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中原中的情报战

郝在今

1948年，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部分领导人在河南宝丰县右起：邓小平，李达、李雪峰、张际春、刘伯承、陈毅

1947年6月30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戡平内乱”。这意味着国民党一把关死了国共谈判的大门。

这一天，毛泽东在哪里？他在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小山村，焦急地等待前方回电。29日，毛泽东致电前线将领：“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骤然改变重大战略方针，那万里之遥的部队，能否理解能否贯彻呢？

这一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万余大军南渡黄河！

这次重大作战行动意味着人民解放军就此开始了战略进攻。

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

军情紧急

“分路出击其远后方”，这一军事方针，就是要兵分几路，南渡黄河再向更远的南方，到国民党军的后方去作战。一言以蔽之——南下！

此前，毛泽东曾经命令王震率359旅于1944年南下。此时，他再次策划南下。

毛泽东对南下的思考，不只是战术层面，而是上升到反攻战略层面。长征虽然艰险，却能甩掉强势追兵，找到新的落脚点。通过大穿插，由防御转向进攻，正是人民军队创造的有效战法。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结束后，毛泽东让王震率部南下，就是准备对日大反攻。现在，解放战争打了一年，毛泽东又在考虑如何进攻国民党军了。

到1947年中，蒋介石得意的是，从中共手里夺走170座中小城市。毛泽东的胜算是，歼灭敌军97.5个旅78万人。

蒋介石重点进攻的目标是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好比双拳齐出，却露出了自己的胸膛——中原。毛泽东要再次南下，就是用尖刀插向敌胸膛！

经过审慎思考，毛泽东决定发动南下作战。南下凶险，不宜孤军深入，他设计了三路齐出。

刘伯承和邓小平率先执行。邓小平动员部队：我们晋冀鲁豫区好比一根扁担挑两头，我们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越重，对全局越有利。这就是战略全局观念。

刘邓大军南下作战，对全局有利，对自己部队却不利。南下预定作战地域在黄河与淮河之间，“侧山侧水，兵家大忌”，弄不好就会全军覆没，可刘邓大军还是坚决南下。

大穿插，要求部队必须能打。刘伯承的口头禅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勇”再加上“智”，那就所向披靡。这支部队还有一个法宝——擅长搞军事情报工作。

抗战时，朱德和彭德怀率八路军前方总部，大多在129师的驻地。1941年中央实行情报体系大调整，各战区各部队都成立了专职情报机关，八路军前总的情报处和129师的情报处合署工作。

八路军前总情报处由副参谋长左权和滕代远先后兼任处长，具有公开情报搜集、上层统战联络、无线电技术侦察、谍报侦察等多种情报工作方式，培养了大批军事情报干部。

刘伯承和邓小平非常重视军事情报工作，而386旅旅长陈赓曾是中央特科的首任情报科长。刘伯承辛亥革命时就参加川军作战，后又到苏联留学，翻译了苏军作战条令。他总结了打胜仗的“五行术”——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五项。

刘伯承高度重视作战谋略，称之为“侦察研究拟对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作战，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

这支部队不但擅长对敌工作，派遣工作也很有成绩。八路军前总的情报科长林一，在抗战时就往敌区派遣人员，北平、天津甚至上海都有秘密情报员。长期经营，到解放战争时已经形成网络，随时提供军事情报。129师在临汾、太原、长治都有秘密情报站，有效保障上党战役和晋南战役的胜利。

调查工作积累多。情报部门编制了《兵要地志》小册子下发部队;刘伯承重校苏军《合同战术》译本，于1947年“八一”节下发部队。全军都养成调查研究的习惯，部队到哪里就把调研作到哪里，随时掌握驻地情况。

在军事装备落后的情况下，还开辟了技术侦察工作。缴获的日军电台、美军观察组撤走时留下的先进报话机，都交给侦察部门，在战场上侦听敌军通话。

军事情报要求迅速、直接。这就要开展战场侦察，部队侦察，增强行动能力。这支部队旅有侦察连，团有侦察排，选择技术最好的党员当侦察干部。

1947年5月4日，中央軍委要求刘邓大军6月1日前休整完毕南下。5月8日，电令刘邓大军6月10日前南渡黄河。5月9日，刘邓大军向安阳发起攻击。10日，向中央军委通报战况。

5月11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打安阳，同时重申：大体上在6月10日前后渡河不算太迟。6月2日，刘、邓回电中央军委：6月10日出动实在来不及，建议推迟至月底渡河。6月3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推迟至月底。

6月20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你们准备情况如何，可否按原计划出动，以便令山东野战军与你们配合。6月21日，刘、邓回电中央军委：准备于25日开始运动，月底渡河。

军情紧急！中央军委从全国战局考虑，连续发电要求刘邓大军尽早南下。

军情紧急！刘邓大军边攻安阳边准备渡河，时间紧任务重。

南下，必须尽早南下！可南下还有个最大的障碍——黄河。

艰险的渡河作战，迫切要求军事情报提供保障。

刘伯承发出《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敌前渡河的战术指导》：察明南岸敌军的河防体系，具体的工事构筑、兵力配置、前沿哨所及其纵深、预备队位置、巡查规律，其薄弱点何在，并估计在敌发现我渡河时将如何行动。

这份《指导》的要求非常细致：要了解敌岸是否便于登陆与作战。假如河身有向我岸鼓出的弧形段，最便于我沿此弧形段组织压制敌人的交叉火力，以掩护登陆。还要了解我岸有无沿堤高地或树林足以避免对岸和空中侦察，以便于隐蔽渡河。不仅调查两岸情况，还要了解河身，流速不大、河面不宽便于船只往返，河岸坚实便于靠岸登陆。

