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被《我的祖国》瞬间碾压的背后

吴  斌

一、细看龙应台讲座：龙应台是怎样被《我的祖国》瞬间碾压的

台湾前“文化部长”龙应台2016年7月10日在香港大学李兆基会议中心大会堂做了一场反共演讲，主题是“一首歌，一个时代”。

视频地址：

https://v.qq.com/x/cover/j47kgc2lmvz514g/g0356idgh0w.html

龙应台首先所重点介绍和播放的，是1958年的《绿岛小夜曲》。

这首歌从歌词看，完全是一个爱情歌曲，然而，龙应台却不是这么看的。她认为，绿岛是五十年代以来台湾关押思想犯的地方，所以这是一首绵里藏针的政治抗议歌曲，只是包装成爱情歌曲而已：

当然，龙应台自己也提出，其作者的女儿2011年明确指出这是她爸爸写给她妈妈的一首爱情歌曲，但是龙应台还是强行地、武断地认为，因为有“绿岛”两个字，它就不仅仅是情歌，而是一首政治抗议歌曲，它代表着自由民主普世价值对国民党政治专制的抗议：

龙应台第二首重点的歌曲，是冷战时代台湾人的启蒙歌曲《反共复国歌》：“打倒俄寇反共产，反共产！消灭朱毛杀汉奸，杀汉奸！收复大陆，解救同胞”。

http://weibo.com/p/23044451e3371838a047ea47e9eddd1aaa6879

面对如此粗鄙、低劣毫无人性和任何美感和艺术性的，以“杀”“反”“消灭”为核心价值的台湾官方“爱国”洗脑歌曲，台下的听众当然是一片自然而然的嘲笑：

当然，对于龙应台自身的这首启蒙歌曲，龙应台却极力美化，她像巫婆一样对台下年前听众进行洗脑：“其实蛮好听的，对不对？”

笑得太勉强！！

一个“其实”，说明台下听众并不觉得好听，所以龙应台强行给他们洗脑，说“其实蛮好听”，并加上一个“对不对”来刻意引导。这些诱导性语言说明龙应台自己也很不自信。

随后，龙应台介绍当时台湾公共场合唱的是《反共复国歌》之类被龙应台美化为旋律很好听东西，而在个人场合和私人空间，唱的是《五月的风》、《凤凰于飞》、《蔷薇处处开》等等，然而这些传唱于台湾五、六、七年代的歌曲，在做的大学生竟然都不知道：

对此，龙应台不得不感叹道：“历史的断层很严重”，并要求台下在做的大学校长们努力一下：

随后，龙应台介绍当时台湾人所唱的这些歌曲中，十之七八都是陈歌辛所写的，随后她重点介绍了陈歌辛，放了陈歌辛的歌曲《五月的风》，并重点介绍了陈歌辛在大陆的悲惨结局：

其中，在谈到陈歌辛饿死在荒野的时候，龙应台是咬牙切齿地说的“饿死”这两个字，龙应台的招数和她重点介绍的《反共复国歌》一样，她在赤裸裸的煽动台下观众对共产党的反共情绪。

龙应台强调，陈歌辛的“好歌”如《五月的风》她原以为是爱情歌曲，但是她刚发现这首歌唱了“人海的沧桑”“人间的兴亡”，所以她之前的理解错了，这些歌“是历史的见证者”、“是集体情绪最忠实的记录者”，“歌是有脚的，它其实跟历史一样，有自己的脚，然后它走自己的路”。

随后，龙应台问台下的大学校长们，你们的启蒙歌曲是哪一首。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说，他的启蒙歌曲是《我的祖国》。龙应台很尴尬，放声嘲笑的同时并让大家唱一唱：

出乎龙应台的预料的是，同样是冷战时代传唱的歌曲，现场的年轻的学生们不知道《五月的风》，不知道《凤凰于飞》，但是却会唱《我的祖国》。当观众开始唱“一条大河波浪宽”时，龙应台还在放肆地嘲笑这些人：

但是，随后很多更多的在学生高声齐唱这首歌，当唱到“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的时候，原来摆出一副不屑和嘲笑姿态的龙应台，也被这首歌的优美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打动了：

