字。这不仅是对我的勉励，也是对我的希望。此外，每人还奖给了一条延安生产的毛毯。可惜这张珍贵的奖状在解放战争时期丢失了，但毛主席对我“密切联系群众”的教诲，却如同座右铭，始终激励着我，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封锁政策，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军民生活，而且教育和锻炼了干部。1944年第二次进中央党校学习时，吃饭经常是四菜一汤，生活显著改善，大家都很满意。国民党用几十万大军包围封锁边区，想要困死我们，他们的阴谋彻底失败了。而在大生产运动中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载入史册。正如毛主席后来高度概括的：“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

五、纠正边区土改中“左”的编向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全面进攻我解放区，1947年春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毛主席和党中央于1947年3月撤离延安，我们西北局机关也在此时撤离。撤离前毛主席和党中央原拟先住黄河沿岸，毛主席曾说：黄河两岸度春秋。但为了牵制国民党部队，减轻我军其他战场的压力和保卫边区、指挥西北解放战争，毛主席决定不过黄河，利用陕北地面辽阔、回旋余地大、群众基础好的有利条件，坚持在陕北与敌人周旋。毛主席转战陕北，不但极大地鼓舞了西北战场的军心军心，也鼓舞了全国人民，“毛主席还在陕北”成了当时奋勇杀敌的动员令。到1948年春，我军在各个战场转入全面反攻时，毛主席才渡过黄河去河北平山。在这段时间，毛主席不仅以极大的精力和高度的智慧指挥了全国(包括西北)的解放战争，对土地改革也予以深切的关注。

　　随着解放战争的步步胜利，新的解放区不断扩大，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主持召开了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会议，对开展土改工作作了决定。不久，西北局在绥德义合镇举行会议，根据平山土改会议精神，对边区土改工作作了部署。会后在开展土改工作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左”的偏向，如有的把中农划成富农，把富农划成地主;有的发动群众以吊打等方式斗争地主;有的损害了私营工商业者的经营。陕甘宁边区有一大部分是经过土地革命的老区和半老区，本来对过去土地分配上某些不合适者采取调剂土地，填平补齐的办法作一些调整就可以了，可是有人仍照搬新区的平分土地的做法，使不少地方发生过火行为，引起群众的不满。1948年1月，毛主席住在米脂杨家沟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及时提出纠“左”，并亲自给驻在绥德义合镇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写信，具体指示习仲勋同志去绥德地区、马明方同志去延属地区、我去三边、陇东和关中地区指导土改，纠正偏差。我接到指示后立即出发，在三边、陇东紧张工作了两个多月。从陇东回来时，延安已收复，陕西形势大变，关中没有去成。纠“左”以后，土改工作得到健康的发展，群众生产与支前的积极性更高了，有力地推进了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毛主席刚到陕北的时候，全国只剩下几万党员，三万多红军，只剩下陕北这一块根据地。到1948年毛主席离开陕北时，全国党员已发展到270万以上，军队已发展到200万以上，我军已打退国民党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得以进攻。全国解放在望了。毛主席在陕北13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土地革命后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大部分时期，他在这里不仅有力地指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工作，还领导了全国不同历史时期复杂的革命斗争，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高明的军事指挥艺术，使中国革命走向了全面胜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从始至终掌握和贯彻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段时间成熟起来的。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在毛主席的倡导和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了我们共和国的精神支柱——延安精神。正因为这一切，毛主席在陕北赢得了人民的热爱，享有崇高的威望，《东方红》的歌声，就是发自陕北人民的心声。

　　在我写这篇回忆文章时，毛主席已经逝世十七个年头了。但我完全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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