刘伯承详尽的渡河战术指导，使部队强渡有了底气。

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余人在150公里正面，顺利渡河。

敌前渡河的秘密战术

渡过黄河的刘邓大军，一下子插到国民党军的后方，犹如猛虎入羊群。攻克曹县、定陶，围歼羊山集敌军，鲁西南战役28天歼敌6万人。

蒋介石手足无措，情急之下，又施毒计——扒黄河！

1938年6月9日，日军进攻中原的时候，蒋介石曾下令扒开花园口大堤，黄河洪水倾泻而下，虽有效地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但群众也深受其害。

解放军已经得到情报：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68师师长刘汝珍炸开河堤！

刘邓大军此刻恰恰位于黄河下游，身处险境。

毛泽东此刻也在险境之中！

1947年5月4日，毛泽东让刘邓大军南渡黄河的时候，中央前委还在靖边县王家湾。到了6月初，刘、邓正和中央讨论渡河时间的时候，中央前委遇到危险，胡宗南部队和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了！6月8日，毛泽东连夜转移，9日再转小河村，10日又转天赐湾，16日还得转回小河村。

胡宗南大军昼夜“追剿”解放军总部，中央前委在陕北的安全堪忧。

7月23日小河会议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三路大军南下，陈赓部南渡黄河，华东野战军两支纵队南渡长江，刘邓大军继续南下。“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7月29日，中央军委电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情：“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中央危急，刘邓大军必须尽早行动！

渡河后连战连捷的刘邓大军并未放松警惕，一直在侦察对手。

黄河沿岸的国民党守军是两兄弟，大哥刘汝明是第四绥靖区司令，弟弟刘汝珍是整编第68师师长（1948年10月任第68军军长）。刘氏兄弟是杂牌军，多年在夹缝中生存。

1946年6月，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成立汴郑工委，针对开封驻军刘汝明部开展工作。刘氏兄弟起自西北军，都是冯玉祥的亲信。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在新华社电台广播，点名刘汝明，呼吁其站到人民一边，可他不予理睬。

刘汝珍比较进步，抗战中国民党军搞摩擦，“竹沟惨案”时他还掩护过新四军人员。现在，蒋介石在开封部署两支中央军看守两支杂牌军，他心中十分不满。

争取刘汝珍，中共还有些关系。汴郑工委军事部部长朱晦生和第68师副师长王志远，曾经同在韩复榘手下任职，一起组织过知行学会，还为新四军筹集过物资。1946年6月，朱晦生通过王志远见到刘汝珍，送上了刘伯承的亲笔信。

联络刘汝珍之后，还要调动各种关系，继续做刘汝明的工作。

随后，鲁中南军区调来徐州地下党员叶超，派到汴郑工委工作。叶超潜入开封，同汴郑工委书记刘鸿文接上头，随后配合朱晦生做军事情报工作。1947年7月，刘鸿文和叶超从开封赶到山东郓城，向刘、邓首长汇报。

刘鸿文和叶超带来一份重要情报：刘汝珍即将奉命炸毁黄河大堤！

此刻，部队的报话侦听也发现重要情报：国民党军判断刘邓大军将北渡黄河，正调动30多个旅追击，企图逼迫刘邓大军背水一战！

面对生死攸关的两份情报，劉、邓十分冷静。他们指示，要向刘汝珍讲明政策：如果拒扒黄河，坚决起义，可以保留番号;如果执行蒋介石的扒黄河命令，将来无论逃到天涯海角，都要抓回来交人民法办！遇到解放军不得阻击，不得残害解放区人民。如能起义或投诚，其动产可以不没收，但土地须交还农民。

刘伯承提醒刘汝珍注意宋瑞珂的教训。羊山集战斗中被俘虏的宋瑞珂不听劝说，坐失良机，后悔晚矣！

刘鸿文和叶超返回开封，同刘汝珍会谈。扒开黄河不但会水淹解放军，还会淹死几十万百姓。刘汝珍表示接受刘、邓首长指示，如果蒋介石非要扒黄河就战场起义。

黄河悬在头顶，刘邓大军始终处于危险之中。不能迟疑，1947年8月7日晚，刘邓大军突然南进！

刘汝珍果然没有扒开黄河大堤，也没有认真阻挡，虚晃一枪就放行了。

刘邓大军进入黄泛区，几百公里道路泥泞难行。丢下辎重，全军上下徒步前行。8月18日南渡沙河，23日渡过汝河。渡汝河冒着敌机轰炸，架起了浮桥，可对岸守军开始炮击。

刘邓大军奋勇冲击，杀出一条血路。事后得知，对岸国民党守军旅长廖运周是中共秘密党员，有意放水。

8月27日，来到淮河边。淮河是中国南北方地理重要分界线，水量充足，河面宽阔。部队只找到十几条小船，大部队过河不够用。

刘伯承手持竹竿探查流速，判定能否架设浮桥。正当部队忙于架桥时，他看见有个马夫牵着马徒涉过河了。他立即指示部队，沿着马过河的路线徒涉过河。

27日，刘邓大军安全渡河。28日，国民党军追兵赶到，也在此地徒涉。此刻淮河涨水，前锋部队被洪峰卷走！

从8月7日到27日，刘邓大军连续20天急行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胜利后，情报干部却在检讨侦察工作上的欠缺。刘伯承向来强调，凡部队重要行动，指挥员必须前出侦察，掌握“五行术”。可这次渡河各级情报干部都没能察明水情，反要司令员亲自试水。

