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主政府和敌后武工队在中共地方组织统一领导下，坚持敌后斗争

一部抗战小说《敌后武工队》，让武工队的威名响彻华夏。武工队全称武装工作队，是抗战最艰难之时八路军为反击日寇的残酷“扫荡”和疯狂“蚕食”而创造的敌后特种作战样式。其人员精干，机动隐蔽，战斗力强，被称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为扭转困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八路军各部队战史和各级将领的抗战回忆，无不对此赞美有加。武工队横空出世、威震敌胆的光辉历程，成为华北敌后乃至全民族抗战的一个标志和缩影。

“黎明前的黑暗”逼出来的创举

彭德怀说，武工队是“从敌我的生死斗争中创造出的一整套办法”。129师参谋长李达也回忆说，武工队“是在空前尖锐的斗争环境中产生的，也可以说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逼出来的”。

1940年夏秋，德、意法西斯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南下的决心。为放手南下，日本急于稳固侵华战局，御前会议于同年11月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要求采取一切政治、军事、外交手段，迅速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如不能速达，则转而巩固占领区的“治安”。据此，日本陆军于1941年1月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占领区以“维持治安”“肃正”为主，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侵华日军遵照《纲要》《计划》要求，继续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更加强调以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为主，为此集中了其关内侵华兵力的75%和全部伪军，对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持续进行大规模“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各根据地抗战形势日趋艰难。其中，华北日军增至11个师团又1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2个骑兵旅团约30万人，另有伪军10万人，主要对八路军作战，加之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1941年、1942年两年华北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对于这一时期的严重局面，彭德怀在1945年2月于延安召开的华北地方、军队负责人座谈会上说：“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黎城、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共剩6个县城)。根据地人口，1941年10月统计，只剩1300万，为最低时期。”《彭德怀传》还披露，到1941年末，华北的398个县中，有366个县建立起了日伪傀儡政权。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讲，至1942年4月底，冀中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和人口减少了约2/3。冀南根据地仅剩下枣(强)南、武(城)北和威县以南香城固附近及馆陶周围这3小块地区。山东根据地小清河以南、胶济线以北、寿光以西、邹平以东地区变成游击区或占领区。晋西北根据地雁北地区，基本变成敌占区。华北其他根据地也处于不同程度的退缩状态。这期间，因盛产粮棉而被称为“中国的乌克兰”的冀中军区成为敌“扫荡”重点。1942年“五一大扫荡”两个月时间下来，冀中地区敌据点增至1635处，公路增至6000多公里，封锁沟增至3000多公里，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多个小块，形成“网格子状”，大部分沦为敌占区，部分变成游击区。军区部队减员近47%，群众伤亡和被掳走达5万多人，造成“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景象。正是在这一时期“扫荡”中，敌“挺进队”引导主力突袭八路军总部，左权副参谋长于十字岭壮烈牺牲，这是我军抗战期间牺牲的最高级将领。据统计，1942年敌人对华北各根据地进行千人兵力以上的“扫荡”达77次，其中万人至5万人的“扫荡”达15次。敌我之间“扫荡”与反“扫荡”之惨烈可见一斑。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说：“到1942年为止，我解放区人口缩小至5000万以下，八路军减员至30万。”

1942年9月，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将全国抗战最困难时期比作“黎明前的黑暗”。左权在《开展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斗争》一文中，也将1942年华北敌后军民所处的最艰苦、最困难阶段比作“黎明前的黑暗”。面对“黎明前的黑暗”，八路军亟须在战略方针上应时调整。129师师长刘伯承提出“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的新作战方针，八路军总部迅即将这一口号推向全华北。“敌进我进!”“向敌后的敌后进军!”成为冲破黑暗的号角，把武工队推上了敌后抗战的历史舞台。

晋察冀军区某部武工队队长王树平经常率领队员化装混入伪军碉堡，俘虏敌人，火烧炮楼

在“敌进我进”方针下横空出世

“敌进我进”方针确立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于1942年2月联合下达了关于组织武装工作队的指示，规定每个军分区(旅)要组织一个到两个30人至50人的武装工作队，队长和政委由政治上强、懂得军事、相当于地委或强的县委书记的干部担任，另配以知识分子及懂日语的干部。工作队经过训练后深入敌占区“网格子”内，发动群众开展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全面对敌斗争。同年5月4日，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共同下发了《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要求“各地(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正规军，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力量，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活动，发挥武装工作队在反蚕食斗争中的作用”。

晋冀鲁豫根据地是较早派出敌后武工队的地区之一，工作抓得比较深入具体，比较统一规范，也最具规模。1942年3月14日，刘伯承、邓小平在给冀南军区的指示中，要求必须依照北方局指示组建武工队深入敌后开展工作，规定“50人为一队，以营特派员为队长，好的县委书记或委员为政委、书记，都能懂得政策”。3天后，刘、邓即下达了《武工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工作的指示》，进一步明确“指挥、政治干部都要由政治坚强、大胆机敏、有威信者组成”，强调“初次出动应着重于简单的政治宣传，或兼侦察。任务不可过重，距离不可过远(至多只一昼两夜，至次晚要回游击区)。必要时可密令就近游击队接应”。

根据刘、邓指示，各部队挑选军政素质好、战斗经验丰富的干部作为骨干先行集训，主要内容是明确武工队的组织形式和任务，了解研究敌情、社情、民情，演练战术，制订行动计划。培训出来一批批骨干，再分派下去组建武工队。

