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红色特工”

贺越明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个与中统、军统鼎足而三的情报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但成立较晚，为期也短，又专事情报搜集和分析，不承担办案、缉捕、侦讯等，一直鲜为人知，更不像中统、军统那样令人闻之色变。其职员中还有不少“红色特工”，就人数而言，所占比重不小。

一、获荐入职的中共党员

1936年11月，蒋介石指定时任驻日大使馆参事王芃生筹组国际问题研究所，并任命为主任。

王芃生任职驻日使馆参事时与夫人钟贤英女士合影

11月28日，王芃生启程返国述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王芃生辞去外交官之职，全力组建国际问题研究所。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他获任交通部次长，出访东南亚各国，考察战时跨境交通运输环境，并在各地设置情报网点。这时，军事学家蒋百里奉命偕意大利罗马大学经济系主任史丹法尼出访德国、意大利，以期分化德日、意日关系。有位教授向他推荐一个名叫徐明诚的人做助手，但他已有随行人员。王芃生到香港时，恰逢蒋百里也在，二人同属对日主战派，时有交往，彼此信任。得知王芃生正在物色人才，蒋百里当即向他转荐新结识的徐明诚。于是，徐获任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港情报员。

徐明诚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1928年12月在上海和一批党员被捕。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兼上诉法院院长何世桢拒绝国民党市党部将“共党嫌犯”引渡市警察局的要求，从宽处理释放27人，其中包括任弼时和徐明诚，而何正是徐就读的私立持志大学创办人和校长。徐明诚被介绍给王芃生时，正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从事情报活动，其妻潘丽华是宜兴县首位女共产党员，曾参加1927年11月无锡、宜兴、江阴农民暴动。

王芃生在国际问题研究所

此后，潘汉年从陕北到香港，参与领导情报工作，接着获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并组建华南情报局，徐明诚、潘丽华改属该局。潘丽华是潘梓年、潘有年(潘菽)的胞妹，亦即潘汉年的堂妹。据她晚年透露，王芃生一开始就知道徐明诚的政治身份，但他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凡是学有所长的适用人才，都不拘党派，兼收并包。

作为军委会辖下情报机构的外勤人员，徐明诚一旦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既报送重庆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也交给香港的华南情报局，转报延安的中央社会部。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情报来自于1941年10月下旬，徐明诚在九龙街上偶遇何世桢，获知韩国人申献民有日本高层决定南进扩大战争的信息，与对方三度晤谈确认属实，立即分别报送潘汉年和王芃生，使双方都迅即上报高层，预先知晓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部署和计划，及时应对抗日战争中期这一重大变局。

《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1942年初香港彻底沦陷后，徐明诚先撤到大后方桂林，又奉派至国军第三战区所辖浙江淳安建立办事处及电台。他按党组织指示，把从上海日伪特务机关营救出狱的一位资深报务员，用李静安的化名安插该处，变身为国研所报务员。后来，办事处随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移往江西铅山，继续搜集日占区的情报，李静安通过电台同时向延安发送。

徐明诚行事谨慎，屡有佳绩，既获取第三战区上将司令长官顾祝同的赏识，当过军令部驻东南(上饶)办事处负责人，也赢得国研所中将主任王芃生的信任，抗战后期出任该所沪杭区少将主任。该组的余守中、潘彼得和李静安，均为潘汉年系统的秘密党员，而李静安(后化名李白)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

二、主任交往的神秘族弟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国际问题研究所随政府从南京西迁汉口，王芃生有次与胞弟王大千、族弟王大彤和王亚文聚谈。他若有所思地向王亚文确认其是否族中某人之子，随后询问：“你们那里大革命时期有个被通缉的共产党人，出走外面多年，还活着吗?”王亚文不动声色地回答：“那个参加共产党的族中兄弟，人家传说早就死了。”王芃生说道：“现在不又是国共合作吗?如果没有死，可以找回来……”殊不知，他打听的那个曾被通缉的共产党人，正是王亚文本人。

青年时期的王亚文

王亚文本名王大安，比本名王大桢的王芃生小10余岁。1938年，王亚文受命到汉接受新任务，才有机缘与久闻大名的王芃生相见。王亚文很快被派回湖南，参与建立临时省委、省军委和长沙临时市委，后奉命到昆明的西南联大经济学系四年级入读，领导该校党支部和联络进步教授。1939年6月毕业时，他获中共南方局通知赶赴重庆。见到周恩来、董必武和叶剑英，他才知道，因其舅舅陶广、族兄王芃生、同乡程潜、刘斐和李明灏等或居高位或握兵权，组织上要求他利用有利条件开展情报、统战工作。

隔日，王亚文去找王芃生商谈求职一事。几天后，他通过国际问题研究所入职考试，获任中校编译员。从此，他常与王芃生交流，既了解最新获取的日伪情报和相关分析，也转述中共关于抗战形势的见解和策略。时间一久，王芃生自然明白这位族弟的真正身份。恰如王亚文自述，他是“中共与王芃生半公开的联系人”。后来，深得王芃生信任的王亚文升任少将指导研究员。凭借这个身份，他不仅可以接触所里的各种情报资料，还在将领、高官宅邸进出自如，得以获悉不少军政内幕。

王亚文西南联大学生证

1945年8月，蒋介石再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抗战胜利后的国事，在中共高层引发是否系鸿门宴的担忧。中共南方局工委书记王若飞希望王亚文设法摸清蒋介石的意图。

王亚文面见几位高官都不得要领，想起重庆卫戍副司令刘戡是同乡友人，身负治安、保卫职责，就找借口临时住进刘宅，方便探知情报。一天，刘戡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命他和唐纵商量保证毛泽东安全的措施，还说如果出差错就拿他们是问。王亚文借机离去，向王若飞面告听到的情况。

紧要关头，这位“红色特工”借助特殊关系获得关键信息，立下奇功。

三、荣膺国民党勋章

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红色特工远不止一二人，有的和王亚文一样，也受南方局直接领导。

日本留学归来著书立说的李剑华，正是王芃生需求的人才，1939年也为该所工作。这年4月，王芃生派他到已沦陷的宜昌搜集情报，他和妻子胡绣枫通过联系人陈家康向周恩来请示是否接受指派，征得同意后联袂前往，至第二年9月才回重庆。

与此同时，组织上拟派胡绣枫潜入上海，凭借与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和妻子叶吉卿的旧谊对其策反，但因她随李剑华同赴宜昌而无法抽身，才改派本名胡寿楣的其姐关露承担这项特殊使命。

王芃生

抗战胜利后，王芃生于1945年12月30日用签、章并钤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关防，以“宇字第606号报告”呈报《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职员请勋名册》，所报人员均于翌年5月9日获颁胜利勋章。据知情人指出，名册所列38位内勤、外勤中，至少有八人是“红色特工”。他们是：研究专员吴戢光、沪杭区主任徐明诚、上海特组主任张锡钧、电台工程师李绳铭、情报员倪德光、联络员黄英、联络员张锡祺、秘书主任谢南光。若计入不在请勋名册上的该所其他秘密党员和进步职员，“红色特工”名单更长。

如若王芃生未在1946年5月17日因病猝逝，其一手组建的这个情报机构得以存续而不被裁撤，这些“红色特工”会创造出更多情报战的奇迹。

(本文原载《作家文摘》202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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