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

何云峰

社会治理的主要目的，按照“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的话说，就是追求社会的秩序与进步。能否实施科学的社会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社会的有序运行和长远发展。建国初期，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社会治理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社会一盘散沙、混乱不堪的状态，建立了一个国泰民安、风清气正、欣欣向荣的新社会。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学界研究不多，主要有郑云天的《1949-1956年毛泽东关于民生问题的思想和实践》(《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段妍的《建国初期毛泽东的社会风气治理思想与实践》(《光明日报》2014年7月30日)、谢丽娟的《建国初期毛泽东社会风气治理路径及启示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石锋的《新中国初期毛泽东的社会管理思想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等。在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拟从宏观视角梳理建国初期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以求对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一、建立革命化的新社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开展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这些工作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大的方面：第一，民生问题的治理，主要包括通货膨胀、城市失业、卫生防疫和灾害饥荒等问题的治理；第二，社会秩序的治理，主要包括镇压反革命、剿匪反霸、普遍建立治安保卫组织等；第三，社会风气的治理，如扫除“黄毒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破除封建迷信和陋习等；第四，社会组织的治理；第五，社会价值观的重塑等。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是前几项工作。他们在研究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时都喜欢将毛泽东还原为一个世俗的政治家，认为毛泽东最关心最看重的就是对民生问题和社会秩序等问题的治理，致力于建设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新社会。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读懂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作为一个治国理政的政治家，毛泽东的确重视对民生问题和社会秩序等问题的治理，因为这是建设新社会的基础性工作。但作为一个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政治家，一个极具超凡魅力的精神领袖，毛泽东对于社会治理有着更为宏大而高远的追求。他不仅要实现工业化，安排好国计民生，也不仅要建立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他更要建立一个革命化的新社会。

所谓革命化的新社会，简单地说，就是以牺牲、奉献、奋斗精神为内核的革命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的新社会。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既然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那么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新社会就要有不同于一切旧社会的新面貌。这个新社会的最大特色就是要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确立革命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在革命价值观的引领下，全体社会成员思想纯洁，爱憎分明，团结友爱，平等互助，无私奉献，为实现美好理想而努力奋斗。毛泽东敏锐地发现，

【“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

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革命价值观。毛泽东大声呼吁：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为了建立革命化的新社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社会风气治理运动。毛泽东着重从三个方面抓社会风气的治理。第一，扫除“黄毒赌”，荡涤旧社会污泥浊水。新政权仅用两三年时间就将“黄、毒、赌”等在旧中国屡禁不绝、在西方社会也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丑恶现象基本禁绝，大快人心，影响深远，被社会各界和国外舆论赞为“奇迹”。第二，打击贪污腐败，开展整党整风。从1951年年底开始，党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三反”运动。曾是民主革命功臣的天津地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因犯贪污罪而被“大义灭亲”。通过“三反”运动消除了新政权中的一大批蛀虫，有力地抵制了不良习气的侵蚀。同时，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廉洁自律教育，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严肃查处党内违规、违法的党员干部。由此树立了新政权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与旧中国历届政权的腐败无能形成鲜明对照。第三，破除封建迷信和陋习，开展移风易俗运动。毛泽东明确提出“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号召，领导人民与各种封建迷信思想和陈规陋习作斗争。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勤俭节约、劳动光荣等观念成为新时尚，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在反对剥削、人人平等的观念影响下，在城市，人力车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三轮车的发展；乘坐各式轿子的，不仅城市绝了迹，即便在偏远农村也多限于迎娶新娘时使用，而且这种风气日益受到人们的鄙视。比如有读者投信《中国青年》，说结婚坐花轿，“还保留着买卖婚姻的残余，不是革命青年应有的行为”。