毫无疑问，讲座结尾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和大学生们送给龙应台的这个大“彩蛋”，彻底碾压了龙应台。虽然龙应台重点放了《绿岛小夜曲》，重点放了《反共复国歌》和陈歌辛的《五月的风》，但是现场观众临时清唱的《我的祖国》，彻底碾压前面这三首歌。对比优美的《我的祖国》，台湾的《反共复国歌》何等阿格里ugly！！！

最后，龙应台不得不让大家对《我的祖国》这首歌热烈鼓掌，并情不自禁又无可奈何地在观众热烈鼓掌声中，说了声“多好呀”，然后她的演讲主体部分就收场了！

龙应台的整个演讲逻辑是这样的，一开始将爱情歌曲《绿岛小夜曲》政治化为宣传普世价值的歌曲，用西方文明和美国文明碾压国民党，然后用她所谓旋律非常好（其实这个歌无论歌词还是旋律都是非常恶心的东西，是蒋家王朝无耻地强暴全体台湾人民的生动体现）的《反共复国歌》召唤反共潜意识，然后用《五月的风》及其作者陈歌辛的“悲惨”遭遇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即试图用国民党的逻辑和文化来碾压共产党。最终的结果，却是龙应台及龙应台的整个讲座，在浸会大学副校长周伟立及现场学生们《我的祖国》的优美歌声和动人的爱国情感中被瞬间碾压了。

所以，龙应台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尴尬的问题，而是被彻底碾压了。因为《我的祖国》这首歌的艺术性和美感，比起什么《反共复国歌》、《绿岛小夜曲》、《五月的风》来，简直是人兽之别！

龙应台女士，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你去听听大陆的《我的祖国》和台湾同时期的《反共复国歌》，就知道了。

龙应台说，好歌，“是历史的见证者”、“是集体情绪最忠实的记录者”，“歌是有脚的，它其实跟历史一样，有自己的脚，然后它走自己的路”，他本来是用来形容《绿岛小夜曲》及陈歌辛《五月的风》这类刻意被她贴上政治标签的歌曲的，证明这些歌得到了人们自发的喜爱，代表了人们的感情，但是现场的事实证明，这些话语用来形容大陆的红歌《我的祖国》，却是最贴切的。

就这样，满脑子反共意识形态的龙应台，就这样在不轻易间被大陆的一首《我的祖国》瞬间碾压了，龙应台利用所谓歌声反共的整个逻辑，都瞬间土崩瓦解。

龙应台的讲座视频节录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转发和刷屏后，龙应台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特地在《南方周末》发文《大河就是大河》：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1621

龙应台在结尾处强调，观众高唱《我的祖国》让她惊讶，但她强调，“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并不代表人们认同共产党的价值观：

【让我惊讶的是，原以为大陆人之间会有代沟——也许年轻人不太会唱，但是发现年轻人一样纯熟地唱；原以为港人可能不太会，发现港人能唱的也很多。

一首歌，在不同的时空里，撞见不同的记忆，就产生不同的情愫和意义。在港大大堂里一千人坐在一起唱歌的那几分钟，在当下的情境里，唱的就是大河波浪，咏的就是稻花白帆，歌所带出来的个人记忆当然不同，可能是往日初恋，可能是家国情怀，可能是某种不堪回首，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那简单美丽的旋律;那是非常纯净的几分钟。

歌的意义会转换，歌的温柔力道强于刀剑，正好是我整个演讲的核心。

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

然而，即便是在《南方周末》自己的网站上，最多的评论仍然是这样的：【绿岛不是绿岛，大河就是大河，无耻文人的双标玩得很溜呀】。

的确，《绿岛小夜曲》明明是爱情歌曲，却被龙应台绞尽脑汁地政治化，《我的祖国》明明是爱国红色歌曲，因为得到大众的喜爱却被龙应台刻意去政治化。陈歌辛的《五月的风》本也是爱情歌曲，但是她却强调这首歌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是集体情绪最忠实的记录者”，但到《我的祖国》身上，就不是历史见证者和集体情绪的忠实记录者了。哪些歌是，哪些歌不是，龙应台要做刻意的精心选择，虽然《五月的风》的流行程度和艺术成就完全无法和《我的祖国》相比！！！

