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君耀眼报春分

——听著名哲学家、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韩树英同志谈马列主义哲学

胡  澄　朱为存　赵  妍

采访者按：在今年一个春花灿烂的日子，我们有幸专程拜望了九十五岁高龄的著名哲学家，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韩树英同志。

行前，韩校长在电话里声音洪亮地说道：“马上就到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了，欢迎你们来谈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了非常关键和巨大的作用。这充分表现在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对革命青年的引导；充分表现在毛主席《矛盾论》《实践论》对中国革命的锻造的历史中。

韩树英就是艾思奇的得意门生，建国后，就在艾思奇的领导下参加了著名教材《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编写，这本书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在新时期，韩老又主编了《通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又受中央委托主持编选了供党政干部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选读·哲学》。可以说，这四本书在青年成长与党政干部的培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学术经典。在许多人的青春时期起到了启蒙指导的作用。如今我们终于见到了人生导师，而且面承教诲，如坐春风。特将访谈整理，以飨读者。

一、关于日本共产党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本质的著作

今年已95岁的韩老面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气定神闲，思维敏捷，声音洪亮。刚一见面，就拿出来一本书，说道：我赠给你们一本书，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原总书记不破哲三所同志写，反省日本侵略战争的著作《从科学视角思考日本的战争》，我主持翻译的，参加的有两三个人，我是主笔。不破哲三是我的校友，他比我晚四年。我们上的大学现在叫东京大学，当时叫“日本一高”即第一高等学院。

2013年日本共产党中央副委员长作为日共的代表来参加中联部召开的超党派的会，带来五本不破哲三的著作《从科学视角思考日本的战争》。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夕2015年5月，我见到了不破哲三，他给我的书他都写上我的名字。他写的这本书内容是思考日本的侵略战争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再到日本战败，他们叫十五年战争，咱们叫十四年，他们说的虚岁。我拿回来看了，我认为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没有一个人的书能如此深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十四年的罪行，而此书写得十分系统、深刻而尖锐。于是，我给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何毅亭校长写了一个报告，反映我的同学不破哲三送给我这么一本书，我认为书很好，能不能翻译出版。因为201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肯定要有动作，我国也要举行九三大阅兵，我希望在这之前把书翻译出来。后来中宣部的理论局局长给我打电话，说你的书和报告领导都看了。领导是谁，后来知道是刘云山同志，他批了四个字：“翻译，出版”。这样我就催着他们抓紧翻译工作。我找了杜凤刚，他是大连市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曾在日本待了20来年，日本话很好。但是他毕竟年轻，没经历过战争。

采访者：这个书出版社出版了吗？

韩老：没有呐，内部的。我给中宣部的局长打电话，我跟他商量，我说这样吧，咱们先出内部版，这是内部版的。先出了180本，送给政治局委员每人一本。这一本送给你们。

采访者：我们的选登一下可以吗？

韩老：可以！

二、参加的革命历程

采访者：您是什么时候去的日本上学，后来又怎么参加的革命？

韩老：我是1942年在日本上学，这个日本学校叫第一高等学校。日本一共八个高等学校，都对着一个帝国大学。一高也就是东京最大的学校，原来曾经是帝国大学的预科，后来独立。日本有5个学校，学生考上后由日本政府就拿官费，第一个就是一高，第二个东京师范，第三个是东京工大，第四第五我忘了是什么大学了。一高是最难考的，翻译成为第一高中是不对。它是高等教育，一共六年，算预科，日本中学不分初中、高中，而是五年一贯制的中学。我是四年就可以考了。但是我一考进学校就听说有五个中国留学生反满抗日被日本宪兵带走了。我们进了学校后知道这个学校有我们党的外围组织，叫新知识研究会，现在不这么叫了，我称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外围组织——秘密读书会。我是1942年4月进校10月底就进这个会了。我在学校一年多后，党的上级指示由于美国轰炸日本越来越厉害，我们这些留学生要一律回国。我们都是东北人，我在1943年12月就回国了。

我和我的同学一共三人等待上级分配新的任务，后来上级要我们去延安的抗大，大家听从组织分配，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1942年4月的时候派出去了，等到1943年12月就回来，后来才明白。

因为是秘密出行，我需要化装，需要照片办理劳工证，我不能取得正式的旅行证，因为旅行证得到日本的政府去申请，而劳工证不用，有劳务就可以。我化名叫邱然（音），在劳务协会给我办理了劳工证，可我的样子不像劳工，我对外说我是修理表的，不见太阳，晒不黑脸，就是这样过了五关。到了北京住在石驸马大街22号。