为了建立革命化的新社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面向普通民众推出了大量宣传革命价值观的精神文化产品，致力于民众价值观的重塑。新中国成立初期，广泛进入普通民众文化生活的电影、戏曲、连环画等文化产品，在表现主题和价值观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歌颂革命战争、歌颂革命英雄的电影数量最多，质量也最高。英雄形象构成了电影人物形象的主体，其中现代革命英雄人物又占有突出的地位。像《钢铁战士》中的张排长、通讯员小刘，《渡江侦察记》中的李连长、《铁道游击队》中的老洪以及董存瑞等，这些人物机智勇敢，作风纯朴，具有坚定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电影中塑造的一些反面人物形象，如《南征北战》中的张军长、《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凶残狠毒，狡诈阴险，激发起观众对阶级敌人的无比憎恨。戏曲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在建国初期也有了崭新的面貌。一方面，创作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剧目，如评剧《刘巧儿》和吕剧《李二嫂改嫁》等，歌颂男女婚姻自由；另一方面，搜集整理改编了大量传统剧目，如黄梅戏《天仙配》、田汉改编的京剧《白蛇传》，还有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等，赋予旧题材以新的时代内涵，歌颂反封建的斗争精神，给人们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为了建立革命化的新社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持续不断地开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期望重塑广大知识分子的价值观。1951年，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和《毛泽东选集》出版为契机，掀起了学习中共党史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随后，以北大12位著名教授发起政治学习运动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发动了三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学专家俞平伯的批判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毛泽东期望通过这些批判运动，让人们自觉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头脑，确立革命价值观。

毛泽东以建立革命化的新社会为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为此采取了多项措施，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他的领导下，经过党和政府的艰苦努力，不仅民生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也发生巨大变化。“树立积极向上的革命人生观，培养文明进步的社会公德，崇尚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明确为人民服务的方向，逐渐成为各界人民的思想主流，形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建设新中国的统一意志。”“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社会成员之间普遍使用的称呼。革命成为最神圣的词汇。1962年文字改革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新词语》一书，收录了1000多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常见的新词语。其中，包含“革命”“阶级”“社会主义”的最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价值观在全社会的流行。

二、“组织起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开展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

在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小农经济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加上民众长期被排斥在政治事务之外，民众普遍以安居乐业为最高理想，集体观念和国家意识淡薄，对民族和国家认同感不强，缺少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孙中山认为，中国虽四万万之众，实等于一盘散沙，毫无组织性可言。正是这种散乱的社会状况导致中国政府动员民众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极其低下，给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可乘之机，中国逐步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要扭转中华民族被动挨打的命运，就必须改变“一盘散沙”的社会状况。正如毛泽东所说：

【“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因此，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就明确提出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正确的办法就是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把处于分散个体状态的人民群众凝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合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毛泽东认为，将民众组织起来，一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抗战补充兵源，二可以组成生产大军解决财源问题。抗战时期，在军事上，中国共产党派出骨干力量深入敌人后方，将处于分散状态但有着强烈抗日要求的民众广泛发动和组织起来，建立起强大的抗日武装，通过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灵活多样的方法，陷敌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经济上，为了解决根据地面临的严重财政危机，党将根据地军民组织起来，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不仅成功地渡过了经济困难，而且实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历史证明，毛泽东提出的将民众组织起来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抗战的胜利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中总结了陕甘宁边区生产取得的巨大成绩，并且明确指出：

【“凡此，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⑦】

对于在边区生产中出现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毛泽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充满信心地指出：

【“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

可以说，抗战时期毛泽东领导根据地军民“组织起来”的成功经验，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社会治理理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社会及组织机制支离破碎，公共秩序混乱，道德水准衰败，经过战争蹂躏的经济承受着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的沉重压力。中国在经济上的赤贫和军事上的极度落后，给领导人富强国家的目标造成了巨大的障碍。”面对在社会治理方面遇到的诸多困难，毛泽东从抗战时期的成功经验受到启发，认为克服困难的关键在于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1949年9月30日，他在为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起草的宣言中明确宣告：

【“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认为，组织起来的好处，一是有利于提高生产率，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加速完成工业化，二是有利于控制和管理，迅速传达落实党和政府的意图，完成党和政府下达的任务，最终建立一个革命化的新社会。基于这样的社会治理理念，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城市到农村，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逐步建立起来。