破釜沉舟有胜算

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的席棚下，召开了扩大会议。

国民党军动用了一切手段，可就是找不到毛泽东。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小河村。

毛泽东特调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参加小河会议。

毛泽东特意把陈赓调来，是因为陈赓纵队负有拱卫中央的重要职责。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攻占延安。同日，陈赓纵队西攻黄河风陵渡，接着又转回晋南连续歼敌，试图牵制胡宗南分兵。

西北野战军只有3万人马，对付胡宗南部显然不够。中央军委计划调陈赓纵队西渡黄河，同彭德怀会攻榆林，为中央转战陕北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

粟裕与陈赓（右）的合影

可是，毛泽东的主意又变了。陈赓纵队兵马众多，到陕北队形展不开，后勤供给跟不上，不如让其南下！

毛泽东当面下令，并给陈赓讲了个故事——破釜沉舟。强渡黄河风险极大，毛泽东以此来激励陈赓。不光思想启发，军委还来实的——给陈赓部扩编。4纵加上9纵，再加上起义的国民党第38军，8万人马组成陈（赓）谢（富治）兵团，直属中央军委指挥。

陈赓深知这二渡黄河阻力更大。刘邓大军一渡具有突然性，强渡可以变成巧渡。可这二渡就难以偷渡，只能强攻。可陈赓还是要把强攻变成巧攻。

下一步孤军突进，要接受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陈赓想到要保持长距离无线电通信的畅通。离开小河村之前，陈赓专门拜访中央军委二局。到了二局才知道，自己4纵的电台不时批评军委电台！原来4纵发出的电报二局有时一遍抄不下来，收报员要求重发，4纵电台的发报员就埋怨对方技术不行，要求“换手”。二局电台换上局长王铮亲自上机，4纵还让“换手”。

陈赓告诉通信干部，军委和刘邓大军的处境比我们更危险，经常处于运动状态，值班通信条件极差。通信干部得知自己教训了解放军最好的无线电专家，也臊得慌。陈赓再三叮嘱：一定要尊重军委二局和刘、邓首长的电台。

对下属部队的无线电通信，也分成两类：攻城的新部队用电台，密码通信，严格保密。歼敌有生力量的老部队用报话机，喊话通信，快捷迅速。陈赓要求部队缴获的报话机全部上交，用于指挥和侦察。

晋南战役，陈赓曾用缴获的报话机侦听敌军的指挥通话，也知道报话机容易泄密。陈赓专门布置，部队的代号都要改变。如果首长用1、2、3号，人家一听排号就知道1号是大官。部队代号也不能用支队、大队，一猜就知道对应的是团和旅。也不能用地名代号，那会暴露部队的驻地和去向。

战前准备也要保密！南渡任务只传达到旅以上干部，基层布置保卫力量严防泄密。陈赓鼓励部队打破保家保田的狭隘地域观念，随时准备赴全国作战。

1947年8月11日晚，陈谢兵团突然南下。陈赓的指挥所距离黄河150公里。旅长们热烈讨论：偷渡不成怎么办？渡过一半被切断怎么办？占领滩头受阻怎么办？可这次是破釜沉舟，陈赓和旅长们约定：过河就不回来了！用报话机联络，被截断就打游击！

决心下定，8月19日开始渡河。

日期临近，又遇到连日暴雨，黄河洪水猛涨，浪头打翻渡船。

陈赓不得不向中央和刘、邓首长报告，不能如期渡河。陈赓保证：只要洪水降到打不翻渡船时就坚决渡河！

刘、邓首长给陈赓发来电报：我们开进顺利，并不太紧张，你们晚些过河没有关系。渡河要确保安全，不要急躁。

陈赓向中央询问黄河水情。中央在黄河上游，回电告知：陕北和晋绥近日都没有下大雨，黄河水位也不高。

8月22日夜间，陈谢兵团发起渡河作战。24日拂晓，陈赓率指挥部渡河，立即向中央軍委报告渡河胜利的消息。

刘邓大军渡河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域，对华东战场影响大。陈谢兵团渡河在黄河中游的陕县、洛阳一带，直接威胁胡宗南部的老巢西安。

陈赓迅速东进，突然包围洛阳。蒋介石赶紧把围攻大别山的部队北调，刘邓大军的压力减轻了。

毛泽东从陕北来电提醒：洛阳地区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

陈赓转头西进，绕过陕县、灵宝，直逼潼关，大有直取西安之势。胡宗南部被牵制，进攻陕北的部队南调关中，中央前委的压力减轻了。

保卫中央和支援刘邓大军的两大任务都完成了。陈谢兵团在中原左冲右突，南北搅动，连续攻克12座县城，歼敌4万多人。蒋介石急忙飞赴西安，把围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整编第65师空运西安，还把进攻陕北的部队调去防守潼关。

在国民党军防御西线的时候，陈谢兵团又南下了。南下才是预定方向。

国民党调来悍将李铁军，此人是陈赓的黄埔同学。陈赓施巧计，下令部队无线电静默，同时切断所有的电话线路。

李铁军被迫用报话机指挥，陈赓就在报话机旁监听。李铁军追击陈赓，陈赓就在伏牛山里“牵牛”，肥牛拖瘦了再“宰牛”。

至1947年底，陈谢兵团配合华东野战军出击平汉线，在豫西建立了根据地。

最艰难的大别山时期

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进入山区就甩掉了追兵，部队不再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可是，甩掉了追兵，也远离了情报。过去，部队行动有多种情报保障，中央不断发来电报密件，潜伏在外的两个谍报站也可以发来密电，可现在指挥部频繁转移，电台干部要自己架天线，摇马达，收报量有限。过去地方党组织经常送来人力情报，可这里是新区，局面尚未打开。

