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贫积弱”说是特定标准和视角下对宋朝历史的解读，在传播中逐渐异化为标签。反对者以“撕标签”的方式反驳，却与标签化的“积贫积弱”说一道，将宋朝复杂的历史图景压缩进“贫”与“富”、“弱”与“强”的二元对立框架中。

如何评价宋朝的历史地位，是史学领域备受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一提到宋朝，很多人脑海中就会浮现“积贫积弱”这个词。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参考陈寅恪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说法，赞颂宋朝的历史地位，从多角度反驳宋朝“积贫积弱”说。种种截然相反的说法相互叠加，使人们对于宋朝的印象陷入矛盾和疑惑。我们应该跳出标签式的结论，梳理“积贫积弱”争论的学术脉络和立论逻辑，重新认识宋朝的历史地位。

正确理解“积贫积弱”的本义

尽管“积贫积弱”说在学界内外影响深远，然而，将宋朝简单地贴上这样的标签，既是对“积贫积弱”说的泛化，也忽视了其形成过程和内在逻辑，是对宋朝历史的简单化解读。

“积贫”与“积弱”的说法并不是同步形成的。“积弱”之说在宋代已经萌芽。宋代学者已指出宋朝在军事上处于弱势，而此时“积贫”尚未成为评价宋朝的特定词语。虽然宋人常自称国家财匮、财困，但国家财政开支困难是中国古代各王朝的常见现象，并非宋朝独有。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宋论》中就以宋仁宗朝为例，提出宋朝的忧患主要是弱而不是贫。宋朝“积贫积弱”说的出现，与晚清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时代大背景密切相关，一些学者将当时中国内外交困的状况投射到宋朝。梁启超在《王荆公》中提出，宋廷为养兵而不断聚敛国家财政收入，由此形成兵弱民贫的局面。1940年，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全面阐述宋朝“积弱”和“积贫”。至1963年，翦伯赞主编的教科书《中国史纲要》在评述王安石变法时称，宋神宗“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使“积贫积弱”说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从概念形成的视角看，“积贫积弱”说聚焦于宋朝的军事和财政领域，是部分学者串联宋史研究几个重要议题的逻辑链。

宋朝在军事方面的弱势表现最为人诟病，与辽、西夏、金、蒙元的战争中，进攻战多以失败告终。宋太宗主导的雍熙北伐，仁宗、神宗对西夏的战略进攻以及南宋的多次北伐等，均未取得理想战果。岁币赔款、乞和、“靖康之变”和宋高宗不断南逃等屈辱性事件，更加剧人们对于宋朝兵弱的直观印象。诸多失败反映出宋朝的军事力量在同时代各政权中处于弱势地位，是“积弱”的直接体现。

宋朝军事弱的根源在于内政，特别是统治集团实施的“防弊之政”。宋朝统治者吸取唐末五代的经验教训，为防止武将专权、地方割据，采取“将从中御”等一系列措施，削弱武将权力，加强中央集权。这些政策虽然有利于巩固政权，但牺牲了军事效能，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如该制度下将领缺乏自主指挥权，难以根据战场形势灵活决策，进而贻误战机。因防弊之政等机制和统治者治理水平低下造成的国势弱，是“积弱”的深层原因。

由于宋朝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威胁，宋廷为了维持国防安全和国家统治，不得不投入大量财政经费到军事和行政体制中。募兵制下庞大的军队需要巨额军费开支，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也需要大量的运转经费和薪俸。尽管宋朝财政收入远超唐朝，但被官僚军事机构大量消耗，致使财政入不敷出，从而导致“积贫”。

总之，尽管“积贫积弱”说的确揭示了宋朝历史的某些层面，但它牵动的领域其实十分有限，不足以完整概括和描述宋朝历史。

视角、标准错位引发学术争议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将“积贫积弱”作为宋朝的标签并不妥当，宋朝恰恰是一个在经济、文化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朝代，大量反思、批驳“积贫积弱”说的论著开始涌现。但是，由于“积贫积弱”说本质上是针对特定历史议题构建的逻辑链，加之不同学者的观察视角和评价标准各异，导致争议双方难以形成有效对话。

在观察视角层面，钱穆提出“积贫积弱”一说时，将宋朝与秦、汉、隋、唐等“大一统”王朝的强盛时期作比较，忽略了这些王朝的衰落阶段以及同时期的其他割据政权。反驳者则从多维度切入，一方面指出东晋、“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等同样存在国势衰微的状况，质疑为何不将类似标签赋予它们;另一方面强调从同时代对比，宋朝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实力超越辽、金等政权。双方各执一端，前者强调纵向历史进程中的王朝国势差异，后者侧重横向的实力比较。

事实上，反对者的论证也存在错位。“综合实力”论涵盖的方面，要远远多于“积贫积弱”说涉及的领域。即便我们认为宋朝不仅是同时代，还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历程中的高峰，财政经济、科学技术、思想教育等方面在中国古代居于领先地位，但从政治制度设计、国防军事、财政管理等角度总结出的“积贫积弱”结论，与宋朝在其他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不在同一层面，无法正面反驳“积贫积弱”说。

举例而言，论证宋朝土地开发呈现显著增长、农业种植走向精耕细作、国家财政收入远超唐朝、商业贸易兴盛发达、市镇等基层市场蓬勃发展等经济命题，不能改变军事开支成为消耗大量国家财政收入“无底洞”的事实。无论庆历新政、熙宁变法，还是南宋后期贾似道主持的公田法改革，都将减轻军费负担、纾解中央财政压力作为重要目标。北宋超发盐钞、南宋增发纸币，背后都有日常财政收入无法支撑军费等开支，必须通过超额收入补足经费缺口的原因。中央军政开支日增月长，对地方需索无度，造成宋代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