龙应台大肆宣传低劣的脑残歌曲《反共复国歌》，称其旋律很好听，却对国民党台湾时期的白色恐怖和反共大屠杀只字不提，却着重介绍陈歌辛，故意掩盖陈歌辛的汉奸经历，用陈歌辛的在大陆三年自然灾害中的死来攻击共产党，其用国民党反共产党又用美国普世价值来反国民党的反共意识形态，如此明显。龙应台所谓的去政治化，只是要去掉共产党的政治，大搞国民党和普世价值的政治而已！！

二、龙应台的低智：用汉奸陈歌辛的遭遇来反共

龙应台的低智和低劣，还体现在用陈歌辛来反共这一点。她在讲座中，反复强调陈歌辛在大陆的悲惨遭遇，但是对陈歌辛的历史进行任意的剪裁。百度百科中对陈歌辛是这样介绍的：

【陈歌辛，原名陈昌寿，出生于江苏南汇(今上海南汇)，著名作曲家，人称“歌仙”。其祖父为印度人，祖母是杭州人。陈歌辛毕业于格致中学，曾短暂跟随德籍犹太音乐家弗兰克尔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及声乐、钢琴、作曲、指挥。其后在上海一些中学教授音乐，并创作歌曲。代表作《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恭喜恭喜》、《夜上海》等名曲，由周璇等演唱出名，在上海风靡一时。为日寇作《神鹫曲》。

1941年，陈歌辛被日本占领当局逮捕，关入著名的极斯菲尔路76号酷刑折磨三个月后放出。之后，陈写出了代表作《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恭喜恭喜》、《夜上海》等名曲，由周璇等演唱出名，在上海风靡一时。

1946年，陈歌辛和妻子金娇丽一起前往香港投奔夏衍，同年，他创作了《夜上海》。

1949年上海刚解放，陈歌辛托人将年仅14岁的儿子陈钢送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年陈歌辛回到上海，任昆仑电影制片厂作曲。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倒，送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因饥饿死于当地。】

其实白茅岭农场位置在安徽，但是却是上海所管辖。陈歌辛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因营养不良得病死的。在三年自然灾害那个年代，很多共产党干部都得病死了。

三十年过去了，台湾敌对势力一直想利用陈歌辛的死来反共反华，但是关于【共产党迫害陈歌辛】的罪证，他们一直也没有编出像样的东西。

就连大陆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官赵太爷的子弟兵们所办的著名反共反华杂志《炎黄春秋》在2010年第8期《音乐家陈歌辛的最后岁月》一文中也是这样说的：

【到了1961年，改造农场口粮锐减，每天一干一稀，“罪人”们在饥饿中艰难地挣扎着。在当时农场中流行一种怪病，发病前无明显症状，只觉得四肢无力，日渐消瘦，最终导致恶性贫血，临近死亡时又突然全身浮肿，浑身皮肤肿胀得发亮。此病发病率高，死亡率也高。陈歌辛先生在农场，水土不服，饮食生活不能适应，幸亏上海亲人不断接济一些食品和营养品聊以维持生命。但改造无期，天长日久，毕竟生存维艰，求生不易，一旦得病，也就在劫难逃了。……一天早上，大家都按时起床，但陈先生却睡在那里毫无动静，和他邻床的一位“同学”便走到铺前叫他起床，没见反应，便用手推他，仍无反应。一时急了，便掀开盖被，俯首一看，不对了，只见陈先生脸色惨白，停止了呼吸，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人世。那一天是1961年1月25日，一代著名音乐家陈歌辛先生，就这样撒手人寰，无声无息地走了。】

眼下大陆的网络媒体包括《南方周末》这样大批的纸媒都受海外反共势力所操纵控制，故意造谣混淆视听。

无论是龙应台还是《炎黄春秋》，虽然都想利用陈歌辛做文章，但是对陈歌辛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却似乎不敢触及，有研究者指出：

