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胜利8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不时看到和听到以国共两党牺牲将领的多少对比，来贬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抗战作用和贡献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因此极需结合新四军抗战历史，作出必要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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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民族抗战时期国共牺牲将领的问题

首先应该承认，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和巨大牺牲，理应得到充分肯定而被载入史册。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阻击日军的疯狂进攻，顽强抗击日本侵略敌人，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张自忠、李家钰、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王铭章、戴安澜等一大批将军为之英勇殉国，这些为国捐躯的民族英烈永远值得缅怀。

但是，我们不能单纯用牺牲将军数量以偏概全判断国共两军对抗战的贡献。全民族抗战初期，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将官林立，而被授勋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将星寥寥。举新四军为例，笔者从台北“国史馆”所藏《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部及所属各部队暂行编制表》查悉，“军部参照师部编制”“支队参照旅部编制”，军长叶挺被授予中将，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及4位支队司令被授予少将，其中张云逸因兼任第三支队司令，所以整个新四军仅有6名将军。许多红军时期的名将如袁国平、罗炳辉、粟裕、李先念等都因部队缩编而低配，无缘授予将军。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年年都为其部队军官授勋或提级追认。如国民党军队牺牲的200多位将军中，就有105位上校军官，都是死后被追认为少将的。而新四军在抗战中牺牲的干部，其中有名有姓担任团以上职务的就有350多位。

此外，还必须指出，抗战时期，国民党以副总裁汪精卫为首，有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等20名中央委员及监察委员、99名将军、70多万军队附逆投降日军，变成为虎作伥的伪军。仅在华中地区，据不完全统计，规模较大的如1939年2月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健率部5万人投敌，被改编为伪反共救国军第二路;1939年4月国民党军第一八九师副师长李宝琏率部投敌，被改编为伪暂编陆军第十一师;1941年2月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被改编为伪第一集团军;1941年3月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八旅旅长杨仲华率部投敌，被改编为伪第二集团军;1942年6月苏北4县游击总指挥徐继泰率部投敌，被改编为伪徐州绥靖军第十一旅;1943年4月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率部投敌，被改编为伪暂编陆军第五军;1944年4月国民党军第一四四师师长张昌德率部投敌，被改编为伪皖南独立方面军;其余整团整营整连以下投敌者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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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四军“不打日军”的问题

新四军成立时仅有4个支队共1.03万人。对日作战始终是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游击的主旋律。由于新四军人员少，武器配备差，饷弹又不济，面对不可一世、装备精良的日军，只能发挥自身的特长，与敌展开麻雀战、伏击战、游击战，破坏敌人水陆交通和通信设施，袭击日军据点，牵制和削弱敌人兵力，达到积小胜为大胜。

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二营一部在皖中巢湖东南蒋家河口设伏，全歼由巢县县城下乡骚扰的小股日军，取得新四军建军后首次对日军作战胜利。

紧接着，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粟裕指挥下于6月17日在苏南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车队，击毁敌汽车4辆，毙日军少佐土井及大尉梅泽武四郎等13人，伤日军8人，取得新四军江南敌后首战的胜绩。

在江北江南首战胜利的鼓舞下，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部设伏竹子岗首俘日军;第二支队粟裕部奇袭官陡门据点;第三支队谭震林部5次繁昌保卫战;第四支队徐海东部在皖东周家岗反“扫荡”收复古河重镇;第五支队罗炳辉部三打来安城;游击支队彭雪峰部窦楼歼敌;豫鄂游击独立大队李先念部鏖战余家店;“江抗”叶飞部东进苏常太，激战黄土塘、夜袭浒墅关……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敌后抗战由此展开，使日本侵略军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至于网上传播的日本靖国神社供奉仅有851名日军战死于中共武装的论调，更是不堪一驳。且不论八路军平型关战役、奇袭阳明堡和百团大战的战绩，仅笔者从台北“国史馆”档案查悉，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孟繁纶统计上报，新四军在东进的1938年8个月中对日作战171次，其中：第一支队50次，第二支队52次，第三支队34次，第四支队35次，共计毙敌官兵1417名，伤敌官兵1347名。1939年，新四军对日作战719次，其中：第一支队124次，第二支队166次，第三支队192次，第四支队108次，第五支队80次，游击纵队49次，共计毙敌官兵3032名，伤敌官兵5093名。

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里，收藏有大量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当年颁发给新四军对日战果的嘉奖电报。诚如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所言：“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辞粉饰者也。”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在华中敌后游击的实战经验，获得了国民党上层的高度重视。1939年3月，新四军军部将进入江南敌后抗战一年的战斗总结报告送呈军委会，蒋介石于6月7日签发手谕给叶挺、项英：“泾县，新四军叶军长挺、项副军长英：3月10日工作报告暨说明书均悉。所陈各节颇有见地，已令择列教令，以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上述史实足以证实新四军敌后抗战确实作战有方，功勋卓著，殊堪嘉勉。

据统计，抗战期间，新四军与日伪军作战2.46万次，毙伤俘日伪军47万多人，抗击日军16万人，占侵华日军总数的22%强，抗击伪军23万人，占伪军总数的30%强，先后光复国土25.3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余万，建立了苏中、淮南、苏北、豫鄂边、苏南、皖江、浙东8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从组建时的1.03万人发展壮大到30万人，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钢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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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四军“专搞摩擦”的问题

摩擦与反摩擦斗争，是新四军在华中抗战中绕不过去的话题。新四军东进北上挺进敌后，原本就是为了一心一意地抗日，但随着新四军在敌后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便开始制造反共摩擦。新四军不得不陷入既要抗日，又要反摩擦的两难境地。从保存自己和维护民族最高利益计，只能从抗战大局出发，对顽固派的反共摩擦，站在自卫的立场，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达到以斗争求团结，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

容不得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日益壮大，是国民党挑动反共摩擦的根本原因，而摩擦的主谋就是蒋介石。1939年1月和11月，国民党先后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抗倭剿共，尽可双管齐下。”这一则蒋介石写于1940年1月27日的日记，真实反映了他动摇国共合作、磨刀霍霍的真实心态。

在华北摩擦被八路军粉碎之后，国共摩擦的重心开始转移到华中。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制造了“确山惨案”“罗山惨案”“平江惨案”“鄂东惨案”“镇江惨案”“太和惨案”等一系列反共事件。

1940年3月，在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领导下，新四军于定远和半塔地区取得了皖东反摩擦战斗的胜利。同年10月上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陈毅、粟裕领导下，又在黄桥地区粉碎了韩德勤挑起的苏北摩擦。1941年1月，在奉命转移途中，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于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8万人的围歼，激战8昼夜，终因弹尽、粮绝、伤病、冻饿，仅1000余人突出重围。军长叶挺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暗害。1月25日，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由陈毅出任代军长，刘少奇出任政治委员，将全军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标志着新四军从此独立自主肩负起华中敌后抗战的重任，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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