我不能在北京待的时间太长，就在北京待了三天哪也没有看，就到太原了。太原也不能待，连夜里就进山，半夜就在大山沟里面住了一夜，天亮后护送我们的同志让我赶快换衣服，不然民兵远远看着来了两个穿着奇装异服的人，拿枪一打就完蛋了，于是我赶紧换了衣服。1944年3月，我到了太岳四分区，专员是北京人，一个印刷工人，老同志，是三八式的老党员，一口京腔儿地说：“欢迎欢迎。抗大不在延安了，都分散到各大根据地了，不必到抗大了，你们就留在这里工作吧。”当时山西太岳军区司令员是陈赓，副司令是谢富治。

采访者：这就给您给留下了？

韩老：是呀！当时我们太岳区八个县缺少一个培养县区级基层干部的中学，组织分配我在中学工作当老师。

采访者：那是什么地方？

韩老：沁水，太岳专区的。我们表现还是不错的。后来大开荒的时候，一个人分三分地，都是一些乱葬岗，我是东北人，有劲儿，使劲儿干呗，表现得还不错。后来中央说凡是搞技术工作的和当教师的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能停留在三块钱，中央说这些人应该给一千块钱。可那时彭德怀一个月五块钱，我们专员是四块，县长两块。我们校长说：“树英同志，你和那些老同志、老教师不一样，他们是民主人士，你是革命的，不要这个钱。”我说没问题！后来抗战胜利了，中央有令，凡是东北籍的，不管在军队还是在地方政府工作一律回东北，抢占东北。我是在太岳区迎接抗战胜利的。

采访者：这么算来，您1942年参加的秘密读书会；1944年到的太岳？

韩老：1944年3月到的太岳。我在1942年参加的秘密读书会，文化大革命时有一个文件说，凡是参加这个秘密外围团体的都算参加革命。现在有关部门还是有一点犹豫，我们1942算不算参加革命，正在琢磨呢。

采访者：现在还琢磨什么，应该算！这都老同志了。

韩老：按道理说应该算了，我也不在乎，我说我不在乎这一两年，问题就是这一段是不是我是革命的，我对我的子女要有一个明确的交代，不能马马虎虎的，我这将近两年干什么了。

采访者：那是为党工作了。

韩老：对呀！革命呢嘛。

采访者：您加入共产党是哪一年？

韩老：我们从日本回来的两个人到了1945年办了整风班，他是脱产参加的太岳区的整风班，我是在职。每天早晨，上班以前学一个小时的整风文件，对照检查，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文风。七大刚开完，我代表学校被派往太岳区开教育工作会议，这可以说是相当高看我。我就见到我那个同志，他说老韩，咱们糊涂了。我们以为党考察我们，要我们谈话：“你是不是参加党？”不是这么回事，你得主动申请，表示你愿意来参加，完了组织上再考虑。我说我们两个人立即申请，组织上一起考虑，咱们从日本到这里，没有第三个人证明，两个人互证不起作用。所以你再锻炼锻炼，譬如说有这样的情况，拿着枪对着日本人拼刺刀了，这样的经过考验的可以，要不就是时间稍稍长一点。那是意思把我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干部，我这毕竟时间还短了一点。

我说我不等了，我回东北。于是我就跟着我们太岳区的五个团的队伍，小长征每天70里，我们没有包袱，他们都带着老婆，我是光棍。到了那个地方就找旅长，要房子要粮食给人家开粮票，我们解放区的粮票顶事了，能领出粮食，都领公粮了。一个月走到东北，东北局就在沈阳旁边，本溪有一个钢厂，在那里等分配。

采访者：您老家是大连的？

韩老：我老家是大连的，所以我的日本话是从小学的，殖民教育，必须学。现在也没忘，就是嘴笨了，说话还可以，不那么流畅。但是比一般的日语学校还比较准确，……（韩老随口一段流利顺畅的日语）。翻译有三条，信、达、雅。信，忠实于原文；达，中国话翻译出来要通达；雅，要文绉绉的。我办不到这个，但对一般日语专业毕业的，我还看不上他。一般翻译口语很好，但是他有一些历史不是亲身经历，体会不出语言的政治与历史涵义。包括最近，你看安倍晋三和他的老婆给一个学校捐款，不是那么简单。这所学校把日本的天皇的教育词语定为教育方针，那种语体日本天皇的，文绉绉的不是平常说话的。那是军国主义的文化史观，本来是战后一律废了，他现在又在那里又恢复了。

采访者：您在大连做了哪些工作？

韩老：我在大连还是做教育工作和青年工作，我干了五年。第一年我就办了一个高中，原来当地没有高初中，五年一贯制。我们就按照国内的办法，办高初中，我当高中校长，第二年我就当教育局副局长，到了第五年就变成文教局长，而且是大连市政府党组的成员。

