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界，关于私有化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一大批严肃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那些支持私有化的论断在理论上是缺乏说服力的，也是缺乏客观事实支持的。苏东国家私有化的教训以及本轮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纷纷采纳国有化的政策从两方面宣告了私有化政策的破产。但在中国，还有一些人在以各种方式鼓吹私有化，甚至把国有企业作为改革攻坚的对象。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关心中国发展的人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6万亿元，这意味着按官方汇率计算我国经济规模已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60%，是排名世界第三的日本经济总量的2倍左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这么近。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西方学者和媒体也开始讨论诸如“西方应该向中国学习”以及“西方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之类的话题。但同时，某些国家和势力是极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的，给中国捣乱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成为了他们当前的重大任务。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积累了许多社会经济矛盾，部分群众对一些现象也存在着不满的情绪。这为那些国家和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我们应该把对私有化问题的思考置于这个大的背景之中。

私有化是一个致命的政治问题

早在20年前，斯蒂格利茨在著名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就曾指出，至少有一位东欧国家政要曾经明确表示支持私有化的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之所以搞私有化是出于政治原因。有多位苏东国家当时的政要和政策顾问也已经承认，当年之所以急于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是为了在大众醒悟过来之前造成既成事实，防止“改革倒退”。在中国，一批著名学者一边大力鼓吹私有化，支持“国退民进”，一边大力鼓吹“宪政”，鼓吹西方的普世价值，甚至公开宣称已到“图穷匕见”的时候了，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其真实意图。

不难想象，如果再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如某些国际组织建言的那样，将我国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降到10%以下，那么，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必将被改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将丧失其执政的经济基础，中国极有可能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而这恐怕是国内外某些势力所乐见的，但对中国人民则意味着巨大的灾难。最近出现的某些大型私企和外企挑战国家有关监管机构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中国要继续改革和发展，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是必要条件，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又是稳定的必要条件。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私有化将削弱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

虽然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经济学家们很少研究国家治理能力，但政治学界普遍认为国家治理能力是保持一个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中国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苏东大部分国家之所以出现转型灾难，是与他们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强与弱密不可分的。

国家治理能力，从经济层面来看，主要是国家管理调控经济以使经济最大化地实现繁荣与稳定的能力，它包括议程设置能力、财政汲取能力、经济社会管理能力等。如果私有化，那些被私有化的企业必然落入国内外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将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削弱中国政府的议程设置能力。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外企和私营企业在上缴税收方面总体而言是缺乏积极性的，而国企是普遍缺乏避税和逃税的动力的。因此，私有化必将进一步削弱中国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以引起社会广泛不满的高房价为例，这与许多地方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是直接相关的。由于没有了国有企业，非公企业收税又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靠高房价来维持高土地收入。中央政府之所以在调控房地产市场方面投鼠忌器，除了其他原因外，担心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个重要原因。

同时，国有企业事实上是中国政府调控经济并应对各种紧急情况的重要手段，而一旦私有化了，中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能力必将被严重削弱。

私有化将可能会葬送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成就

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存在的各种矛盾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议题。虽然西方社会错误地给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打败了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而一个强大并有活力的国有企业部门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撑。换句话说，虽然某些机构一定要把国有企业描述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障碍，但西方社会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强大的国有企业部门，中国经济发展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在《财富》杂志2014年度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已经以100家公司上榜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拥有上榜公司第二多的国家。在内地上榜的95家公司中，92家是国有企业。对世界经济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现在国家之间的竞争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大企业之间的竞争，而对中国而言，除了以华为为代表的少数大型民营企业外，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是国有企业。而一旦这些企业被私有化了，很可能一部分企业直接被外资所控制，另一部分即便暂时不被外资控制，未来被外资控制的风险也将很大。这将直接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断中国经济发展的上升势头，增加中国经济被殖民化的风险。

不仅如此，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尖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分配格局失衡，收入差距过大。而所有制格局是决定分配格局的基础性原因。考虑到我国二次分配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私有化将进一步恶化我国的初次分配格局和最终的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加剧各种社会矛盾和消费不振的局面。从社会层面上讲，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将给我国社会政治稳定局面带来更大的挑战，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隐患。从经济层面上，由于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并且有进一步增多的可能，我国未来的出口不可能保持前些年的高增长，极可能处于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的状态;而我国的投资水平又已经接近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保持前些年那样增长速度的难度在增大，当前几乎所有行业都出现的产能过剩现象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力。考虑到我国居民目前面临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压力，尽快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是提振居民消费信心从而保持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必由之路。而私有化则正好与之背道而驰，将加剧贫富分化从而压制居民消费，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私有化将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文化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观念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一旦经济基础发生了质变，政治上层建筑也必然发生质变，相应的意识形态也必然发生质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资和私人资本的不断发展，其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比如，私企老板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外企甚至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我国相关法律的起草等。同时，外资和私人资本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各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盛行。而这又反过来导致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中的问题恶化。极端个人主义必然导致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蔓延，严重影响党政体系的效率;拜金主义导致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愈演愈烈。

本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并将长期处于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的条件下，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共存的情况下，社会思想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当前有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恐怕已经大到开始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例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反思历史”的名义下否定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从而试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再如，代表西方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影响越来越大。改革开放的每个重要时期，总有大量新自由主义观点和政策建议涌现;一些人鼓吹“市场万能论”，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一些人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有调查表明，该思潮在一些官员中造成了思想混乱，甚至被个别官员奉为真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某些部门和地方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具体表现：1.只讨论改革的具体措施，忽视改革的总目标，即便谈及总目标，也只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却少提甚至不提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主要强调推进混合所有制，而且明显有人在故意把推进混合所有制曲解为出售国有企业，搞事实上的私有化。3.只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少提甚至不提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些错误的思潮不仅搅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已经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此外，在部分私企老板以及与他们和外资联系密切的知识分子中开始出现的“异质化”倾向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前不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得到了广大高校宣传思想工作者的一致拥护。但一些积极宣传《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的官员和学者在网络上遭到一批公知和“大V”的围攻，其中某些长期质疑党的领导的学者尤其积极。这些人长期活跃于高校和社会，甚至被某些党政部门奉为座上宾，如果不考虑外资和私人资本的强大力量，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推行私有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然会被动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在今天的中国，鼓吹私有化者如果不是无知，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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