11月，国民党政府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调动30多个旅“围剿”大别山。刘邓大军的情报对象过去主要是顾祝同部，现在又增添白崇禧、程潜、胡宗南等部。面对新的困难，刘伯承及时指出：要从依靠上级提供情报，改为加强部队侦察。这支部队，恰恰擅长针对新情况进行新部署。

第一次情报工作部署，是在抗战刚胜利的时候。1945年8月20日，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当年冬天，军区情报处在河南武安县（今属河北）组成。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副部长雷任民，军区情报处副处长柴成文、副科长黄政基还参加了军调部工作，学习了外事工作经验。全面内战爆发后，雷任民带人到军区情报处，柴成文带人到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

晋冀鲁豫军区召开军事情报工作会议，到会的有太行军区情报处长江涛、太岳军区情报科长刘桂衡、冀鲁豫军区情报处副处长黄友若等。会议明确：情报工作的对象从日伪转向蒋帮。工作地域：东起连云港，西至西安，北起安阳，南及南京、武汉。工作任务：既为解放区看守南大门，又为向南发展创造条件。

经过抗战时期的长期建设，军事情报工作的手段也齐全了。军区情报处有个报话侦听科，缴获的美制V101报话机可以实施空中侦察。外勤派遣工作，铺开到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沿线。选调一批在国统区有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能力的干部，潜入徐州、安阳、开封、洛阳、郑州等重点城市。为了联系潜伏人员，还建立了几个秘密交通联络站。

情报工作的各个部门也做到了协调配合。晋冀鲁豫中央局的社会部、城工部、敌军工作部，军队政治部的联络部，司令部的情报处，各个来源的情报，都集中到军区情报处汇总。刘、邓首长每战必听敌情汇报。

情报工作有了提前部署，有效地完成作战的情报保障任务。1946年6月，国民党军围攻中原解放区时，刘邓大军主动出击，策应中原突围，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

第二次情报工作部署是在南下作战之前。面对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必须做好充分的情报准备工作。

调查研究是基本功。晋冀鲁豫中央局把中原突围的干部集中在邯郸党校，大家开座谈会，写调查报告。中原地区各县的保安团队有多少人枪、主官姓名个性，中原地区兵要地志、社情民意，统统搞成文字图表，印成一个小册子下发部队。部队走到新区，翻翻小本子就知道当地情况。部队走到哪里，军区情报处二科就在哪里搞调查，补充情况。

河南长葛县（今长葛市）地下党员辛金生潜入许昌邮电局，当了一名登记挂号信的“临时工”。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岗位，居然能够掌握国民党军在全国的部署！原来，邮电局为了及时投递军队邮件，在内部搞了张驻军调查表，登记国民党军在全国的驻地。战时军队调动频繁，这个调查表也及时跟进，随调动随登记，这样就变成了准确而及时的军事情报。

兵马未动，谍报先行。沈少星调任野司情报处谍报科长，副科长李文彬负责豫东情报站，管理南向所有潜伏人员。这样就做到司令部转移期间，仍能够通过电台收到敌区内线情报。情报部门还和城工部协调，共享联络渠道和情报。

当务之急是加强部队侦察工作。南下作战是孤军深入，长距离奔袭，全军上下很难保持情报联系。刘伯承提前作出针对性部署，向各纵队的侦察科长明确：战役情报侦察由野司负责，战术情报侦察由各部队自己组织，各级司令部都要积极组织侦察，不要依赖上级提供情报。野司还扩大部队侦察兵编制，纵队编侦察营，旅编侦察连。

情报侦察紧密配合部队行动，往往收到奇效。为了阻滞敌军调动，部队对陇海铁路开展破路战。可是，头天晚上被破坏的铁路，敌人第二天就修复了。这时，豫东情报站传来指示：破路方法错误！原来，部队破路时，缺少炸药不能炸断铁轨，于是就组织人力把铁轨掀翻。可是，第二天人家再把铁轨翻回来就行了。

陇海铁路局设在开封城里。这些日子，局长吴士恩家里住进个“孙少爷”。燕京大学毕业的吴杰在《中国时报》当记者，小伙子年轻英俊，外语流利，在开封官场吃得开。从开封转乘火车的高官挺多，吴局长不愿应酬，就由“孙少爷”出马。从南京回武汉的钱专员，向吴杰宣讲国民党中央刚刚制订的“剿共”计划：以郑州为中心，右翼打延安，左翼打山东，然后挥戈南下，像排刷一样扫光。“孙少爷”乘坐火车有优惠，沿路的碉堡工事都让看，吴杰一一画成草图。吴局长家里有落地大电话，可以听到陇海线各站的调度通话，吴杰坐在家里就能听到国民党军调动的消息。

原来，吴杰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6年底和同学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加革命，被军区情报处选调。经过短期培训，吴杰被吸收为正式党员免候补期，潜入开封做内线情报员。

一日，铁路工程师告诉“孙少爷”，共产党破路的办法太笨，其实有个简单办法。吴杰赶忙追问，那人立即炫耀自己内行：铁轨与铁轨之间，有块连接钢板，国内生产不了都是进口。破路只需拆掉这些连接钢板，铁路就无法恢复。

陇海铁路大段瘫痪，修路等不及进口连接板，就得拆平汉路的来补陇海路的。拆东路补西路，两条路都瘫痪了。

有了充足的情报保障，鲁西南战役很快取得重大胜利。

下一步要千里跃进大别山，那急行军中如何获取情报呢？

各纵队都加强侦察。部队行动总是派侦察兵走在前面当尖兵，抓到俘虏总是派人审讯，这样就能及时掌握当面敌军的情报。

野司的战役侦察是合格的。野司电台直通军委二局、陈谢兵团和豫东情报站，互通重要情报。司令部里的报话机24小时值班，不间断监听敌军通话。鲁西南战役后，军委同意刘邓大军休整10天再出发。城工部系统报来蒋介石要扒黄河，报话侦听也发现敌军集结，刘、邓首长根据情报果断决定提前渡河。