【在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我对陈歌辛的基本认识是，陈歌辛原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爱国激情的青年，曾经满腔热情地作过许多抗日宣传，揭露汉奸卖国贼丑陋嘴脸的工作，以致日本侵略者当局误以为他是共产党，1941年12月16日把他逮捕入狱。遗憾的是，出狱后的陈歌辛，由消沉到放弃原则，1943年进入汪精卫汉奸政府直属的“华影”音乐部工作后，在作品中出现了为日本侵略者唱赞歌的内容。如由他作词、日本作曲家仁木他喜雄谱曲的《苏州之夜》，八句歌词是：

“夜深人静时，长空月如钩，钩起游子乡心，归梦到苏州。白芦高长岸上，红叶遍开山头，月下洞庭泛舟，山河处处锦绣。”

另一首由陈歌辛作词、梁乐音谱曲的《姊妹进行曲》，内容是：

“我们眼中没有黑暗，山河如锦，百花争艳，姊妹们一同走出闺房，过去的别留恋，未来的正无限光明灿烂。”

这样的歌词不都是赞美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王道乐土”吗?

1994年4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披露了陈歌辛“华影”时期曾经写过一首《大东亚民族团结进行曲》。这个标题已经说明这是一首赞颂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东亚共荣圈”侵略政策的歌。陈歌辛的这些表现，自然得到了“华影”当局的赏识，他在华影越来越红，他为“华影”拍摄的影片谱曲作歌，数量上超过了“华影”音乐部负责人梁乐音。上海当时的其他作曲家——黎锦光、严工上、严个凡、严折西、李厚襄等人，很少有机会为“华影”影片谱曲作歌，基本上失去了创作的权力。大家听到的多是陈歌辛的作品，不了解历史背景的人们，记忆中也就记住了当时的著名作曲家就是陈歌辛。

2008年10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旧闻记者》的书。作者钱钢先生2005年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读了一年1945年出版的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占领者和汉奸政府所办的各类报纸。在全书收入的48篇文章中，有一篇的标题是《请原谅我隐去了他的名字》，内容是记述了1945年3月5日下午5时，在上海外滩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举行的“神鹫歌演唱会”。会议开始，由《申报》总编辑黄彬和日本舰队报导部部长松岛致词。演唱开始，第一首歌由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指挥，第二首歌即由“神鹫歌”的曲作者(也就是被钱先生隐去名字的中国著名作曲家陈歌辛)指挥。

“神鹫歌”是“神风特别攻击队”的队歌。歌词是：

神风神风兮我武维扬

百战百胜兮太平洋

美虏束手兮战力强

威加天南兮黄人之光

神鹫振翼兮每发必中

摧枯拉朽兮战血红

协力同心兮海陆空

健儿身手兮个个英雄

演奏会上，日本官员松岛说“神风精神”是中日两国的民族性。】

也就是说，陈歌辛曾经当过汉奸，1943年进入汪精卫汉奸政府直属的“华影”音乐部工作后，在作品中为日本侵略者唱赞歌，不仅创作了《大东亚民族团结进行曲》，1945年3月，为日军神风突击队军歌谱曲创作了《神鹫歌》。

陈歌辛的确是有艺术才华的。但是，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立场错了，艺术水平越高越反动！！！陈歌辛就是典型案例。

龙应台用陈歌辛在白茅岭农场的遭遇来痛诉共产党，但是让陈歌辛这样的汉奸接受改造而不是直接关进监狱或者枪毙，可能会是最好的选择了，当时的白茅岭农场是一个条件艰苦的正常社会的一部分，承担了改造劳改分子的任务，直到1995年才变成监狱：

