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总理对智利阿连德政权前途的准确预言

庞炳庵口述 谢文雄整理

最后的阿连德

1970年9月，智利人民团结阵线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周总理对阿连德总统的执政提出建议，并断言，如果不采取对应措施，其前途堪忧。当时，拉美国家民众大多不予置信，然而，后来智利国内局势的发展证实了周总理的预见。

我与阿连德比较熟悉，也几次参与了周总理召开的有关当时智利政权形势的分析会议，现对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做一简要回顾，以飨读者。

初识阿连德

1958年8月起，我随中国重庆杂技团访问拉丁美洲四国，翌年初到达智利。杂技团受到智利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我记得，智中文协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在家中热情地接待了中国客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阿连德，那时候就知道他是智利社会党领导人，曾任参议院副议长，并在1952年作为社会党候选人、1958年作为人民行动阵线候选人两次竞选总统，但均未成功。1959年1月，古巴革命胜利后，4月，我进入古巴，到新华社哈瓦那分社工作。从那时起，在哈瓦那，在几次重要的集会上，我都见到了阿连德。在哈瓦那“深巷小酒家”，我还看见了墙上挂着阿连德的亲笔题词：“自由古巴万岁！智利期盼着。阿连德于1961年6月26日”。

1962年夏的一天，阿连德打电话给新华社哈瓦那分社记者孔迈，请他到里维拉饭店用餐和会见。我当他们的翻译。阿连德告诉我们，他将作为人民行动阵线候选人第三次参加1964年的智利总统竞选。他向我们介绍了人民行动阵线的纲领。他还强调，智利将以争取议会多数替代暴力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说，他从切·格瓦拉处知道新华社为拉美通讯社援建了一座电台，如果中国也能为他援建一座电台，他就能更好地宣传人民行动阵线的主张，这样，就更有信心赢得这次大选的胜利了。他告诉我们，他在哈瓦那与切·格瓦拉一见如故。且不久前格瓦拉还赠他一本刚出版的《游击战》，书里面的题词是：“献给力图以其他方式取得同一结果的萨尔瓦多·阿连德”。

后来，我在古巴得到消息，阿连德第三次竞选总统还是失败了。事后，阿连德誓言一定要为在智利建立人民政权而做第四次拼搏。

中国工人代表团出席阿连德就职仪式与中智建交

1970年，我在新华社总社工作。9月，从智利传来消息：阿连德在当年9月4日，作为人民团结阵线候选人竞选总统，终于获胜。他是以36%相对多数的得票率领先，经过“复选”后当选的。所以，他后来自己也承认，他赢得了“政府”，但没有取得“政权”。

周总理对阿连德当选十分关注，并即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表示热烈祝贺。阿连德就职前邀请中国政府派政府代表团出席他的就职仪式。但由于当时在位的政府已经请了台湾国民党当局“驻智利大使”，中国政府不便派政府代表团去。这时，恰好全国总工会收到智利统一工会的邀请，中央决定派以倪志福为团长的工人代表团去祝贺。我作为中国记协的代表参加了这个由4人组成的代表团。临行前，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接见代表团成员并就访智事宜做出指示。他非常细致地交代我们有关访问智利的任务，提出并回答了代表团应该注意的各种问题。他要求我们在访问智利期间，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几次说：“遇事要冷静！”我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当时并不是很理解会遇到什么事。

中国赴智工人代表团于10月31日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走出机舱，立即感到智利正是温暖的春天。而智利人民又用比春天更温暖的热情来迎接我们。等在机场上的许多智利友人和侨胞，像见了久别重逢的朋友和亲人一样，向我们招手、鼓掌，奔跑过来握手。智利儿童献给我们一束束火红的夹竹桃。几位智利工人高举着横幅，上面用中文写着两个斗大的红字：“欢迎”。人们一面和我们握手，一面用中国话亲切地说：“同志，欢迎你！”当我们走出机场时，拥挤在门口的群众向我们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人民万岁！”“智中两国人民友谊万岁！”从机场到旅馆的路上，陪同我们的智利朋友对我们说：“‘智利’在一种印第安语中的意思是‘世界边缘’，也有人说，北京和圣地亚哥是世界上相距最远的两个首都。其实，我们两国是一水（太平洋）相连的比邻。”

访问智利期间，我们转达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对阿连德总统的热烈祝贺，对智利工人阶级和人民的亲切问候。尽管访问只有短暂的7天，但是，我们看到了智利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干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坚强决心。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战斗友情和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高度崇敬，使我们深受感动。

