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所有关键领域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模式，是西方和国内自由主义经济学鹦鹉们“看不懂”或者不愿意看懂的改革方向。一直把中国视为需要遏制的对象的人们所不愿意接受的道路，对中国并不是死路而是活路、是正确之路。

    这里所说的“私有化”，特指把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通过各种各样的理由和操作“转制”为私人财产的设计和行动。

    国内外的专门针对中国经济制度的私有化迷们最近已经进入一种癫狂的状态，任何正面或负面的机会都不放过进行 “包医百病”的私有化的宣传。正面的有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混合所有制”议题，负面的莫过于最近周老虎的被拿下。

    人民网以“国平”署名的一篇宏文标题“清除腐败是深化改革的必然之举”和文眼“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纠结利益集团、权钱勾结、阻挡改革，对党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对市场经济的规范发展造成显著的伤害”被赋予多种解读，所谓“阻挡改革”和“市场经济的规范发展”被一些人解读为是周老虎“挡了私有化的路”。

    俄罗斯之声的新浪认证微博在转述《参考消息》一篇综述“中共用反腐为改革铺路”的文章时，有这么一段“中国用反腐为私有化排除障碍。中国公布了首批国企改革试点名单，意味着将改变它们的所有制形式。民间投资者将首次允许购买中国大型能源、电信公司。作为私有化方案支持者的XXX承认，这还不够。私有化进程已经开启，不会再有退路。”云云。

    其实，稍通逻辑的就应该看出：周老虎以权谋私=阻挡（私有化）改革→拿下周老虎=大张旗鼓进行（私有化）改革，话语逻辑硬伤明显。殊不知周永康的儿子和亲属能够把非法得利悉数装入私人腰包，正是利用了他们自己的身份——领导亲属+私有企业主，然后通过与国企高管的勾连输送利益。按照常理，周永康应该拼老命推行私有化，把中石油、中石化之类央企的数以万亿计的资产化公为私，一劳永逸合法化，以往的勾连以一笔勾消，岂不是成就万世家业？何必再如此偷偷摸摸、提心吊胆？

    改革开放以来，不知道出于何种心态，似乎各种口号喊得越“血淋淋”越能彰显决心，比如“杀出一条血路”呀、比如“砸三铁”呀、比如“壮士断腕”呀，比如“死路一条”呀，但是不得不指出一点：方向错误的“改革”，特别是私有化“改革”无论从那个角度看，就是一条死路。

政治上是一条死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力量的、多党合作的、实行工农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架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消灭剥削、共同富裕、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作为基本的政治纲领和最高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入党誓词最后一句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由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是天然的公有制政党，没有公有制为主体（现阶段目标和最低纲领）的、混合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政治取向，就没有共产主义的最高取向。如果把中国共产党执政和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变为私有制（私有化的体现形式），那中国共产党岂不是要进行全面彻底的自我否定？

    一个完全私有化或者私有化为主导的社会，必须满足和服从私有资本的人格化存在——资本家的政治诉求，绝不会由一个提倡走社会主义的、旗帜上绣着代表工农大众根本利益的符号——镰刀斧头的共产党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所以说，如果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奋力鼓吹私有化，起码是“糊涂油迷了心”，更可能是别有用心。

    最典型的例子就在眼前，乌克兰亲西方势力通过制造内乱上台，政治上彻底倒向西方后，马上在议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的议案，亲西方势力的议员在议会大厅抢夺共产党议员的话筒，还对共产党员议员拳打脚踢。尽管苏联解体之前相当长的时期和苏联解体之后独立出来的原成员国的共产党在纲领和诉求上已经基本异化，但乌克兰共产党的政敌还是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要彻底砸掉这块招牌，连一丝机会都不留给这块招牌。

    如果中国邃了私有化迷的愿异化成一个完全私有化的社会，试想会允许党纲里写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字样的、以消灭私有制为终极目标的政治团体存在？提倡资本主义私有化基础上的“宪政民主“的北大“著名”教授贺卫方N年前不就急不可耐地宣扬自己举手宣誓加入的入的组织是“非法”了吗？

