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汉奸网站天则被查封消息的真假不重要，民心的向背才重要。天则经济研究所网站进不去，甚至连百度上的引擎都消失了，有消息称茅于轼里通外国遭通缉，网上一片叫好，民心大快。卖国贼不得人心，极端孤立，昭然于世。正所谓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痛斥卖国贼，这个奔涌的潮流是国家的希望，人民的希望，民族的希望。

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受“天则经济研究所”操纵

佐利克这次来华的一大贡献，就是帮助中国老百姓看清了当代中国带路党的大本营在哪里。

名义上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与世界银行搞“联合研究”，实际上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与世界银行搞“联合研究”——人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人、数据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数据、理论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理论，结论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结论——

1、人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人

名义上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与世界银行搞“联合研究，然而仔细一查，不对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里净是从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拿钱的人——比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虽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却同时又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会的理事。（“理事”屈尊当“研究员”，当代版的“潜伏”。）不仅如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里的大员们光被“天则经济研究所”明文公布于众的“特约研究员”就有6个：刘世锦、巴曙松、张永生、卢迈、陈剑波、刘守英（见附录）。

其中刘世锦不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而且是“联合研究”的中方从头管到尾的实际具体负责人。除了公开的，还有潜伏的着不肯露面的，比如参与“联合研究”的“工作人员”吴庆，明里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暗地里却同时属于“天则经济研究所”。可惜宁夏卫视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在安排杜建国与吴庆辩论时不小心说走了嘴露了馅：“你刚才提了天则所，我特别要提醒你一下，吴老师也恰恰是天则所的”。

参与“中国2030”这一“联合研究”的中方“专家”“学者”究竟有多少从“天则经济研究所”拿钱？不知道，只知道光一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已经至少有8人已被证明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人（吴敬琏、刘世锦、巴曙松、张永生、卢迈、陈剑波、刘守英、吴庆）——连“联合研究”的中方主管领导刘世锦都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人，何况诸如吴庆之类“工作人员”和来自其他部门身兼“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的各路“专家”、“学者”？

2、数据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数据

主持助理：根据天则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呢，从01年到08年全国国企的利润总和是4、9万亿，但是他们获得的税收和信贷资源诸等各方面的补帖是6万亿，这样算起来他们真实的净资产收益是负的百分之6、2……（见宁夏卫视第一财经频道安排的杜建国与吴庆的辩论(注：杜建国立刻反驳：“这个天则所它就不具有权威性”、“他说这些补帖高达多少万亿元这些东西，我们到时候都可以看，我认为，一个政府他不会愚到这种地步，我养着你这企业干嘛，你不赚钱，我还给你掏钱？政府养着这些企业是让他自已解决财政困难的，我要你干嘛，你不赚钱，我傻了吗，这政府这领导人？这政府这领导人能愚到这种地步呀？”吴庆马上岔开了话题：“国有企业很容易的得到资金上的支持，有很多学者都提到的事情。”——就这样偷偷把争论焦点从“天则所的数据不具有权威性”变成了“国企容易得到资金支持”。）

3、理论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理论

——有关公用事业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论研究，借鉴国外成熟理论与经验

——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公共事业民营化培训教材的编写

——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基本情况与案例

——公用事业的产业研究：供水，供气，电力，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收费公路，收费桥梁，水资源，园林

——景观，职业教育，城市公共卫生和社区医疗体系，新城开发，城市公交，环境保护等等；

——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政策研究，包括对目前各地区政策的收集；

——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招标程序研究；

——公用事业的定价研究；

——公共事业普遍服务机制的研究

——公用事业民营化后的管制框架……

4、结论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结论

“国企做得好是个别现象，做不好是普遍现象，所以国有企业必须私有化。”

——国有企业不赚钱是“没效率”，赚钱是“垄断”，死活都有罪。因此必须私有化、消灭国有企业、出卖国有企业。

人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人、数据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数据、理论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理论，结论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结论——代表中方参加“联合研究”的究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是“天则经济研究所”？

二、“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外国基金会操纵

然而“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个被外国垄断资本包养、经费来自外国、理论来自外国、只代表外国利益不代表中国利益的汉奸机构——

1、经费来自外国

虽然“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中文网页上只字不提自己的财政来源，但在英文网页上却露了底：

Unirule does not receivefinancial assistance from any government entities， and instead， isdependent upon social donations and provisional grants for projects fromi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abroad. Projects include research proposals entrustedto Unirule， training programs， and other services provided.（天则所不从任何政府部门获得财政支援，全靠来自中外社会机构的捐款和项目经费。项目包括委托天则所的研究、培训及天则所的其他服务。）