宋朝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就，更是无关财政军事。国势上是否“积贫积弱”与文化是否繁荣，很难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经常被人用于论证宋朝历史地位甚高的陈寅恪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说法，其实仅限于史学、文学、儒学等学术领域，出发点则是提出近代学术复兴有必要参照宋学模式。如果将指代范围有限的“造极”论扩大到讨论宋代历史的所有议题，甚至将“造极”论标签化，作为对抗“积贫积弱”说的旗帜，必然造成论证上的空洞和谬误。

在评价标准上，双方对宋朝军事“弱”的理解分歧巨大。传统观点及“积贫积弱”说支持者，多以宋朝未能实现恢复“汉唐旧疆”的政治理想，且在对外战争中屡遭败绩、丧失领土为依据，判定其军事孱弱。近代学者因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更将宋朝兵弱与外敌入侵的惨痛历史相联系，赋予这一观点强烈的现实隐喻色彩。然而，反驳者主张应以更全面的标准衡量宋朝军事，应综合考量军事战略、军事收益、战争持续能力等因素，只以战争结果立论，以一个“弱”字作历史定性，过于笼统。事实上，宋朝在长期对抗中展现出顽强韧性，北宋在熙宁以后基本实现了抵御辽、西夏入侵的军事目的，南宋更是与强大的蒙元军队抗争数十年之久，尤其是与金、花剌子模等政权相比，南宋抵抗的时间和效果，都可圈可点。评价标准差异反映出不同研究者对历史评价侧重点的不同：支持“积弱”者为结果导向，重视军事最终成败与领土得失;反对者注重过程分析，强调细致分析、多角度评价。两套标准各有侧重，却因缺乏统一参照，使得对宋朝军事强弱的评价陷入僵局。

综合来看，反对者并未直击“积贫积弱”说的要害，论说的重点是从不同的视角和标准展示宋朝在诸多方面的成就与亮点，以此抗衡“积贫积弱”一词带来的片面、标签化的宋朝形象。这场围绕宋朝“积贫积弱”说的学术争议，是历史研究中视角多元与标准不统一的典型。但无论如何，以支持或反驳“积贫积弱”说为主要目的的研究路径，已走入死胡同，难以继续推进对宋朝历史的研究。

全面评价宋朝历史地位

“积贫积弱”说是特定标准和视角下对宋朝历史的解读，在传播中逐渐异化为标签。反对者以“撕标签”的方式反驳，却与标签化的“积贫积弱”说一道，将宋朝复杂的历史图景压缩进“贫”与“富”、“弱”与“强”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无论是支持者以军事失利与财政困境为核心构建的“积贫积弱”逻辑链，还是反驳者强调经济、文化成就的“综合实力”论、“造极”论，都停留在对宋朝历史片段的截取，看似明快直观，却极大地简化了宋朝的历史脉络，模糊了宋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坐标。与其他王朝相比，宋朝财政的贫富、军事的强弱只是千百年来治乱兴衰的一例而已，并非独一无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王朝如何塑造了后续近千年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对中华文明产生哪些结构性影响。

明代学者陈邦瞻曾感慨明朝社会无一不与宋朝相近，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更断言中国近代社会“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他们的论断虽未详述具体内容，却直指宋朝历史影响的深刻性。顺着这条思路，对宋朝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成就或历史教训的认识重点，便不在于对宋朝强弱贫富的简单评价，而在于对中国历史演进的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从政治制度看，宋朝精细化运作中央集权，强调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完善选官用人制度，形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精英流动机制，奠定此后王朝治理模式的基础。在经济领域，农业经济的繁荣、基层市场的勃兴，以及国家财政在赋役制度、货币金融、财政与市场关系等层面的创新，推动了宋朝财政和经济的发展转型。在文化领域，印刷术的推广加速知识传播，理学的兴起重塑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文化。在科技领域，造船、火药、指南针等技术的革新与推广，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成果不仅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更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即使在经历元、明、清的朝代更迭后，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延续性。

把评价宋朝历史地位的重心从是否“积贫积弱”转变为其历史影响，将使我们对于宋朝历史的理解更为准确和开阔。以纸币为例，在“积贫积弱”说的视角下，宋朝纸币无非是国家榨取民间财富、弥补财政经费短缺的手段。若着眼于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脉络，宋朝纸币开中国乃至世界纸币之先河，在原理上吸收飞钱、盐引等前代票据的部分机制，直接影响同时代的金朝纸币制度，为后代纸币制度奠定基本框架，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直至清咸丰年间王茂荫提出的纸币改革方案，仍然依赖宋朝创立的制度工具，足以证明宋朝制度创新的生命力。

对于宋朝这样一个在多方面产生广泛而深远历史影响的朝代，跳出标签化的争论，转而从历史影响维度审视，方能理解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它继承了前代的历史遗产，又开创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新模式，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注入创新动力。因此，评判宋朝的历史地位，不应止步于军事与财政的表象争议，唯有跳出简单化、片面化的认知局限，着眼于宋朝对后世多方面的深远塑造，才能还原一个立体、动态且充满创造力的宋朝，理解其在中华文明演进中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由此，才能在辨析对错之外，真正走出“积贫积弱”说带来的认知误区，更加客观、公允地评价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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