    贪腐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相当严峻的课题，无论是贪腐党政官员还是贪腐国企高管，其输送利益的渠道化公为私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私企，要么是通过私企老板把国家、社会资源转化为贿赂，要么通过亲属、家族创办私企利用自身政治影响力和经济人脉获取国家、社会资源。

    应该警惕的是，在新一波鼓吹私有化的声浪背后，不乏为贪腐行为和贪腐的既得利益寻找“合法化”途径的企图。媒体上、网络上已经出现了关于“特赦”贪官污吏的杂音。如果实现大部甚至完全的私有化，基本可以肯定，相当数量的贪腐所得将被“洗白”。

    比如说，从全球特别是计划经济转型国家的私有化实证看，原行业高管变身本行业私人老板的可能性极大，如果中国铁路如私有化迷们所愿被私有化，刘志军之类的贪官将顺理成章成为“铁路私企”的所有者或者控股者，目前中国铁路总资产按不同的统计口径有两种说法，一是数万亿，一是数十万亿，刘志军判决书认定的数千万贪腐所得和媒体疯传的数十亿，岂能与万亿计的“合法资产”相提并论？

    私有化迷和西方体制鹦鹉鼓吹私有化经济+“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和在此基础上的配套“法制”可以遏制贪腐，这剂迷魂汤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辨伪。

    比如，美国的“政治捐款”就可以视为资本对政客的“合理合法的贿赂”，私人资本甚至养活了一个庞大的专门针对国会议员的“院外游说集团”，各种掮客游走其中，把资本的意志通过政客转化为法律、政策或者阻止法律、政策的制定，总统往往成为傀儡，民众往往成为牺牲品。

    比如，日本关西电力公司原副社长最近向日本媒体披露，他在18年中，曾经向先后7任日本首相送“政治献金”，目的是为其电力公司的业务拓展和核电建设铺路，而“这些资金全部来自公司收取的电费”。每年包括给首相和其它政界人物的政治献金为1亿日元（约合610万元人民币）。

    官商勾结在私有化社会语境下是公开或者变换形式公开的行为，如果国企高管自己或者国企想官员输送利益，在中国政治架构和社会认知中绝对是非法行为。换言之，在反腐败是个领域，把国企私有化是一条死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私有化是相当一部分贪官污吏的活路，却是清明廉洁政治的死路。往更高层面思维，国企私有化是中国政治层面的一条死路。

经济上是一条死路

    如果说2008年金融风暴前，美国、欧洲的虚幻繁华还在用于书写私有化大合唱中最美妙的音符，那么以华尔街私有化金融寡头通过无休无止的“金融创新”酿就的巨大金融黑洞的塌陷，和随之而来的欧债危机在狂扫了数以万亿计的以国家、民众负债为表现的财富之后，私有化带来“稳定、繁荣”的、可以“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神话基本破灭。

    全球稍有理性的经济界学者或者投资人、媒体都反复说过这样的意思：中国之所以能够在金融风暴、欧债危机中“独善其身”，成为驱动全球经济的其中一个主要引擎（另外两个主要引擎是美国和欧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用中国的语境说叫“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用西方的语境说政府有强大的经济调控力和在事关经济命脉安危的部门强有力的国有企业的决定性砝码，还有就是实行独特的对外汇进行管制的货币体系。其中，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起到的作用属于是政府调控力的基础。

    然而，在金融风暴的余寒尚存，美国资本市场的重新火爆引发媒体和专家对“下一个泡沫来临”的担忧，欧债危机还远未走出衰退泥潭，葡萄牙顶尖的私人银行巨头曝出可能濒临绝路的同时。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私有化大合唱从金融风暴初期、中期的浅吟低唱又转为引吭高歌。最响亮的音符莫过于“不（私有化）改革中国经济将大难临头”、“中国或成最大输家”。