【上世纪50年代，为了安置上海市闲散人员，一大批来自黄浦江畔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克服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在皖东南这片六万多亩荆棘丛生，狼奔豕逐的荒山野岭上，创建了一个大型国营农场——上海市白茅岭农场。当年的创业是极其艰辛的，创业者们在那样艰苦的年代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下面是创业者的几段回忆，从中可以感受到当年的建设者们是以怎样的一种精神在创业。序幕是这样拉开的1955年7月间，为安置城市游民，经中共上海市委的统一规划，在安徽省委、省人委、芜湖专区以及宣城，郎溪、广德三县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我们十几个同志来到皖南，实地进行建场筹备工作。由市委确定地处郎、广两县交界的宣、郎、广国营农场枫树岭作业区作为场址。在当年12月下旬，由市民政局派来负责抓建场工作的纪立纲、秦侠轩、黄昌德、钱明汉、徐长游、王善甫，王福坤、许连洪等干部以及十四名职工，组成筹建组，进驻枫树岭作业区。当时这里是一片荒野，到处是一人多高的茅草，既没有路，也没有住户，毒蛇猛兽经常出没，真可谓脚踏荒野，头顶青天。从1956年3月开始，市内各收容单位的人员分批来到农场，在干部的带领下，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建场战斗。农场的干部大多数是从上海调来的。从1956年4月份起，陆续从市民政局，芜湖荒草湖农场，安徽省民政厅、苏北上海农场,以及治淮大队、市公安纵队，保定航校等单位调来一批干部。农场第一任政委汤镛，场长樊玉林、吕镇中，副书记万寿康、周义山，副场长方原、纪立纲等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同志。许多干部接到调令马上出发，有些青年干部结婚才几天，接到调令就来农场。

从1957年下半年起，农场接受了劳教人员的改造工作。从1965年起，又接受了犯人的改造工作。农场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住三角棚和草房，喝的是河水，井水，点小油灯，整天在野外工作。尤其是建场第一年，遇到一场特大旱灾，连续五个月没有下雨。我们在野外劳动，想喝开水，只能捧些泥浆水烧开了喝。当时农场人员的口粮是地方调拨的，粮食都在十几里、几十里外的深山沟里，我们经常带领场员用裤子当米袋，到十几里、几十里远的山沟里去背粮。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场相当困难，干部发不出工资，每人每月只发15元伙食费，缺乏粮食，每个干部每月口粮只有20斤，家属和孩子口粮只有7到12斤。在这种情况下，总场领导都下到各分场、中队，同基层干部共渡难关，顽强地坚持工作，1959年底，农场曾划给安徽公安厅领导、干部的工资从八类地区下降到三类，这一降低，每个干部每年收入降低300到500元左右，前后长达20多年，干部群众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我们的干部虽有意见，但对工作始终是积极的。

农场干部为抢救人民生命财产而英勇奋斗的好事很多。如1963年冬天，长乐分场牛头山上突然起火，火势凶猛，总场领导立即带领数百名干部、职工奔赴火场，不少同志用自己的棉衣扑火，很多同志棉衣棉裤烧焦了，头发、眉毛烧光了，有的被烟火熏得昏倒在地，但谁都不肯下火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战，终于扑灭了大火。又如在1964年夏天，因连日暴雨引起洪水暴发，施家村河堤坝中间，冲开了一个大缺口，激流汹涌地向山下铺、管村田野里涌去，严重威胁周围数千家住户及四五万亩稻田的安危。山下铺分场立即动员所有干部、场员，冒着暴风雨赶到堤坝上。很多人不顾个人安危，跳进水里，用自己的身体堵缺口，其他人员迅速用草袋筑起新坝，经过一场激烈的奋战，缺口终于堵住了，保住了人民的利益。建场以来，农场先后有五个干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许连洪同志，1955年建场初期就来到农场，一直工作在基层，是位勤恳工作的好同志。在1960年夏天一次抢修砖窑的过程中，因砖窑塌方不幸牺牲。】

当然，陈歌辛当汉奸可能有被迫的成分，但是从其行为看，他当时是心甘情愿地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汉奸的，而且还为日军创作了大量艺术作品。但是同时期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奋勇杀敌的有之，消极抵抗的也有之。类似陈歌辛的这样行为，即便是在台湾的蒋家王朝，也会被当做汉奸的。龙应台所播放的《反共复国歌》不是也高声唱【消灭朱毛杀汉奸，杀汉奸】吗？当然，在蒋家王朝哪里，反共是第一位的，镇压汉奸镇压台独都是第二位的。

也就是说，陈歌辛即便当时是在台湾，恐怕也没有很好地下场。龙应台借用陈歌辛这个汉奸案例来反共，了解真相的观众们看了陈歌辛的真实历史后，反而会觉得共产党对于这些汉奸，与同时代的台湾白色恐怖，美国的麦卡锡运动来说，反而太仁慈了、太人性话了。