后来中央又来令了，要办马列学院，各地按照条件抽调人，我们的领导一看，你可以培养，送你去吧。

三、哲学的党性

采访者：中央马列学院就是中央党校吧？

韩老：是呀！而且是真正专业的学马列的。其他的党训班早就有了，在苏区里面就有，都是短训班。现在的你们区委党校培训班不知道多长时间？

采访者：大多是一个月左右。

韩老：马列学院真是科班学习，原来定的一年半，后来一读读了三年。这期间真苦，我们一本一本地读书，这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培训，现在的培训太短了。这样我1950年就进北京，到现在67年了，变成老北京了。历史沧桑变化真快，到街上一看都不认识了，我都不知道你们东城区在哪里。

采访者：天安门往东都是。现在崇文区也归我们了，两个区合一了。

韩老：听老话说过，一个德胜，一个永定，一个崇文，一个宣武，这四大门。清朝出兵的时候都从德胜门出，打仗打完之后永定门回来，安定了。这边就崇文，那边就宣武，崇文门是最贫困的地方，你们东城区有一半是贫困的，一半最富有的。

采访者：还有故宫也归我们东城。

韩老：啊！故宫也归你们了，了不得了。

采访者：北海属于西城的，中南海是西城的。

韩老：知道，习近平投票就在西城区。

采访者：您老就一直在党校，没再去别的单位？

韩老：没有去过，经历了两次下放，1958年大跃进，我在河南登封少林寺待了八个月，担任公社第二书记，叫唐卢公社，办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再就是文化大革命，别人十年文化大革命，我是十二年，文化大革命前两年就被批判，我就上报了。

采访者：那是哪一年回来的？

韩老：1977年吧，恢复原职。

采访者：教育长？

韩老：不是，哲学教研室的副主任，完了以后就升主任了，之后就升教育长。1983年中央发布四个同志的任命：第一个王震，校长；蒋南翔第一副校长；韩树英副校长，三个人。再下来是江流，教育长兼秘书长。1988年正式五年的校长到期，我已经66了，所以我就下台了，我就教书了。

采访者：那个时候校长是高扬吗？

韩老：是，高扬。宣布免职时，高扬说，中央讲你们三个人岁数都大了，到岁数了都下来吧。我没说话，听着吧。江流比较调皮，他比我小一岁，他对高扬说，我们岁数大了？那你呢？弄得高扬说不出话来，因为他比我们年岁都大。

我正式离休是2008年，到08年才正式离休，退下来了。我现在是离而不休。我郑重地把我翻译的这部书送给你们。

采访者：您老写的书像《通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等等，我们一直在读。还有您受党中央委托为党的领导干部编选的《马列著作选读·哲学》，这书后记写着中共中央委托您主持编选。

韩老：是呀！你看《马列著作选读·哲学》后记中那一大串参与编选工作者的名字：邓力群、刘国光、苏星等等，都是大权威呀。在某些人眼里，这几位都是“左王”啊！从哲学上讲就是立场不同啊！我记得列宁有过论述，说哲学本身就包含党性，必须站在一定立场上。原话我记不太清了，你们回去查查。

（采访者按：我们回来查到列宁的原文是：“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全集》，第1卷，379页）

四、中央领导学哲学用哲学

关于《通俗哲学》，我告诉你关于这本书的一个故事。李瑞环，我跟他熟，他当了常委以后那天在中南海开会，我这个人做人低调，我坐在后面，开会之前他就大声问：“韩树英来了没有？”我说来了。他说会开完了到我办公室我有几句话跟你说。我说好，开完会我就去了。他就拿出这个《通俗哲学》了。他说，陈云同志给了他一本，还给老江一本。我问，老江？哪个老江？！李瑞环说：江泽民呀！李瑞环接着说，你们回去这个书不要大改，要和现在的政策对上号，个别地方稍微改一改，这本书不简单哪。

采访者：您主编的那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也不简单呐！我们的党政干部都是读这个书成长起来的。

韩老：这本书是1981年出版的，半年一百万的销售量。我说这本书是教材，是“美声唱法”；《通俗哲学》是“通俗唱法”。那个时候，这两本书一年印数都是三四百万。89年风波以后，有一段时间这两本书书店里买不到了，有一些读者有意见；《毛泽东选集》也没有。于是中央下决心，指定十大城市每一个城市里面这几本书随时去买，随时都得有。哲学原理只有两本，一本《通俗哲学》，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中国历史书有翦伯赞的《中国通史》。这些书，什么时候要去买，什么时候都得有。后来过了几年我去看，这些书又没了。可能卖了一阵子，后来就算了。