    在这部私有化合唱的新乐章中，基本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特别是撒切尔、里根时代推行私有化浪潮时的陈词滥调。“国有企业低效”、“国有企业政企不分”、“国有企业腐败”、“国有企业是既得利益集团”，最具杀伤力的就是“国有企业是改革拦路虎”、“国有企业是需要改革攻坚的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云云。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经济中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格局并非完全是意识形态的附属物，而是中国国情、政体和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历史性的必然选择。所有的官方媒体声音都在反复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就是既不同于于完全的计划经济的苏东变天前模式，也不同于北欧福利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更不同于西方主流的“完全市场经济”模式，是独特的中国模式——国有经济控制核心经济领域的，有边界的市场化结合的经济。

    事实证明，政治上照搬苏东并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关键，经济上照搬苏东或者照搬欧美也非中国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法宝，照搬反而会带来惨痛教训。事实也证明坚持自身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下的发展道路和遵从中国国情保持国有经济的强大影响力，是中国摆脱或者减少历次全球或者区域经济动荡对中国经济发展拖累的主要原因。

    如果按中外私有化迷的“顶层设计”，在中国一夜之间把国有企业卖干净，苏东转型的漫长痛苦期和看不见尽头的恢复长路就是样板。以私有部门为主体的金砖四国中的巴西、印度面临的经济发展起伏不定，动辄被西方资本操控市场的现状也是活例。

    私有化之后，基本应该遵循“利润决定一切”的原则，利润（准确说是资本家的利益）决定一切是私营部门的天条，连法律法规都要制定规则符合这一天条，从私有化的本原看这无可厚非，私人资本的利益与整体经济的利益冲突的时候，在私有制企业轰然倒塌将累及全社会经济的时刻，为挽救整体经济买单的却是全社会。

    金融风暴之初，诸多华尔街巨头面临雷曼兄弟公司一样的倒闭命运，美国政府举债数千亿美元（私人机构美联储开动印钞机，政府出面借贷），实际上是拿美国纳税人、老百姓的利益救赎诸如花旗银行、富国银行之类的巨头，与此同时，华尔街高级经理人的年度分红原本公开照拿不误，只是在激起民愤后羞羞答答地低调了一些。

    企业身上特别是大企业身上的毛病，并非中国国有企业独有，“完全市场经济”的西方私人寡头企业这些毛病一个都不少，这是企业治理要改进和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必须一棍子打死的问题。

    比如所谓“低效”，奥巴马政府为推行医保改革建立的医保网站，最初的预算是数千万美元，现在的实际支出已经高达数亿美元，而且访问量超过百万网站就瘫痪，几经整改尚无良方。而美国医保网站的建设，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作用和竞争机制，由数家私营软件承包商开发的。

    可以认为，西方媒体和学者痛恨中国国有企业的背后是出于西方企业争夺中国乃至全球市场和资源利益的需要，中国国有企业的种种“不可饶恕”的弊端，是其们试图造成消灭中国国企的舆论大环境的谈资。真实的含义是在于推倒中国国企这个西方行业巨头眼中的最强大的对手，在美元霸权的大环境下，利用跨国资本的力量和中国私人资本的先天缺陷，实现击败中国经济命脉领域中的民族产业，从而控制中国相关产业的愿景，最起码能够削弱中国相关行业的竞争力。

    也即是说，忽悠中国“顶层设计”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有美元印钞机和贸易结算结算话语权做后盾的西方金融资本大举介入，对国企私有化而来的企业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西方行业寡头和金融寡头在这些方面有层出不穷的花招），在中国乃至全球市场攫取最大化利益，把中国永远置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低端，令中国成为西方列强一遍遍剪羊毛的肥羊。

    对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巨大经济体，在经济活动的所有关键的领域没有强大的、能够贯彻国家意志的企业做后盾，对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会带来撕裂性的、无序的甚至毁灭性的灾难。

对国家稳定是一条死路

    私有化的基本预后是：少数、极少数私人寡头暴富或者更富，而这些寡头极有可能就是前国企高管或者前官员及其亲属。大多数人被更加高的财富集中度排斥在财富公平、政治公平之外。经济基础必定催生相应的上层建筑，观察近20年来的地方、全国两会代表的构成，越来越多的富豪成为各级两会代表。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嵌入了太多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的富豪元素，直至基本被私人资本集团控制，个人利益或利益集团之争将成为常态。放眼被国内公知、意见“领袖”、主流媒体采编们吹得天花乱坠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舆论监督”+私有化模式，最起码在世界级大国俄罗斯、区域大国乌克兰得到的是与美丽愿景截然相反的血腥现实。