开封市区的中心商圈，有家黄河书店开张了。其对面的书局大卖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这家新书店却只卖科学和艺术图书，似乎不涉政治。不过，一看那精心印刷的股东名单，就知道这家书店来头很大。开封官场三大派，胡宗南派的大官杨虞市长题写牌匾，省政府刘茂恩派有保安司令部和民政厅官员入股，中统派有省党部秘书长张圣泽领衔，文教界名人张勉之等也是股东。

黄河书店每到节假日都有股东聚会闲聊，其他官场人物也来玩乐。这家书店的经理徐寄光是个识趣的人，不但好烟好茶招待，还给来宾送上红包。在闲聊之中，军事情报源源而来。新5军的参谋来了就吹自己“王牌”军的动向，省保安司令部的会计有全省地方部队的编制表，省参议员把省级会议的机密文件都交給徐寄光看。他在闲谈中就能刺探情报，又把其中一些人发展为情报员。

洛阳师管区曹司令的秘书魏致仁是个失去组织联系的老共产党员，经常送来国民党军的驻防情报。一日，魏致仁又送来一条高层动向的消息。美国特使魏德迈建议蒋介石：“放弃东北，守住华北，控制中原，巩固江南。”这条情报关乎整个中国战场，具有重要战略价值，魏致仁因此得到上级的表扬。

三路大军并肩南下

刘邓大军和陈谢兵团两路南下，在敌人心脏插了两把尖刀。不过。这种进攻尽管凶狠，风险也极大。

国民党调动大军围困大别山，贫困的山区很难供给大部队生存物资。于是，刘伯承率领1纵转到外线作战，邓小平继续在大别山据守。邓小平努力建设大别山根据地，军民联合防御，很快就发现这里的土改政策有问题。共产党曾4次从大别山撤走，群众遭受“还乡团”残酷报复。这次再进入，有些地方干部土改斗争过火，又引起群众疑虑。

1948年1月，邓小平向中央发出两份电报，反映大别山的问题。邓小平建议：鉴于大别山有两种区域，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在游击区则不能急于平分土地。毛泽东回电：“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南下转战中的部队，还树立了一个爱兵模范——王克勤。

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中，晋冀鲁豫军区6纵补充了2000名俘虏兵，其中有个“神机枪手”叫王克勤。部队搞诉苦运动，他控诉自家被旧社会压迫的苦难，此后积极工作，很快被提拔为班长。班里新补充的解放战士思想有顾虑，王克勤就用自己的经历感化他们。战斗中，他把全班分成两个战斗小组，互相协助，机动作战，击毙敌人上百人，自身无一伤亡。这个班荣立集体一等功，3人被评为战斗英雄，王克勤被提升为排长。

这时，全军建设正遇到一个新问题——怎么吸收俘虏兵。从抗日战争转向解放战争，部队俘虏了大量国民党军队士兵，这些士兵补充到共产党的部队中，怎么教育管理？王克勤的“三大互助”（思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创造了很好的范例。1947年7月10日，王克勤率部攻打定陶城时牺牲。

刘邓大军南下作战损失很大，兵员补充不能依靠后方，俘虏就是最大来源。运用“王克勤经验”，华东部队创造“即俘、即补、即战”的经验，俘虏兵上午补充进来，下午政治教育，第二天就能上战场杀敌！

大穿插之后就是立足扎根，南下部队在大别山、淮北、桐柏山、江汉、豫西、陕南都建立了根据地。

洛阳战役，参战部队有晋冀鲁豫的陈谢兵团和华野的陈（士榘）唐（亮）兵团。两个兵团来自两大野战军，陈赓资格老，陈士榘实力强，如何协调配合？陈赓主动提出，由陈士榘任攻城总指挥。全军合力，一举攻克洛阳。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会师中原。毛泽东的战略进攻计划完整实现。

中共中央立即调整部署，加强中原局，成立中原军区。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任第二书记，邓子恢任第三书记。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军事情报工作也进行了第三次部署。专门成立了情报工委，柴成文任书记，魏锦国、李文彬等任委员。情报工委集体研究工作，直接对军区党委和中央局负责。

爱兵模范王克勤

1948年5月31日，华野粟裕兵团南渡黄河。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纵横中原。整个中原地区，国民党军仅剩南阳、郑州等几个孤立据点。这几个城市也有内线情报员！

秘密党员王克强长期做敌军工作，1937年从安吴青训班毕业，调到杨虎城第38军的地下党支部。1945年7月第38军第17师起义。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布置城市工作，选调郑州人王克强夫妇回城市潜伏。王克强没带活动经费就进入城市，靠妻子徐淑文的伯父资助，利用父亲的商号逐步扩大经营，认识了几个绥靖公署的军官。国民党军官腐化，王克强用3只金镯子换了个郑州警备司令部少校作战参谋的职位。上级领导吃喝玩乐懒得工作，地下党员却工作积极。王克强掌管了作战资料，还接管了保险柜。秦基伟率第9纵队包围郑州，王克强偷出郑州城防工事图，照抄一份送出。可是，交通员送图遇到搜查，把图埋在地里被敌人找到了。王克强成了被怀疑对象。幸亏工兵团一个参谋也有这份图，他赌钱输了逃债，顶替了王克强的偷图嫌疑。王克强又复制一份让交通员安全转送上级。