注意：这段文字不过是表面上的冠冕堂皇。实际情况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全靠外国人给钱——茅于轼说得明白极了：“我根本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我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政府的钱，我们很难拿到。有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的，靠这个根本活不了。”

知道了这些，再看看“天则经济研究所”英文网页上的如下介绍，就不难明白它的真正主人究竟是谁了：

（http://***.unirule.org.cn/Html/About/index.html） Inaddition, Unirule has, in recent years, built up various types of cooperativerelationships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private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Center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s (CIPE), the Ford Foundation, Alton JonesFoundation, US-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s(IIE), and others, as well as with international public institutions, such asthe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Unirule also maintains relationships with manyforeign embassies in Beijing, such as embassies from America, Australia,Canada, Germany, India, Israel, Japan, New Zealand, Russia, and Singapore.

（此外，天则经济研究所在最近的几年中已经与许多国际私人机构建立起了各种合作关系，如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会、美中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等组织等；

与此同时还与许多国际组织建立了各种合作关系，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

天则所同时与许多在北京的外国大使馆保持着关系，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兰、俄国和新加坡。）

这一事实说明，任何人从“天则经济研究所”拿钱=从外国基金会拿钱

2、理论来自外国

茅于轼：“我们的经济改革靠什么？靠的是西方理论

3、只代表外国利益不代表中国利益：

⑴“百度百科”对“天则经济研究所”介绍如下：

“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⑵茅于轼言论展

茅于轼一贯毫不演示、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鼓吹卖国有理、当汉奸有理、贪污腐化有理：

——“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的错误”、“这篇文章的目的恰恰就是要把这颠倒了几千年的道理恢复正常”。

——“中日东海问题应交企业家谈判”。

——“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

——“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

——“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

——“我感觉大家为钓鱼岛动感情，并不是出于资源的考虑，还是出于主权的考虑。如果是为了资源，根本用不着斗争，坐下来谈判，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也可以拿它竞价拍卖，出钱多的一方获得开采权。所出的钱成为放弃一方的补偿。”

——“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中印战争为了几万平方公里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口的一片荒地而战，有什么价值？为了这样一块土地而战，值得吗？对我们每个百姓有什么影响呢？值得为之牺牲生命吗？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国家管理好，而去争夺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荒地呢？”

——“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这些例子尖锐地显示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可惜的是经常有人喊：誓死保卫钓鱼岛，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它。可是那儿连一个居民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那么不值钱，简单说，就是因为受了政治家的蒙骗。牺牲自己为人民的利益是对的，可是牺牲自己为国家就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有必要。”

——“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的百姓。爱人民（中国的和外国的），这才是极终真理。”“老百姓都希望太平安宁，绝不会无事生非。即使有个别人喜欢闹事，也绝不会闹到国家的规模，花掉那么多钱，牺牲那么多人。之所以地球上有那么多纠纷，主要是政治家们的‘功劳’。”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要重新评价汪精卫。文章我没有看到。对汪精卫我也没有任何研究，但是引起我的思考。”“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在败局已定的条件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投降之后就不可以继续坚持原来的敌对立场，让对方有可能按照中立民众的条件来处理俘虏的生活。如果继续按照敌对的关系作斗争，对方就不可能给俘虏以和平的对待。敌对斗争就会继续到俘虏营里，也就没有什么和平可言了。” 注：南京大屠杀呢？）

——“在战争中牺牲的日本军队和百姓都是无辜的，他们对战争是没有责任的。他们的战死是因为上了战争罪犯的当，而且大多数是被迫送死的。我们要纪念战胜国的阵亡将士，同样应该纪念战败国的阵亡将士。”（注：让中国人年年纪念侵华日军的“阵亡将士”？）

——“抵制日货是很愚蠢的办法”、“不赞成抵制日货，政治应远离市场”、“抵制日货是用损害自己的方法去损害别人，这和身上绑了炸弹去炸敌人，虽然程度上不同，性质是差不多的。”

——“不要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中美合作带头均衡裁军，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轻轻放过了。所以我不希望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

——“18亿亩红线的数目完全是拍脑袋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经得起检验的研究，这条红线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极不利于加速农民进城和解决三农问题。”“完全没有必要，17亿亩没有必要，10亿亩也没有必要，任何红线都没有必要”。

——“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五千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五千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财富生产才是最大的事。”

⑶茅于轼蔑视中国法律

茅于轼根本就不把中国法律放在眼里，公然把自己置于中国法律之上，公然不承认中国法律管得了他，公然藐视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犯法的事情，我也仍然在干”“我相信不是我错了，是法律错了”、“小额贷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这是要坐牢的。人民银行给我来信，让我停止，提醒我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宪法都改了几回了，法律为什么不能改？我不怕，大风大浪我也经过了，再说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