    俄罗斯经济制度的突然转型，成就了包括私有化路径的设计者、推动者、鼓吹者、前国企高管在内的雅科夫列夫、叶利钦家族、丘拜斯、霍多尔科夫斯基等等一批金融、石油巨富寡头，俄罗斯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一度形成私有化寡头主导国家的寡头政治，总统叶利钦甚至要与这些私人寡头取得共识才可行事。

    遵照西方“顶层设计”的私有化休克疗法，把俄罗斯经济彻底推倒重来，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公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贪腐盛行，极度削弱了国家的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极端宗教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趁机闹分裂，酿成震惊世界的车臣战争，付出了数十万人生命的代价遗祸至今。

    与此同时，西方承诺的对私有化后的俄罗斯的美好援助，代之以对分裂势力明里暗里的支持，出钱策动俄罗斯周边国家一次又一次的颜色革命，把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到紧邻俄罗斯的国家，基本把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压缩到小无可小。

    至于乌克兰，这个欧洲最大的“粮仓”和重化工业基地，被三个前政府官员（尤先科）、前国企老总（亚努科维奇），前党员商人太太（季莫申科）转型而来的私人富豪轮流上台，实现了“宪政民主”、“多党轮替”、“相互监督”，但还是搞了两次“颜色革命”，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国家治理能力遭受重创，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东部战乱不已。政府预算到8月份没钱给前线的军人开工资，总理宣布辞职得不到批准。

    既便已经混乱如此，乌克兰新上台的私人大富豪（乌克兰糖果大王）总统波罗申科还是在该国无休无止的政治纠缠中无法正常执政，基辅街头的暴力政治还在持续，尤先科、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波罗申科这些财富寡头兼政治明星，就是无法给乌克兰营造一个和平、和谐的社会环境。

    实例证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方部分学者和主流媒体，国内鹦鹉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高唱的中国“不（私有化）就面临崩溃”和开出的与“休克疗法”大同小异的“改革药方”，基本思路是清晰的：用私有化倒逼政治体制变色，彻底断送执政党的合法性，实现“颜色革命”的基本前提，终极目标是削弱甚至消除中国崛起的上升实力。

    私有化迷一面攻击国企央企职工的“工资高”，“福利好”（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一面鼓吹要扩大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作为“宪政民主”的群众基础，试想如果通过私有化把所有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拉低到私企平均工资水平，所谓“中产阶级”群体是扩大还是缩小呢？把国企职工群体看成“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是相当险恶的，与当初鼓吹在国企内部“拉大收入差距”是一丘之貉，目的就是制造社会对国企、国企普通职工对国企的仇视情绪，是西方经济学鹦鹉学者抛出的“吐痰论”的具体实现，从内外两个方向万国有企业身上“吐痰”，为私有化造舆论。

    谁能预测私有化这块狗皮膏药胡乱贴到中国这个庞大的躯体上会造成什么后果？大国完全照搬西方经济模式成功的不多，失败的不少。在全球与中国人口等量齐观的大国印度、领土和资源比中国优越，军事实力曾经可以抗衡美国的大国俄罗斯，私有化已经产生的和正在产生的国家治理难题在程度上、广度上一点儿不少，甚至要棘手得多。

    中国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种矛盾交织存在，中国尚未完全私有化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被西方不少人认为是抵御了多次全球化经济动荡的盾牌。另外一方面又被西方乃至中国主流学者描绘成将把中国带入“万劫不复”境地的魔鬼，如此对立的观点反过来只证明了一个事实：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所有关键领域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模式，是西方和国内自由主义经济学鹦鹉们“看不懂”或者不愿意看懂的改革方向。

    即是说，一直把中国视为需要遏制的对象的人们所不愿意接受的道路，对中国并不是死路而是活路、是正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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