中原地区的几座孤城，都在解放军的炮口下。1948年9月，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发起秋季攻势。中原野战军解放了郑州、南阳等地。战略进攻中的军事情报工作怎么改进？注重顶层设计的毛泽东指示：“不仅要情报，还要力量。”情报工作，不能见物不见人。建立一条内线渠道，比撬开一次保险柜更有效。如何发展力量？第二野战军情报处检查自己，抓紧了策反工作……

我的母亲吕明亭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在革命大潮中，她是一棵无名小草，但在疾风骤雨的战争岁月和惨无人道的日军监狱里经受住了考验，在苦难和艰险中顽强地度过了一生。

母亲于1909年出生在山东莱芜。家境贫寒，世态炎凉，她自幼勤勉善良，怜惜贫弱，痛恶豪强，热心义举。同我父亲刘舜卿结婚后，即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开始关心社会，思考人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父亲从事革命事业的忠实助手，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由于惨遭敌人迫害，流浪、坐牢，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她过早地丧失了健康，在清苦与疾病中悄然度日，于1989年去世。

无声战斗

我的父亲刘舜卿是莱芜早期革命者之一，自1933年入党到1948年随泰山地委迁入泰安，一直战斗在莱芜。

母亲理解父亲崇尚真理、主持正义的进步思想和革命活动，常以“好男儿志在四方”鼓励他立足于社会，服务于公众，并且或公开参与，或暗中协助，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他。她联络妇女参加农会活动，带头放足，破除迷信，为打破封建精神枷锁起带头作用。一些地方封建势力乘我父亲砸神龛、掀佛像之机，挑动落后群众闹事。母親挺身而出，勇敢解围：“年年烧香，年年有灾，啥神保佑过咱？”一句话问得众人默不作声，悄然离去。母亲的行动给予父亲莫大的精神鼓舞。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许多革命同志不断来我家打探消息，通报情况，筹措费用，暂时躲避。其中，包括被张春桥出卖的鹿效增。母亲千方百计地招待和掩护他们。在当时妇女不宜抛头露面的社会环境中，母亲顶住世俗压力，义无反顾地追随革命。

母亲作为党支部妇女小组负责人，经常召集妇女开会，开展进步活动。协助父亲，更是母亲的第一职责。父亲外出开会、接头，总是由她抱着孩子在前放哨。父亲在家开会、工作，无论严寒酷暑，母亲都在外站岗望风。父亲刻印传单、文件，均由母亲辅助、警戒，外出散发、传送。母亲入党后，行动更为积极勇敢。她访亲串门，广泛搜集社会反映，供父亲了解情况，掌握动态，判断形势。她常在党员和积极分子之间传递消息，下达通知，密切联络。她变卖嫁妆缴纳党费，资助革命。在莱芜捕共风骤起时，她日夜望风警戒，多次及时报信，使父亲等人化险为夷。由于父母坚毅顽强的斗争，我家成为莱芜县地下党的可靠联络中心，也成为莱芜地区抗日游击战的策源地。

父亲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影响日大，敌人惧恨，极力报复，多次把我家抢光捣毁，到处抓捕家属。母亲被迫于1938年底带着我们，开始流浪。她以乞讨为生，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度日。在艰苦环境中，4个孩子先后冻饿而死。

人最大的伤痛莫过于精神的打击。1940年秋，母亲的弟弟、21岁的中共章丘县委宣传部部长兼县大队教导员吕桂亭在“肃托”中被错杀。得知弟弟刚正不阿，坚持真理，为维护革命利益而坚决斗争的表现，以及牺牲时的惨烈情景，母亲整日哀思不绝，无言饮泣。弟弟在党旗下的铿锵誓言，在白色恐怖中贴标语、撒传单的英勇行为，英姿勃发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的场景，率领战士冲锋陷阵的勇猛雄姿，义正词严据理反对“肃托”错误的斗争情形，一幕幕浮现在她的脑海。一个誓为劳苦大众献身的人却无辜地死在自己同志的刀下，世界上有比这更悲哀的事吗？她在流浪中途经弟弟就义处时，当即昏倒在地。可见弟弟的屈死给她带来多么大的伤痛。后来，在我父亲的疏导下，母亲逐渐抚平了心灵的创伤，重振了精神，继续跋涉在革命和抗日的道路上。

落入敌手

1942年秋，母亲带着我们流浪到莱芜北部的下石臼村，住在我公安局人员孙兆庆家。孙患疟疾在家养病，母亲对他悉心照顾，希望他早日康复归队。孙痊愈后即叛变投敌，勾结其表兄魏百川（系我区委工作人员）向日军出卖了我们。父亲获悉情报后，立即通知母亲马上转移到董家峪村。孙、魏又带领大批日伪军奔袭董家峪村。

8月的一天，拂晓枪响。知有敌情，母亲带上我们就跑，但为时已晚。母亲带我们拐进一家院子，同一些妇女、孩子挤坐在炕头上。这时，冲进一群日军，个个端着刺刀，为首的吼叫：“谁是刘县长（指我父亲）的太太？”群众吓得挤成一团，不敢吭声。一向以保护群众为己任的母亲马上说：“刘县长的太太，大脚板，短头发，青上身，蓝裤子，朝北山跑了。”日酋听后一挥手：“追！”敌人蜂拥而出。一会儿，魏百川进来，母亲近乎本能地着急说：“敌人都进村了，你为啥还没跑？快！”说着扔给他一件破棉袄，让他化装一下。魏诡秘地一笑，转身出去。母亲一切都明白了，逃跑已绝无可能。她镇静地把我姐、我哥分别藏在两位老人的背后，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静等着事情的发生。群众已意识到要发生什么，都注视着我母亲。空气死静，静得要爆炸。这时，一帮日本兵虎狼般冲进来，一下把我母亲从炕上拖下来，拉着就走。我吓得哭着找姐姐，敌人又发现了我姐，便把她也抓走。日军把母亲押到村外的河滩上，吹起集合号，四面山梁上走下队队日伪军，连被强迫赶来的村民，黑压压一片。敌酋站在桌子上吹嘘胜利，扬言要“抓住刘县长”。随后，敌人把母亲绑上抢来的毛驴，抓了名老汉背着4岁的我，11岁的姐姐步行跟着。前后左右都有大队日伪军看押，一路匆匆地赶回据点。敌人怕遭伏击，不时地用枪托捣驴。驴疼得乱跳，母亲被重重地摔在山路的石头上。敌人用刺刀威逼母亲快起来，一下刺穿了她的左手，白骨裸露，鲜血淋淋。