三、龙应台与《我的祖国》事件中细思极恐的关键细节

龙应台在讲座中重点放了《反共复国歌》、放了陈歌辛的《五月的风》，用陈歌辛在农场的死痛诉中国共产党，但是对国民党同时期的白色恐怖却只字未谈，笔者在《台独背后那只不为人知的黑手--从陈映真先生病逝谈起》一文中曾经介绍过这段历史，现引用如下：

http://www.cwzg.cn/html/2016/tongyouchawei_1125/32649.html

【站在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说，我们与国民党的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与美日扶持的意图分裂中国的台独势力来说，则是民族矛盾，因此我们宁可支持世仇和死敌国民党来反对台独和民进党。

然而，国民党蒋家王朝做的恰恰相反，在1987年解严之前，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对台湾亲共的左统派之屠杀和镇压力度，远远大于台独。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曾在其文章、著作和电视节目中指出，蒋氏父子表面上严打“台独”分子时，但真正被枪毙的只有1人。1976年12月25日，台湾“总统”严家淦也在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声称，据他的记忆，遭到处决的“政治犯”“台独”分子只有郑评。另有学者考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因台独问题被枪毙的还有宋景松、陈智雄二人。也就是说，蒋家王朝在台独裁期间总共杀过1至3个台独分子。

而蒋家王朝又是如何对待在台湾的共产党及亲共的台湾本土左统派的呢？仅在50年代初，蒋家王朝就杀死了1100余名大陆秘密派入岛内的干部。1949年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叛徒出卖，岛内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1993年，台北六张犁墓地发现201个在马场町刑场枪决而被时代弃葬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据民间机构的统计，蒋家王朝在台湾白色恐怖期间被以共党罪名杀害的人数约五千人，被判处徒刑的上万人。按照当事人陈明忠的估算，因为“匪谍”案件被捕者达十四、十五万人，其中约40%是外省人，当时外省人在台湾总人数不到百分之十五。

也就说说，蒋家王朝白色恐怖期间杀了五千多人的共产党及左统派，而仅仅杀了1至3个台独。蒋家王朝对共产党的屠杀镇压力度远远大于台独，这就使台湾民众心理中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白色恐怖阴影，比“台独”问题更为深广，这就使解严后左统派的发展障碍比台独更大。

因此，尽管台湾左统派的力量远远大于台独，但是亦遭受被蒋家王朝全面残酷屠杀和镇压，而台独分子则被蒋家王朝和美国变相保护下来，这就是台湾党外运动的领导权后来被台独势力掌控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对待台独分子手下留情，而对待共产党及亲共左统派则十分残忍血腥，一个重要背景是蒋家王朝是美国扶持的傀儡政权，而台独势力亦由美国和日本一手扶持。蒋家王朝和台独势力都是美国在台湾扶持的干儿子，后者是美国计划未来取代蒋家王朝的未来政治接班人。陈明忠指出：“美国痛恨共产党，只要牵涉到共产党，就不管什么民主人权了，杀‘台独’分子不可以，杀共产党他就不管”。

……如果蒋介石、蒋经国当年像屠杀、镇压共产党和左统派那样屠杀台独分子，或者按照同一标准和力度对待台独分子和左统派，那么1987年台湾解严后，台独分子肯定不可能获得党外民主运动的主导权。】

龙应台与《我的祖国》事件中，另一个关键细节是，为什么会有大批香港精英和知识分子喜欢《我的祖国》。

龙应台在《南方周末》《大河就是大河》一文中也不得不涉及这个秘密：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1621

【当坐在第一排的周伟立教授回答说，他的启蒙歌是「我的祖国」时，站在台上的我，脑海如电光石火般闪过好些念头。

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首「红歌」，身为大学副校长的周伟立在一千个师生面前不避讳地说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需要勇气。

但我欣赏他的诚实。七十年代的香港，尤其是七十年代的香港大学，所处的氛围曾经被称为「火红的年代」，就如同1971年列侬发表的Imagine所倾诉的，那时的港大学生，在英国帝国统治的阴影中，是多么憧憬那个红色的「祖国」可以带来公平正义和民族自尊。周伟立所说的「师兄们」，就是那「火红的年代」里拥抱着纯真信仰的一整代年轻人。他的「启蒙」来自那个年代对理想最热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来代表，在他脱口而出的那一个刹那，我就懂了。】