在城市，所有的企事业工作人员都被纳入一种被称作单位的组织当中。“单位组织在供给人们生产岗位的同时，也供给基本的生活保障。”由于单位掌握着个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大到个人的政治态度、工作积极性，小到子女的生育、夫妻间的关系、基本业余时间的安排，都是在单位(实际上也就是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

除了单位这种普遍的组织，还有各种各样的行业组织。党将工人组织起来的方法是在企业和其他就业场所普遍成立工会。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全国的工会组织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最高领导机关，凡工会组织成立时，均须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或其他所属之产业工会、地方工会。对于知识分子，根据其专业和学科归属，党通过各种协会分别组织起来。例如，创作艺术家加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这个联合会中，每一门学科又有它自己的组织，例如中国作家协会或中国戏曲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在各省和各大城市都有分会。中央机关任免各省分会的负责人和当地文学刊物的编委成员。在这个联合会之上，又有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统一领导。这样，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被纳入党控制下的组织网络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方法是用党控制下的工商联取代了旧的商会。1953年11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者联合会宣告成立，它被视为全国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

政权机关也在城市基层社会建立了组织。公安部于1952年8月公布施行《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在城市的机关、工厂、企业、学校、街道普遍建立治保组织，协助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监视、调查、检举、遣送反革命分子和逃犯，从而使该组织具有了行政功能。195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施行《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和《公安派出所条例》。街道办事处是城市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它通过居民委员会这种具有行政功能的群众组织把政府的权威传达给每一户居民；公安派出所则作为公安局的派出机构将执行公共安全职能的行政组织伸向社会基层。

在农村，党和政府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方式主要是建立各种互助合作组织。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农民一步一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1958年建立的人民公社，则进一步发展成为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既是经济组织，也是政权组织，成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延伸。

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中国共产党都在社会基层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系统。各级政府机关和厂矿、学校等各种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党委或支部，成为领导核心。在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建立花费的时间比较长。“从区级到乡级再到大队一级，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1954年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工作会议前，全国22万个乡中，已有17万个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1956年中共八大明确提出在农村乡以下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到了60年代初，生产大队一级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大队党支部成为村政的核心组织和决定性力量，党的权威被贯彻到农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除了党组织以外，还有各种群众团体组织在社会基层也纷纷建立起来。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青年团及其他群众团体工作的指示》。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在社会基层迅速扩大。

通过艰苦的努力，新政权逐步建立了一个纵横交织的组织网络，落实了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核心理念，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整合程度，增强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高昂的热情投身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显示出社会治理的巨大成效。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时非常自豪地指出：

【“帝国主义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三、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是建国初期毛泽东开展社会治理的基本方法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力量之源。高度重视做群众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政治优势。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非常扎实，真正赢得了民心。毛泽东是做群众工作的大师，对于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做好群众工作，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指出：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抗战爆发后，针对有些人在抗战前途上的悲观论调，毛泽东坚定地认为，只要依靠人民坚持抗战，抗战必胜。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他将群众动员看作是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要求全党干部高度重视做群众工作，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他强调，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是何等的正确。毛泽东也由此加深了对动员群众参与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坚信，党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任何工作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建国初期，社会治理的任务千头万绪，而且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从一贯的信念出发，毛泽东认为，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应当成为党和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一定要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大张旗鼓地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工作。如何动员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工作呢？他提出了三条基本的原则：

首先，要让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不能强迫命令。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

【“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

所以他一再强调做群众工作要遵循自觉自愿原则，只有获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认同，才能把工作做好。而要让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就必须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动员方式，“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要召开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做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例如，在治理失业问题时，各级工会采用上政治课、讲演会及利用报纸、广播对失业工人进行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信心。由于重视思想教育工作，很多失业人员政治觉悟得到提高，不仅没有与新社会对抗，而且还积极地融入新社会中去，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失业工人一次就有300多人到朝鲜参战，汕头失业工人97%参加了和平签名运动。禁毒运动中，编发禁毒简报、排演禁毒作品、出动宣传车、组织街头有线广播、举办巡回展览等等，宣传活动声势浩大。此外还组织了各种形式的会议，如干部会、各界人士协商会、群众座谈会、对毒犯的控诉会、烟民揭发会、毒犯坦白会、毒犯家属会、公审会。这些会议影响及于全民，如南京市，召开各种群众会8847次，听众74万余人，占全市总人口的88%以上。这些活动，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烟毒危害的认识，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禁毒运动中来。