——“我就敢于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认为它利人利自己就行。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规矩，我们的宪法都改了很多回，还有哪条东西不能改啊。人家为我担心，说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还是你改法律？”

——“吴英非法集资罪名不成立、我就做了好多年”、“非法集资这个罪名是彻底不成立的，我本人就是一个非法集资的人，我是向公众吸收存款的，这是最典型的犯法，我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在这个情况下你能把我抓起来吗？”“做生意是有赚有赔的，谁能保证永远不赔呢，赔了就是非法了？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的复杂性，找不出十全十美的界限来定义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既然如此法律就应该暂时不实行”、“这个时代法律是可恶到极点，我觉得通过这个会把这条要废除掉”

注：“法律精英”们不是一贯开口闭口“严格依法办事”、“程序正义”吗？不是“任何人不能超越法律”吗？照此逻辑，即便法律不合理，在没废除前也必须遵守，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更改或废除。也就是说，“非法集资罪”不管合理不合理，在没有废除前仍然是法，仍然有效，仍然必须执行，不得自行废除。“法律精英”如陈有西之类整天对谁谁违反了法律的什么什么规定、没在多少多少天做到什么什么事斤斤计较，似乎绝对照章办事、严格按法律条文办事，为什么对茅于轼的非法集资装聋做哑，视而不见？这时候怎么就不“严格依法办事”、“程序正义”了？“严格依法办事”碰到杨佳、马家爵这样的才“严格”，碰到药家鑫、李昌奎、刘涌、吴英这样的就“例外”，碰到茅于轼这样的就彻底成了缩头乌龟——什么“为了法制、为了我们心中那一份理想”，什么“严格依法办事”、“程序正义”，全是假的，全是作戏。

⑷带路行径

肆无忌惮为外国势力侵略中国、征服中国、统治中国“政治带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庆承认，中国私有化改革一开始世界银行就介入了，换句话说一开始美国就介入了，“中国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开放的时候，我也请了世界上这些著名的人物，来给我们提建议，提方案，给我们支招，那么在当时这个世界银行就帮助我们请了不少的国际级的这个大人物来帮我们。”

这就是说今天改革造成中国社会的种种恶果——国有企业大改制、大破产、大下岗、国有资产大流失、老百姓看不病、养不起老、上不起学、有毒有害食品泛滥成灾、房地产投机、道德败坏……全跟世界银行出的点子有关，全是美国人早就设计好了的。

如今美国想做而不敢直接说出来的是什么？我看上你们的铁路了，公路了，银行了，电站了，钢铁厂了，电话电信了，兵工厂了，高精尖骨干企业了……总之你们所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了。我看上了，要拿过来；拿还不算，还得近乎白拿——你们得卖给我，而且还只能收破烂价。

美国想做而不敢直接说的话，“天则经济研究所”操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搞的“世界银行联合研究报告”全说了出来：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破烂、毒药、扫帚星，只会使中国陷入“无预警危机”，必须作价处理得越快越好。

中国“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士”谁赞成这个结论，有奖；谁反对这个结论，受罚——“天则经济研究所”操纵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差事是不择一切手段找出种种借口来，是真是假不要紧，要紧的是用这些借口使美国人需要的结论变成中国的国策获得通过——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理论那理论，能让国有企业廉价卖掉就是好理论。

“天则经济研究所”操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通过“联合研究”出色地引导美国人摸清了中国政府内部运做的规律，掌握了把美国的需要变成中国的国策的诀窍——“如何使本报告对中国领导层更有利用价值。”对此佐利克大加赞赏，一再用表示“指导、引导、导引、向导、带领、带路”的guide这个词表彰他们带路有功，简直公开直接称他们为“带路党”了：

——“肯定张玉台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玉台）对这一研究的发起和指导作用（关键词：发起和指导starting and guiding）”

——“感激在联合研究项目中领导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小组的刘世锦副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对这一项目的领导贯穿始终，堪称模范（关键词：他对这一项目的领导贯穿始终，堪称模范His leadership throughout this project has been exemplary）

——“李伟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如何使本报告对中国领导层更有利用价值提供了特殊的重要引导作用（关键词：特殊重要的指导作用especially important guidance）”