傍晚抵达据点，我们被单独关押进一座小院。当晚日酋“设宴压惊”。母亲决心智斗，故作狼吞虎咽状，不时地催我们吃。敌人兜了半天圈子，终于讲出图谋，要母亲供出父亲去处，并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母亲矢口否认与父亲有联系，称流浪讨饭几年，不知他的去向。日酋又问：“刘县长的队伍和同僚你该知道吧？”母亲答：“村村都有他们的人，有时庄稼地里都有。”敌人无奈，拙戏草草收场。

过了两天，日军派出大汉奸于化一（抗战后期被公审枪毙）前来劝降。他佯作笑脸，问：“你识字吗？”母亲答：“俺是庄稼娘们，大字不识一个。”于化一指着墙上挂的日本旗问是什么。母亲脱口而出：“膏药。”于化一诡诈地说：“不，不，这是太阳。日头不能常晌午，日本人长不了，如刘县长能过来，日本人走后莱芜就是他的天下。”母亲斩钉截铁地说：使刘舜卿投降，甭想。他为了抗日，老婆孩子都不要了，可见他铁了心啦！于化一假施善意：“你不配合，他们会把你们杀了泄愤。”母亲大义凛然：“你们杀人不眨眼。被你们抓住，就没有指望活。”于化一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你不活，还有你的孩子呢？”母亲长叹一声：“谁让他们摊上这样的娘爷了呢。”于化一突然说：“我看你像共产党，说话这么硬气。”母亲斥责道：“说话硬气就是共产党，那么中国人都是共产党。除了你们这些汉奸软骨头。”母亲对答严谨，应付得当，使敌人一无所获，无可奈何。

宁死不屈

敌人见软招不灵，便残酷刑讯，野蛮拷打，进行非人摧残。第一次刑讯前，敌人当场活活打死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并把刑棍用力摔在面前。杀鸡儆猴，给母亲一个下马威，企图先从精神上摧垮她。但母亲没有被吓倒，反而怒火满腔，傲然挺立，说：“俺是庄稼娘们，没见过这场面，把俺吓糊涂了，啥也说不出了。”敌人把棍子收起来，接着连问几个问题，母亲一问三不知。敌人恼怒，便一阵棍棒，打得母亲遍体鳞伤，皮开肉绽，几度昏厥。在此后的讯问中，丧心病狂的敌人还利用“人性”进行心理摧残，刑讯中让我和姐姐在场，我们吓得哭喊不已。敌人甚至把我打得惨叫，妄图以此摧毁母亲的意志。日军阴险狡诈、诡计多端。每次母亲抗拒、顶撞，在场的日军便一阵拳脚，而日军主审急忙佯装训斥，演起了双簧。

在铁窗岁月里，母亲一身刑伤，不能动弹，吃饭用手捧，有时靠人喂。狱内阴暗潮湿，伤口感染化脓，又生满身疥疮，衣服和皮肉粘连在一起，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嚴冬天寒地冻，牢房冷如冰窖，母子一身单衣，我的手、脸尽是冻疮。面对凶残的敌人，母亲坚决斗争到底。敌人软硬兼施，酷刑利诱齐下。母亲有勇有谋，智斗硬顶交替。双方较量数月，母亲始终意志似磐石，气概若雷霆，依然满怀革命必胜的信心。她也曾想到死，嘱咐我姐：“如我被打死，或被杀，你要带好弟弟。要是能出狱，就去找你爷（父亲）。”表现出誓为抗日献身的铮铮铁骨和民族气节。

母亲身陷囹圄，不忘抗日。其间，父亲的警卫员亓峰潜入敌营刺杀了叛徒魏百川。日伪震惊，极度恐慌，如惊弓之鸟。母亲便利用这一形势积极开展争取伪军的工作，对看守进行攻心，教育他们为自己留条后路。有良知的伪军开始转变，逐渐成为我方内线，有的在八路军攻打据点时做了内应。

据大汉奸于化一交代，日军曾设计大肆张扬地诈杀母亲，引诱父亲前往营救，乘机一举消灭。敌人也曾想杀掉母亲暴尸，制造恐怖，“杀一儆百”。因怕激增父亲的仇恨，坚定他的抗日斗志而作罢。敌人对我们始终杀留难夺，最后决计仍留作人质。泰山军分区廖容标司令员（后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非常关心我们的安危，指示军分区敌工科，乘日军外出“扫荡”、伪军看守不严之机，经周密计划，巧设妙计，起用内线，打通关节，里应外合，实施搭救。我们最终逃出牢笼。

日军回营后，发现我们逃走，用机枪顶住伪军看守的胸口，一个个地审问，最终得知我们的去向。日军立即派兵尾追。父亲从内线处得到情报，派人通知母亲，让其连夜转移。日军在搜寻的沿途几个村，打伤数人，直追到抗日英雄郑觉民开辟的“根据村”陶镇。在群众掩护下，敌人没有搜到。母子3人终于逃脱魔掌。母亲隐蔽养伤月余，才能动。