11月3日，阿连德的就职仪式在莫内达宫举行，我们当面代表中国政府向他表示祝贺。11月5日，我们出席了在智利国家体育场举行的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场以安第斯山的雪峰为背景，阿连德总统发表了他就职后的第一次政治演说。在详细介绍了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后，他强调说：“智利刚刚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提供了一个政治发展的非同寻常的例证。使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能够通过自由行使公民权利来掌握政权。……我本人非常（清楚）地知道，用恩格斯的原话来说：‘在人民代表机构集中了全部权力的国家，在那些从得到全国大多数支持的时候起就可以按照宪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国家，通过和平革命由旧社会转变到新社会，这是可以设想的。’这就是我们智利。这里，终于实现了恩格斯的预言。”他还向武装部队表示敬意，因为他们“忠于宪法和法律规定”。与此同时，他重申智利将收回国家资源，消灭垄断企业和大庄园制，执行维护自决权和不干涉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策。回国后，我以代表团的名义写了题为《中智人民战斗情谊深》的长篇通讯，描述了大会盛况，发表在1970年12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

在我们访问期间，不仅受到智利人民的热情款待，来自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朋友也同我们进行了友好的接触，他们同样热情地向我们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十分感谢各国朋友的深情厚谊。我们的访问进一步加强了中智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结成的战斗友谊和相互声援。11月7日，当我们满载智利人民的友情，向智利告别时，负责接待我们的皮革和制鞋工会的朋友们向我们赠送了智利的工艺品：铜盘。在精致的铜盘上刻着一位手握长矛的倔强的印第安人的形象。他就是400多年前曾经打败西班牙征服者的英雄劳塔罗。这紫红色的闪光的铜，是智利丰富资源和人民辛勤劳动的果实，它控诉了美帝的残酷掠夺。而这位印第安英雄，正象征着智利人民不屈的斗争精神。铜盘上铭刻着：“赠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者”。

在代表团访智7天期间，新政府的外长阿尔梅达和内政部部长何塞·托亚都会见了倪志福。代表团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周总理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我们的汇报。由于中国派出代表团访智祝贺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阿连德总统决定提前与中国建交。当年的12月15日，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和智利驻法大使伯恩斯坦在巴黎签署并发表了建交联合公报。

周总理对阿连德政权前途的分析

在墨西哥，有一家历史悠久的报纸——《至上报》。这家报纸以合作社方式经营，经常刊登一些与当地官方观点不一样的、针砭时弊的文章。当时的社长是以求实敬业精神著称的老记者胡里奥·谢雷尔。

1971年6月，谢雷尔来华访问，新华社接待了他。访华前，他曾经访问了智利并采访了阿连德总统。他在北京写出几篇通讯后，几次提出要采访周总理，但由于当时周总理公务繁忙，外交部未能做出安排。于是，他做出了一件我国接待外国记者工作中史无前例的事：绝食！周总理知道这一情况后，只好在百忙之中接受了他的采访。

采访中，谢雷尔问周总理：阿连德选择了选举的方式当上了智利总统，中国是如何看待通过选举方式夺取政权，从而带领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

周总理说：选举是暂时的，是过渡的。因为选举本身不能巩固政权，所有政府必须依靠自己的武装，或者是民主的武装，或者是无产阶级武装，这才能保证政府掌权。周总理进一步指出：阿连德总统的政权是个民主政权，但对我们来说，根据我们的看法，一个民主政权要巩固，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周恩来高屋建瓴地说，我得提醒你注意另一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一小部分军人接受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如果不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话，还有出乱子的可能，这个乱子就是军事政变。

采访结束以后，外交部新闻司和新华社几位同志把谈话整理出来，并翻译成西班牙语。同时，谢雷尔本人也连夜整理出谈话记录，并由中方翻译成中文稿。两稿同时呈报周总理，最后总理决定采用谢雷尔整理出来的稿件。

《至上报》称周总理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非凡人物”

1971年9月5日，《至上报》全文发表了周总理与谢雷尔的谈话记录稿。根据拉美各大报纸之间的协作机制，其他拉美国家的一些影响较大的报纸也同时发表了这篇谈话。9月7日，智利较著名的报纸《信使报》也刊登了谈话全文。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至上报》紧接着在9月6日就在该报的社论版发表了长篇评论，批驳周总理谈话中的观点。