顺便说一句：“天则经济研究所”把“天则”译为Unirule本身就别有用心。按“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解释，Unirule表示 Uni+rule，Uni解释为universal，意为“普遍的”，rule意为“规则”。然而这是牵强附会。英汉词典对Uni这个前缀的注解是： [构词成分]，表示“一”、“单”，并没有“普遍”的意思。实际上Uni在英文中真正普遍的含义是Bring together，即“把……合到一起”、“使……变成一体”，由此派生的词都有“合到一块”的含义，比如“联合”Unit、“工会”Union、“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Works of all over countries, unit！“联合国”United Nation等等。而rule不仅有“规则”的意思，更有“统治”的意思。这就是说，Unirule表达给外国人的实际意思是“联合统治”、“共同统治”——谁跟谁“联合统治”、“共同统治”？不言而喻，是“天则经济研究所”要跟外国主子“联合统治”、“共同统治”中国老百姓。这不正是“带路党”的“最高理想”吗？可见“天则经济研究所”把自己的英文名称取为Unirule这一行为本身就体现了只代表外国利益不代表中国利益、为外国势力统治中国当带路党、勾结外国势力奴役中国老百姓的险恶决心。

三、“天则经济研究所”是当代中国带路党的大本营神通广大的天则

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布的资料，已经与这个“民办私人机构”建立起了正式的“密切合作关系”的国内外机构有：

——中国的官方部门，包括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等；

——中国的官方媒体，包括新华通讯社、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证券报等；

——外国的基金会，包括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会、美中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等；

——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

——驻北京的外国大使馆，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兰、俄国和新加坡等国等。

——国内外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以及欧美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等。

什么“私人机构”能如此神通广大，同时与国内外建立这么要害部门要害机构建立起这么多这么正式的“密切合作关系”？别的不说，谁见过允许中国官方部门与“私人机构”建立正式的“密切合作关系”的规定？换了你自己，以私人资格去找几个政府要害部门建立个“密切合作关系”做得到吗？

不是政党的政党

同时与国内外官方民间这么多机构建立并维持如此庞大复杂的“密切合作”关系网——这决不是任何私人或私人机构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般的政党所能做到的

——普通政党能同时跟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这些机构建立起“密切合作关系”吗？能整天跟外国大使馆关系密切吗？这已经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准政权机构才有条件做到的事了。

真正的解释只有一个：这个“天则经济研究所”说是“民办私人研究所”，实际不但已经成了一个不叫政党的政党，而且成了一个中国法律事实上不敢管、“能做不能说”地享有着“治外法权”的国中之国、独立王国。

结论

它一头通向外国基金会、外国组织、外国大使馆，一头分别通向中国上层建筑一切要害部门，天罗地网密密麻麻，上通下达，四通八达，

来自外国的指令通过它这个“中转站”和“放大器”，转变成各种形式的讨价还价，再变成“政策交易”，又摇身一变为“中国包装”的“政策决策”、“学术研究”和“舆论呼声”，最终转化为“中国内政”。

既然“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经费来自外国基金会，那么从“天则经济研究所”拿钱=从外国基金会拿钱。既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市场经济”，那么外国基金会的钱决不白给，一切都是交易。

既然“有来无往不成买卖”，那么通过“天则经济研究所”拿了外国基金会的钱就必须有回报。如何回报？制造外国基金会需要的“学术研究成果”、“舆论导向”、“政治决策”——你给我钱，我给你政策，“合法”卖国。

结论：拿“天则经济研究所”的钱=拿外国基金会的钱=与外国基金会做交易=卖国

这才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真正功能——外国基金会控制中国中国政界、学界、舆论界的“包工头”、“联络站”、“培训班”+“政策交易所”——外国基金会直接向中国官员、“专家”、“学者”、“精英”塞钱太露骨，风险太大，通过这个“天则经济研究所”，拿同样的钱以“研究经费”、“咨询费”、“服务费”名义去行贿就名正言顺了。

（注：整天拼命喊“政治改革”的“普世精英”们喊了几十年都没有“国际接轨”地改革出“外国利益代理人登记管理法”和“禁止公职人员以任何形式收取任何外国机构的任何钱财”之类最起码的法律，就是为了使自己可以“曲线受贿”——以“研究经费”、“咨询费”、“服务费”之类形式通过“天则经济研究所”这类“政策包工头”大摇大摆冠冕堂皇地从外国基金会拿贿赂。）

“天则经济研究所”使中国老百姓弄不清：如今中国政府究竟是根据中国人提供的根据在决策，还是根据美国人通过“天则经济研究所”塞过来的根据在决策？是根据中国的利益在决策，还是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伪装成中国利益的美国利益在决策？

归根到底中国政府究竟是中国人在管理，还是美国人在管理——通过“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转包”在管理？

究竟是谁在真正决定中国政府的大政方针：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中国的国策是不是可以买卖的？