敌人始终不甘心，仍四处追捕，母亲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处。1943年3月，形势恶化，母亲又辗转多村，最后到景家镇。1944年阴历三月初二清晨，汉奸许荣贵（解放初被枪毙）带领大批日伪军突袭景家镇，直奔我们的住处指认。幸好母亲潜回本村，敌人扑空。敌人疯狂搜捕，野蛮报复群众。他们把房东吕宜良的母亲打得死去活来，落了个终身重度残疾，但老人家始终不说我母亲的去向。

无名战士

流浪中，母亲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但她没有忘记一个党员的责任。不管流浪到哪里，只要环境允许，她就盡力为革命做些工作。她串门叙家常，通俗地讲些抗日救国道理，协助村干部动员支前，和妇女一道做军衣、军鞋。她经常主动为革命同志洗洗补补，使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工作。她体谅党的困难，宁肯乞讨为生，也不要组织救济。她时刻不忘保护群众利益，无论处境多么危险，绝不连累群众，曾多次巧妙同敌人周旋。

母亲长年携幼流浪，沿村乞食，飘忽无定，无法稳定工作。为避免暴露，也不宜出面，只好隐蔽地相机做些零碎工作。在仓上村时，则公开活动。该村曾是父亲建立党组织和发动抗日游击战的地方。党的组织状况和民情基础均较好。区委书记边春光（后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区妇救会主任张琳玉（后曾任山东省妇联主任）工作有力。他们是母亲的组织依靠。母亲似成区委“编外”成员，各项工作带头做。

该村党组织和民兵队长李光墨，对我们的安全非常关心，母亲也常为他们的工作出出主意。后来，李光墨在与敌人搏斗时光荣牺牲，成为莱芜的英雄。

1944年11月，日伪军合击莱芜县机关，群众尾随机关人员一起向西撤，目标很大，敌人紧追不舍。为摆脱敌人追击，机关人员折向北跑。母亲为吸引敌人，招呼群众继续向西跑。不料，北跑的同志遭埋伏日军的机枪扫射。县参议长郭子郁等多人牺牲。母亲听到枪声大作，非常焦急，目睹同志遭重大损失，万分痛心。在为郭子郁等移灵回乡时，母亲建议联络多村，组织了大型路祭，表达了对日军罪行的控诉与声讨，激发了群众对敌义愤和抗日情绪。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母亲有家不得归。她无论流浪到哪里，都配合当地党组织动员村民参军、支前、拥军、优属。她还在土改等运动中，积极反映违纪违规事件，维护党的威信。

山东解放后，由于长期的流浪和监狱折磨，夺去了母亲的健康，她无法再为党工作。母亲患有多种疾病，头痛眩晕，经常卧床，但她一直热爱党的事业，拥护政府的各项法规政令，经常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

1949年母亲返乡时，家中早已满目疮痍。门窗被捣毁，器物被砸碎。庭院荒草齐腰，灌木丛生，虫蛇乱爬。人民政府见她一无所有，身体多病，就批给她代耕粮（用于雇人耕田）、救济粮。她知道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困难，尽量自力更生，不去领用。她积极响应号召，带头缴公粮，卖余粮，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道路。为此曾受到人民政府的表扬。尽管当时的某些做法值得反思，但母亲对国家的热爱是真诚的。

在村里，母亲德高望重，能主持公道。人们有家庭不和、邻里纠纷、干群矛盾，都愿找她评说，她也乐此不疲。百姓的意见，她向上反映;群众的不公，她仗义执言。19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时，影响到农民预留口粮，她直接向泰安地委的领导反映情况，后来统购指标得到调整。

对于自己受到的委屈，母亲总是顾全大局，宽容他人。1951年缴纳麦季公粮时，她因请不到人帮忙送，拖延了两天。乡公安员李春儒以“抗粮不缴”论罪，诬称“抗粮不缴，就是盼蒋介石打回来”，遭母亲批驳。李哑口无言，恼羞成怒，把母亲拘押大半天，引起全村公愤。母亲为缓和干群关系，极力为李开脱说情，这才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母亲看问题立足点很高，目光很远，心态很正。她在战争年月对敌人嫉恶如仇，坚决斗争，解放后对待为难过我们的人，一律归咎于环境，不计旧怨。在处治残酷迫害过她的汉奸时，让她控诉，她均说：“他们是国家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不是我的私人仇敌。他们自有政府处治。”人们问她：为啥在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能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她总是淡淡地说：世道不公，敌人逼的。

母亲为革命奔波几十年，却没有享受应有的待遇，生活清苦，与“穷”为伴。对此，有人问她：“心里觉得亏不亏？”她坦然回答：“想想烈士就不觉亏。”1969年父亲谢世后，母亲生活更加拮据。虽然她自己安贫乐道，却引来一些老战友和有关各方的关注。山东省委书记秦和珍亲自过问，直接打电话给莱芜县委书记，指出：“吕明亭对革命有贡献，对她的生活问题安排不妥会有负面影响。”1979年，中组部宋任穷部长和杨士杰副部长得悉此事，指示将母亲作为老同志照顾起来。母亲最终也没有接受对她的照顾。

母亲“于无声中”走完了一生。她的一生，就是为劳苦大众作牺牲的一生。她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家庭利益，牺牲了多位亲人。对此，她无怨无悔。这就是母亲的精神，一种实实在在的牺牲精神。

母亲走了。她什么都没有留下，唯一留下的是她那不屈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