评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果断、明确和反常地表示，他坚信只有通过武装暴力才能取得政权。选举和议会道路至多能取得政府，但是不能取得政权。”评论称：“他承认古巴道路更有效，他甚至提出在这个南方国家（即智利）存在军事政变的可能。”评论强调：“我们必须重申我们的信念同周恩来的思想相反。武装暴力作为革命的道路，抹杀了人成为完美无缺的人的可能性。”“在选举和枪杆子两者之中，我们选择选举。……我们以人民的支持反对周恩来主张的武装支持。”评论甚至还夹杂着一些比较尖刻的词句。我觉得，这表明拉美国家民众对周总理的分析和判断基本上是不予置信的。

阿连德执政后，周总理一直很关心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密切关注智利国内局势的发展。他先后与访华的智利社会党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和智利外长阿尔梅达进行长谈，诚恳地提出了许多建议。他还在1973年2月3日写信，请智利外长带给阿连德。他在信中就智利如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克服困难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并指出要“做好两手准备，争取好的，准备坏”。阿连德总统见信后，非常重视，指示把周总理的信和他的回信在智利报纸上全文发表。

1973年3月，我到新华社墨西哥分社工作。当年9月11日，突然传来消息：智利发生军事政变！消息震动了整个墨西哥。我从电视台直播的镜头中看到：智利发动政变部队肆无忌惮地对人群扫射，坦克猛攻阿连德坚守的总统府莫内达宫。随即，阿连德向智利全国民众发表电视讲话，他说：“我宣布决心用一切手段进行抵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不久，政变部队进占总统府，并宣布：阿连德总统已经死亡。

智利政治局势的发展印证了周总理之前对智利形势高度准确的预见。

我后来了解到，由于阿连德政府采取过激的改革措施，智利国内经济状况恶化，但在1973年的议会选举中，人民团结阵线获得的选票不但未减，反而增加了不少。国内外敌对势力看到以和平手段推翻阿连德政府已不可能，在此情况下，美国策动以智利陆军司令皮诺切特为首的军队发动了军事政变。政变时，皮诺切特还给阿连德打电话，劝其投降。阿连德严词拒绝：“我不同叛徒谈判！”接着，智利海军司令劝阿连德投降，阿连德回答：“我不投降！这是给像你一样的胆小鬼的回答！”阿连德女儿伊莎贝尔9月13日在墨西哥驻智利大使馆对记者证实，政变时，她赶到了总统府。当叛军攻入总统府时，阿连德要求在场的所有人离开，以保存生命。“而他自己不愿落入武装部队手中，我认为他宁可自杀，因为他不愿把自己交给叛徒。”政变后，几年前我们参加阿连德总统就职仪式时聆听其发表演说的国家体育场，成了关押数千名“政治犯”的场所。

9月14日，周总理发电报给阿连德夫人及其家属，说：遥悉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至深悲愤！电报中说：伟大的阿连德总统生前为了智利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以及促进中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他的高尚愿望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墨西哥政府立即决定接受在墨西哥驻智利大使馆的阿连德夫人奥顿西亚·布西等人的政治避难，并派专机接他们到墨西哥。9月20日，谢雷尔派《至上报》记者采访了阿连德的夫人布西，请她谈谈对阿连德执政这几年的看法。布西说：“萨尔瓦多起初是乐观的。”她说：“我想起那些始终表示坚决支持总统的妇女，她们要求说，给我们武器！现在从事实中看到，人民是对的。”“事实证明，靠选票或选举是不够的，除在选举中取胜之外，还必须武装人民，或拥有一支为自己服务的军队。”她还说：“为此，就应该有一支与我们现在的军队完全不同的军队。虽然确定智利军队一直是维护法制，从不参与政治，但由于阶级成分决定，它终究是一支为统治阶级效劳的军队。”“在智利，司法也是有阶级性的。”谢雷尔决定第二天就在《至上报》发表这篇谈话。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至上报》立即发表社论，称他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非凡人物”。

智利政变已经过去40多年，但在当今世界上，人们还是难忘这段历史。2011年5月20日，智利的《第三版时报》发表了题为《唯一的见证者回忆萨尔瓦多·阿连德最后的时刻》的通讯。同年7月9日，西班牙的《世界报》报道了智利法医部门公布的阿连德的开棺验尸报告内容。由智利国内外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对阿连德的遗骸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分析，最终呈递给法官长达500页的报告称，阿连德死于自杀。阿连德女儿伊莎贝尔在看到这份报告之后，发表谈话说：“这一结论就是阿连德家属一致持有的观点。在1973年的政变中，面对极端局面，阿连德总统选择了宁愿自杀，也不愿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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