其次，要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不能包办代替。毛泽东一贯主张，做一切工作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能把人民群众当成阿斗。“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社会治理工作也是如此。例如，1951年1月，毛泽东就土地改革工作做出批示，强调指出：

【“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由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只要合乎这个方向就是好的。”】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党在土改工作中坚决反对把土地直接“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而是把广大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使他们在打倒地主阶级的斗争实践中提高觉悟，真正相信自己的力量，实现当家作主。

第三，党要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不能放任自流。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如果仅仅强调党应当执行群众意见的方面，而忽视党应当教育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方面，对群众运动放任自流，不加分析地主张“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就会犯尾巴主义错误。在建国初期的社会治理过程中，毛泽东多次重申了这一点，并且密切关注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偏。比如，在“五反”运动中，本来运动的对象是针对那些不法资本家的，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群众的热情日趋高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以天津为例，一些工人和店员开始对资本家颐指气使，“反对资本家‘不劳而获’，要资本家洗碗扫地；要‘按劳取酬’或‘按人分红’；给资本家评定薪水，不许在柜上长支短借，不许经理用柜上的钱去退‘五反’的款，要资本家从自己家里拿，不许经理的老婆孩子在柜上吃饭。把资本家赶到地下室去，资本家的住室改做工人宿舍，要资本家降低生活不许吸好烟”等。

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多有出现。“五反”运动中出现的过激行为和斗争扩大化趋势，让许多资本家惶惶不安，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有些资本家受不了压力，选择了自杀。资本家们无心从事生产和经营，大批私营工商业处于停业或半停业状态。党中央高度重视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掌握以下几条原则：过去从宽，将来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迫(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运动得以朝着正常的轨道健康发展，达到了既打击不法资本家又团结多数守法资本家的目的。

毛泽东采取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的方法开展社会治理，造成了巨大的声势，发挥出了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里仅举几例。据不完全统计，在禁毒运动中，全国共收到群众的检举信131万余件，检举22万余毒犯。在剿匪斗争中，发动群众，展开政治攻势，开展“父劝子、子劝父、妻劝夫、弟劝兄、亲劝亲、友劝友、匪劝匪”的“七劝”活动，瓦解土匪，使大批土匪自动投降。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国掀起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广大城乡出现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景象。为了支援前线，仅东北地区就有60多万农民参加担架队、运输队和民工队。志愿军参战初期，部队很难吃上熟食。东北地区“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忙炒面”，仅20多天，就有405万斤炒面送到前线。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领导社会治理取得的巨大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惩治腐败，努力改善民生，安定社会秩序，净化社会风气，重塑社会价值观，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效。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生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党和政府开展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斗争，结束了连续12年使人民苦不堪言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使国内外那些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们也不能不表示赞佩，叹为“奇迹”。城镇失业人数迅速减少，1952年城镇待业率为13.2%，到1957年下降至5.9%。党和政府还动员民众大力兴修水利，提高抗灾能力。建国头三年，全国直接参加水利建设的总人数达2000万，完成的土方约17亿立方米，相当于23条苏伊士运河，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利建设规模。全国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许多城市清除了旧社会几十年积存的垃圾，整治了市区环境。北京市成功治理臭水横流的龙须沟，就是一个著名的范例。疫病防治工作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以危害最大的鼠疫、天花、霍乱为例，1953年发病数与1950年相比，鼠疫降低了90%，天花降低了95%，自1820年由海外传入我国以来曾历年流行的霍乱5年来根本没有发生。到1956年底，鼠疫已经基本控制，天花也已经基本绝迹。