公知大V闾丘露薇也评论如下：

http://weibo.com/1189729754/EmJecregX

【被刷屏的港大“我的祖国”视频和龙应台自己描述当时的场景和想法。对历史和香港有点了解，就不会惊讶一个港人说启蒙歌曲是”红歌”，这一点，龙在文中讲的很清楚。再补充一些：71年的保钓运动，港大冲的最前，96年跳海宣誓主权遇溺死亡的陈毓祥就是当年港大学生中的“国粹派”。拿话筒的周伟立，七十年代在港大读了本科和研究生，再去美国读了硕士博士，之后又回到港大心理系任教，长期担任学生事务长，两年前离开港大。这些有着浓烈的家国情怀的香港人，一些经历了89彻底失望改变，一些在97以及雨伞之后，被视为了不爱国的人。但他们其实没有改变过，用自己一贯的原则爱自己的祖国。】

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单仁平同志只是在《环球时报》写评论指出一些表面现象，却不敢分析其来空去脉：

【说实话，在香港大学的报告会现场有那么多人唱起《我的祖国》，让内地人也感到有些惊讶。正因如此，这个短视频才迅速传遍内地互联网。对很多人来说，看到这个视频的一刹那，对香港的了解一下子多了一个维度。这两年“占中”“港独”的各种消息太多了，几乎主导了内地人对香港社会的认识。那段视频展示了香港社会的另一面，那是那座城市与祖国割不断的联系。】

无论是龙应台，还是闾丘露薇，都谈到在七十年代香港大学，新一代的大学生们追随的是红色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香港大学学运的领导权在大陆共产党手中，虽然当时的政府是英国殖民政府，虽然香港是台湾情报机构的老巢，虽然香港当时是美国、英国的情报机构重点渗透的前沿阵地，但是整个香港的文化领导权，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再到市民运动，都是在大陆共产党的领导之中。这就今天身为大学副校长的周伟立的政治启蒙是《我的祖国》的根本原因。

当然，闾丘露薇也在微博中夹带私或，把周伟立和占中雨伞运动那批人混为一谈，把当年跟随共产党的那批人和今天占中那批人混为一谈，这是别有用心的。龙应台这个讲座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仅仅点的问题，而是面的问题。例如，2014年9月22日，香港学联在罢课起动宣言《抗殖反筛选自主港人路》一文中，沿用的就是四十多年前香港学联的“反资反殖”的口号，鼓动普通民众反抗分配不公的资本主义。但是，四十多年前的香港学联是爱国的倾向于红色大陆的社会主义力量，而今日的香港学联则是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控制下，“以子(共产党)之矛攻子之盾”。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保钓运动中，莫说是香港，就是台湾很多国民党高官的子弟最终都站到了大陆共产党这一边。在残酷屠杀和镇压下（四千人被杀，近万人被判刑，十四五万人被捕），在六七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上半期，左统派仍然是台湾党外运动中的主导至少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据陈映真回忆：

【从七零年到八零年，是台湾第三波左翼运动的十年。一九七零年，台湾和海外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一个很大的思想运动，就是"保钓"。当时，甚至有人称它为"新五四运动"。那一年，出现了钓鱼岛问题，大家很愤怒，是非常单纯的民族主义，咱们中国的土地，怎么让美国送给日本了?从此作为出发点，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国民党告诉青年人，你不要被共产党利用，美国和日本是我们的重要盟邦，谁要这么调皮，就有共产党嫌疑。北京当时是在文革时期，调子很高，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呀，打倒美帝国主义呀。在两边这样的情况下，运动分裂了。留学生应该"站边"了，你选择哪一边的中国?产生了"我是谁?"的问题，"中国是什么?"的问题。一批人，像马英九，是反共爱国联盟，他们要求的只不过改革保台，但还是要反共，还是以前《自由中国》的老问题，就是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反共?更多人是向左转，觉得北京才是我们的政府，你看立场站得这么稳!大量的人去找三十年代的文学和共产党的文件学习，真是产生了触及灵魂的改变，有的人因此离婚了，有的人放弃学业了。这种情况，后来侵染到岛内来。那时已经有各种复印技术，他们把大量的宣传品寄到台湾，虽然受到邮检的拦截，但终究还是流进来不少。第三波左翼运动，就这样起来了。跟过去两波的左翼运动完全没有关系，是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再加上左翼思潮突破了冷战和内战的思想框框，看到了社会，看到了阶级，看到了国际上的帝国主义问题。这是一个完全新的视野。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杂志，《夏潮》。以《夏潮》为中心，集结了一批"泛左翼"的知识分子，跟当时台湾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在当时起到很大的影响。】