采访者：我们都是读着这个书成长起来的。

韩老：我不好吹，我对外不说，没有敢说陈云同志怎么样的。所以我现在都不提我的名字，也就跟你们聊聊。

我编了三本书，在前后两个30年的时期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介绍给党员干部。第一本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这部我从头到尾参加了八个月。后来恢复高考了，领导告诉我，你把那个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改改，修正出第三版。我就花了一个月修改，出了第三版，名字还叫做《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这部书第一版是当时党中央、毛主席要求的编的。他说，干部们过去读的都是苏联教科书，苏联教科书里面写不进中国的经验，现在要编两本，一本是哲学，一本是经济学。哲学就是艾思奇主编的，一共八个月，署名就是艾思奇主编。中央领导说你们别署名了，艾思奇同志老资格，就让他领衔署名吧。主要的编写人我们中央党校十个人，北大一个人（黄楠森），所以那书也是当时中央的重点书籍。

这部书文革以前用了许多年，文革以后中宣部派我修订此书，我下了功夫了。又出了第三版，又用了5年。在中央开理论务虚会时，邓大人做了报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最后有一句话说，你们要编一系列的理论教材、教程、教科书、文章，要三新牌的，新思想、新语言、新实践，“三新”。 我就根据“三新”要求编了这三本书：《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第三版）》《通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这都是“三新”牌的。

采访者：这些书都太好了。

韩老：这几本书，来龙去脉都讲清楚了，艾思奇主编第一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材，前30年这个书一用多年。我是第三版的修订者，我修订的又用了五年，这本书前后跨度20年。

采访者：这个书还我真有，回去好好找找，书是一个黄皮的，真有，要知道我就拿来了请您签个字。

韩老：我也找找！这书我也没有了。《通俗哲学》我也没有了，这书我现在读起来也觉得有意思。就事说理，这里面有说理，譬如说皇帝叫宫女找树叶，找了半天，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完全全一样的叶子，双胞胎都不一样。多好。

采访者：还有方成给配的漫画，那个好。

韩老：画了50来幅，出版社挑了20多幅，后来方成把50来幅都出了，方成有一些画真好，书一开头那个漫画，因为立场不同，那个字有看的是6，有看的是9，读者一下子印象就深了。

采访者：您这个《通俗哲学》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后影响最大的通俗哲学读物。

韩老：这本书原来编完之后，大家说叫《新大众哲学》吧，我说不要，不能跟我师傅的那本《大众哲学》比附，我那个师傅那本书把那么多的青年引向革命的道路，引向了延安；我们的书虽然也起一些作用，但不能跟师傅那么比。

《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这书最近又出了两版六千册，现在出书压库压的厉害，一本书能出到六千册不得了，还是作为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文库》哲学类第一本出的呢。

五、凭君耀眼报春分

采访者：您最近还有什么著作？

韩老：最近有两本，一个是《马克思还活着》那本书，月底可能出来了。再有就是那个中日两党会谈的记录。中日两党会谈咱们这边主要是中联部的同志参加，在会谈时提了三部分21个小题目。第一个大题目是《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还管用不管用》。这个话问的都有点外行。第二个大题目是《此次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世界起的什么作用，他们的对策又是什么》，第三大题目是《这个经济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影响》。我细看了一下日共的回答，人家不破哲三确实高瞻远瞩。人们都说他是当代的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写了140多本论马列主义的著作，不是为教书，为了从那里面找真理，给日共搞一个好纲领，为这个信念。

他是1930年出生的，现在不出门了。还是我有面子呀，跟他见面一谈就谈了80分钟。现在谁能见着习近平跟他聊80分钟呀？他就是习近平那一类的人物。日本共产党总书记，最后主席当了四五年，最近才退下来的。

采访者：您说了两个半小时了。我们怕您劳累，就先回啦。您坐着，不敢起。我们私淑您这么多年，今天有幸面承教诲，还要常来，以后我们也是您带的“研究生”啦！

韩老：说到带研究生，我一次就带两个博士生。第一期是谁呢？王伟光，现在是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的师妹，徐伟新，现在也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还有中央编译局的局长贾高建，也是我的学生。还有侯才，也是我带的博士生，中央党校六个一级教授之一。我总共带了七个博士生。要带你们，我可真不敢当！不过我要跟你们交待的是，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诗，临别赠你们一首诗吧！

谢谢你们。再见！

采访后记：

韩老身为哲学家，但却诗情满怀，达到了哲理与诗情的高度统一。临别时，韩老将一首诗送给了我们：

《赞山桃花》

红霞白粉弄烟云，轻薄诸讥懒问闻。

松柏经冬方半醒，凭君耀眼报春分！

这首诗高度凝炼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历史与发展前景，而且激情充沛。现在，国际共运的严冬还未过去，但是，只要信仰马列主义的人们不畏“诸讥”，挺过严冬，一定会重新迎来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春天，而马列主义哲学正是那一簇报春的山桃花！这正是这位九十五岁的哲学老人用他的哲思与诗怀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