第二，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彻底好转。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的斗争。全面封闭妓院，帮助妓女们医治性病、改造思想、参加生产、学习技艺，使她们中的绝大部分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严厉打击、制裁制毒贩毒者和赌头、赌棍，对吸毒者和嗜赌者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这些在旧中国屡禁不绝，在西方社会也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丑恶现象，终于被基本禁绝。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惊奇和赞许。此外，旧中国曾猖獗一时的匪患，包括以往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土匪，以及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也都被基本上肃清，这使我国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三反运动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树立了国家工作人员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同时，社会民众的广泛参与，使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爱护国家财产等新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形成。上述斗争的胜利，大快人心，影响深远，充分显示了党领导人民除旧布新、移风易俗的决心和力量。

第三，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亿万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扬眉吐气，当家作主，掌握了自己的前途命运。整个社会安定团结，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道德风尚。工人“老大哥”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农民兄弟们也努力增加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现代化建设。全国上下同心同德、激情满怀，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忘我劳动，甘愿奉献，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新篇章。党和政府在全社会大力弘扬革命价值观，塑造了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从前，老百姓把政府看作是“他们”，现在，老百姓把政府看作是“我们”。政治认同乃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集中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高度认同。党的领袖毛泽东被称作“人民的大救星”，一曲《东方红》，唱出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心声。人民群众对领袖、新政权和新制度都怀着无比热爱的激情，“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成为20世纪50年代成千上万普通人家门上的一副对联。要主动地献身于“革命”，要无保留地“将自己交给党”，相信“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是当时人们典型的政治意识。

第四，总之，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新中国终于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盘散沙、民众麻木沉沦的状态，逐步建立了一个国泰民安、风清气正、生机勃勃、积极向上、团结一致的新社会。新中国以崭新的形象和姿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这是一个非凡的时代。这是一个意气风发、凯歌行进的时代。这又是一个激情澎湃、充满理想、一往无前的时代。”“可以无愧地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至今仍令人神往和回味无穷。”不少外国学者在他们的研究著作中对于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取得的社会治理成就也有很高的评价。例如美国学者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就称赞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很短时间内就在一个依然相对落后的社会里成功地进行了高层次的社会整合”。该书认为，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总体上说，50年代中期是迅速进步的时期”，“现代化转换在过去的长时期中一直进展缓慢，但在50年代匆忙地加快了速度，超出了别的国家。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认识中国现代化与众不同的道路”。

五、历史的启示

历史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的正确性。对于一个刚刚通过革命建国的新政权来说，革命激情基于历史的惯性还在继续燃烧，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革命的余威，发挥革命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通过组织网络发挥党组织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通过政治动员发挥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的确非常有效。建国初期的社会治理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就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然而，革命毕竟不是社会常态。当社会秩序回归常态，革命激情逐渐消退之后，毛泽东的这些社会治理思想是否还有实践价值呢？历史已经证明，简单照搬建国初期开展社会治理的一些做法，其效果并不理想，甚至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比如，在和平建设时期一味地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要遵从革命价值观，期望达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境界，为此不惜大搞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要求每个人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结果收效甚微，甚至走向反面。诚如邓小平所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再比如，将群众运动的方法推广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提出“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巨大浪费。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深刻记取的。

简单照搬不可取，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建国初期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今天已经完全失去实践价值了呢？不能这样简单下结论。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建国初期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并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社会治理经验更加凸显了这一点。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建国初期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只要善于挖掘利用，就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重新散发出奇光异彩。

比如说革命价值观问题。固然我们不能重犯过去的错误，简单地将革命价值观移植到和平建设年代，但是必须看到，革命价值观作为革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源头，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抵御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的侵袭，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充分挖掘和汲取革命价值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极为有益的。如果抛弃了革命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就会丧失重要基础。

再比如“组织起来”的问题。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管得过死，基层组织丧失了自身的积极性和内在活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定组织起来的必要性。组织涣散的社会，必将回到一盘散沙的状态，极大地增加社会治理的成本。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去组织化，而是增强组织的积极性和内在活力，充分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还有动员群众参与的问题。过去我们党曾经将动员群众参与简单地等同于群众运动，甚至于在实际上演变为“运动群众”，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动员群众参与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收到了巨大成效。纪委发现的腐败案件的线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群众举报。对于协助搞好社会治安，发现重大恶性案件线索，人民群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既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提高了社会治理效果，也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建国初期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深入研究，使其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何云峰，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本文原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