——象通过“股票交易所”买卖股票那样通过“天则经济研究所”这样的“政策交易所”买卖政策？

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如此发展下去，统治中国的究竟是中国人的政府，还通过“天则经济研究所”这类中国人实施Unirule（联合统治）的美国人的政府？

事实证明：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是当代中国带路党的大本营。茅于轼的“天则所”=“天厕所”=“茅厕所”

附录：

一、天则经济研究所组织机构

理事长：茅于轼

常务理事：茅于轼、张曙光、盛洪

理事：吴敬琏、曹远征、邓正来、樊纲、张曙光、卢跃刚、茅于轼、盛洪、史晋川、唐寿宁、吴滨、汪丁丁、王永峰、周其仁

所长：盛洪

副所长：高岩

副所长：冯兴元

公用事业研究中心主任：盛洪（兼）

学术部主任：余大章

国际交流与合作部主任：赵旭

中评网执行主编：陈威威

二、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

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姚中秋

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武，樊纲，冯兴元，李实，茅于轼，盛洪，唐寿宁，汪丁丁，姚中秋，张曙光，赵农，周业安

学术委员会主任：余大章

主任助理：宋厚泽

三、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

 

1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世行“2030中国”联合研究的中方常务负责人）

2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3 张永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4 卢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基金会

5 陈剑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

6 刘守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

7 江小娟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

8 张燕生 发改委宏观院外经所

9 银温泉 发改委体改研究所

10 刘力群 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11 杜鹰 国家发改委

12 常修泽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经济研究所

13 孔泾源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

14 王小强 国家发改委体改研究所

15 牟广丰 国家环保局

16 王大用 国家开发银行（已辞世）

17 郑京平 国家统计局

18 张德霖 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

19 周放生 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企业改革局

20 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

21 万中心 海关总署政研室

22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3 管益忻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

24 谢平 中国国家投资公司

25 石小敏 中国经济体改研究会

26 胡鞍钢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

27 易纲 中国人民银行

28 王宇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

29 陈绍充 成都市发改委副主任

30 马建堂 甘肃省政府

31 宋洪远 农业部农研中心

32 陈宗胜 天津市市政府

33 周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34 余晖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

35 张承耀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

36 程炼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37 李扬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38 王国刚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39 韩朝华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40 唐寿宁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41 王利民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42 杨春学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43 张平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44 张曙光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45 赵农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46 赵人伟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47 朱玲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48 冯兴元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

49 蔡昉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

50 黄平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51 李培林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52 李银河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53 何帆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54 李向阳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55 王逸舟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56 余永定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57 贺菊煌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所

58 郑易生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

59 汪晖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60 张宇燕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

61 徐友渔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62 王焱 中国社科院政治所

63 高西庆 中国投资公司

64 曹远征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65 刘东 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

66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

67 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

68 朱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

69 马捷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70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71 周春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72 李绍荣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73 吴有昌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74 刘世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75 张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76 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77 王铭铭 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

78 陈来 北京大学哲学系

79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

80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

81 吴国盛 北京大学哲学系

82 陈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83 海闻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84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85 卢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86 平新乔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87 宋国青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88 汪丁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89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90 张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91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92 赵耀辉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

93 茅于轼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94 江山 清华大学法学院

95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

96 赵晓力 清华大学法学院

97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98 魏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99 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100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101 何光沪 人民大学宗教系

102 盛洪 天则经济所

103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

104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教育研究所

105 张祥平 北京农学院园艺系

106 严旭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07 贺力平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

108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

109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110 杨晓维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111 李晓西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研究所

112 王国乡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

113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114 张旭昆 杭州商学院

115 崔殿超 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

116 陈嘉映 华东师范大学

117 邓正来 吉林大学哲学系

118 许向阳 南京林业大学

119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所

120 陈学彬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系

121 华民 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学研究所

122 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123 许纪霖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124 方星海 上海证券交易所

125 赵英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126 邹蓝 深圳《商报》社

127 陈明 首都师范大学

128 邹恒甫 武汉大学

129 蒋庆 阳明精舍

130 姚先国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31 陈志俊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132 金祥荣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133 罗卫东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134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135 杨如彦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136 李军林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37 李义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38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39 周业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40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141 梁治平 中国文化研究所

142 刘军宁 中国文化研究所

143 方流芳 中国政法大学

144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145 丁利 中山大学法学院

146 王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社会学系

147 柯荣住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

148 黎鸣 自由撰稿人

149 郑戈 多伦多大学法学院

150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151 张春霖 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

152 陈德升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

153 吴琼恩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

154 干学平 台湾清华大学

155 黄春兴 台湾清华大学

156 王建国 新加坡国立大学

157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

四、另：“天则经济研究所”人员：

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