然而，进入八十年代后半期后，左统派被边缘化，港台的文化和知识分子运动潮流被美国把控，这是什么原因呢？四十年间，香港和台湾的大学生精英分子由亲共变成反共，原因何在？笔者在《台独背后那只不为人知的黑手——-从陈映真先生病逝谈起》一文中也曾做过一点分析：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及大陆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官对台湾左统派的釜底抽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后半期，美国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群体和党政高官群体，培养了大批亲西方或者说亲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就连赵太爷这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在那个时间段竟然成了党的总书记，而《夏潮》一代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被这些大陆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官和知识分子视作“极左”并对之进行打压和嘲讽。如果说台湾左统派在蒋介石、蒋经国血腥屠杀下仍然可以顽强坚持和成长的话，来自祖国大陆内部的釜底抽薪，对台湾左统派最根本的、最大的打击。

……

80年代后半期以来，美国在大陆成功的思想文化渗透，抽掉了台湾左统派们得以发展壮大的政治根基。对于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大陆官员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更乐于和港台富豪及国民党高官打交道，自20年代到70年代中共在台湾多年经营所培养的左翼社会主义力量，包括1950年初被台湾枪毙那1100多派到台湾的精锐干部，都被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背叛和抛弃了。他们抛弃了中共群众路线，并且目光短浅，看不到在台不得民心的国民党高官早晚要日落西山，把和平统一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和大资本家身上，不注重在台湾普通人民中间发展力量，更不懂得利用台湾曾经强大的植根于台湾人民中的左统派力量。

从1987年至1989年，以赵太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日益发展壮大，并且在1989年差一点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亡党亡国的历史深渊。这股势力在90年代上半期成功潜伏下来，并在1998年后顺利地在中国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改革，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国有资产流失程度，医疗、住房等公共福利领域的市场化程度都已经远远高于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局面下，台湾左统派即社会主义统一派的政治逻辑和政治叙事，已经被彻底瓦解。既然在大陆思想舆论和实际经济政策中，都如陈映真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西化派、买办化“智囊”进行统治，台湾左统派如果要坚持亲大陆和统一，就必须淡化和取消自身原有的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如果要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就必须批判大陆占主导地位的西化派、买办化“智囊”及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这必然使自己进一步遭受大陆的政治冷遇。因此，台湾左统派在1987年之后一直处于一蹶不振乃至走向土崩瓦解的状态，而本来影响原本比左统派小的台独势力1987年后就顺势把控了台湾党外民主运动，进而把控了台湾政局的领导权。

……

换句话说，假如1987年后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大陆左翼社会主义政治力量仍然能够在政治权力核心枢纽占据一席之地，从而抑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发展壮大及抵制后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激进推进的话，那么今天台湾左统派的力量至少可以形成和台独势力形成强有力抗衡的局面，那么在高雄担任市长的，可能不会是台独分子陈菊，而是类似苏庆黎这类即便是台独元老也不得不敬重的左统派骨干。在台湾左统派成为主流政治力量前提下，如果大陆不犯幼稚性错误的话，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在国民党土崩瓦解的今天必然成为可以期待的现实。】

回到龙应台及《我的祖国》这个话题，其实新中国前三十年类似《我的祖国》这样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非常多，然而自87年以后，在赵太爷及其强大政治势力的干扰下，港台反共文化成功反攻大陆，大陆流行的是张贤亮、莫言等为代表的低俗的反共文化。以《我的祖国》为代表的革命文化到今天有点要绝后的感觉。我们在香港、在台湾之所以还有类似周伟立这样的大学校长和支持统一的爱国力量，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前三十年的文化遗产和政治遗产，从这个角度看，赵太爷及其强大政治势力对改革开放的干扰破坏可谓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