刘、邓多次深入集训队指导，讲形势，讲任务，讲意义。刘伯承还讲授各种战术，如“战术一般采取避实击虚的奔袭动作，使得敌人措手不及”;“小敌可捕捉击杀，大敌则避开”;“当敌人来合击时，以麻雀战分遣撤退，但预先应确定第一、第二集合场，便于收拢部队”;“行军不重复一路，宿营、休息不久停一地，即使暂时停止也应在四通八达之处”;“放警戒不宜过远，以免过早暴露”;等等。

仅仅几个月，至1942年8月，晋冀鲁豫所属太行、太岳、冀南3个军区就派出了42支武工队，约1400人。其中冀南第一分区的3支武工队，队长、政委都是团级干部，队员都是连排长、连指导员或支部书记。

经过半年实践摸索，129师政治部于9月下发了《关于武装工作队的几项决定》，规定武工队的政治领导由军分区政治部负责;队长必须是营以上干部，政委必须是团以上干部;地方政府派代表驻队;对配发枪支布料、折发伪币、增派炊事员作出具体规定，以强化武工队的装备后勤保障。《决定》还进一步明确了武工队的4项行动准则：一是保护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斗争;二是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依托;三是锄奸惩特;四是强化自身思想与组织建设。

正确统一规范的领导，使武工队如雨后春笋般遍地生长，至1943年，晋冀鲁豫三个分区派出的武工队已近千支。

同一时期，其他各根据地武工队也蓬勃发展，至1943年，整个华北敌后的武工队活动达到了高峰。晋察冀军区以地方部队的全部和主力部队的1/3或1/2，组成几十支武工队深入敌后广泛开展对敌斗争。山东军区抽调600多名干部组成43支武工队深入铁路沿线和被“蚕食”地区打击敌人。晋绥军区抽调320多名干部加强武工队，组建37支武工队深入敌后，并派出39个主力连和49支游击队，配合武工队斗争。

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所评价：“武装工作队这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在1943年得到了重大发展，对进一步扭转根据地退缩被动局面，对打破敌之‘蚕食’‘扫荡’和经济封锁都起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它是贯彻‘敌进我进’方针，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对敌斗争，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

发挥敌后特种作战多重作用

武工队看似战役战术层面上的行动，却能起到扭转困局的战略作用，根本原因在于发挥了敌后特种作战的多重作用。

武工队是游击队、锄奸队。晋冀鲁豫所属冀南军区武工队成立几个月内，先后消灭了恩县旧城区特务队，镇压了巨鹿警备大队长、情报主任、南和伪军大队长等，抓捕了22名汉奸并处决了其中8名罪大恶极者。经过一年战斗，冀鲁豫、太行、太岳和冀南等根据地，由武工队和小部队恢复和扩大的面积，约占全年恢复和发展总面积的3/5。其中，冀南军区逼退和拔除据点140多个，恢复和开辟了10个县。形势极为严重的冀鲁豫第一军分区恢复和发展了1147个村庄，并在齐河、茌平、禹城边敌占区开辟了纵横35公里的游击根据地。太行军区将平汉铁路西侧大部恢复为游击根据地。太岳军区打开了高平、晋城以北，长子、青城、沁水、曲沃、翼城、沁县等边沿区的斗争局面。

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将连队改为小连大班制，执行武工队任务。如今家喻户晓的白洋淀雁翎队就诞生在冀中。他们以河川、湖泊、芦苇、草荡为掩护，神出鬼没痛击敌人，仅王寨一场战斗，就歼灭日伪军50多人，截获满载粮食物资的大船几十艘。全年，冀中军民共攻克、逼退敌碉堡600多座，恢复和扩大了3500多个村庄，使许多小根据地连成一片。北岳区恢复和发展了2000多个村庄，在5个县成立了抗日政权。冀东区攻克据点40余处，恢复了基本区，并在北宁铁路以南和滦河以东开辟了部分新区。

山东军区全年共拔除342个据点，开辟7000多个村庄，惩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如今无人不知的铁道游击队正是武工队中的佼佼者。他们活跃在铁道沿线，破铁路，炸火车，夺取军用物资支援根据地，坚持斗争6年之久，给枣庄、滕县敌人造成严重威胁。

据点屡屡被拔除的惨状，令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终生不忘。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还讲述了一个他当年记录下来的八路军假扮送葬队伍，攻克日军1座碉堡并全歼守军的战例。

在武工队的袭扰打击下，日伪军炮楼据点安全不保，被迫不断撤退，使武工队控制的一小块一小块根据地越来越多，这些小块地域逐渐打通，恢复和扩展为大片根据地。正如彭德怀所说：“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间生了根，就创造了隐蔽的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再从敌人口中挖出来。”

武工队是宣传队。武工队召开群众会、抗属会、伪属会、士绅会、房东会、小学生会，宣传抗战。有的利用赶集、唱戏等群众集中的场合突然登台演讲，然后迅即撤离;有的晚上挨家挨户透过窗户向群众作宣传，队员在窗外宣讲，群众在炕头听讲，这叫“看不见群众的群众大会”。晋冀鲁豫军区发动政治攻势期间，太行、太岳、冀南三地武工队共散发宣传品7万余份、张贴标语5万余条，太行、太岳两军区武工队共召开1200多场各种形式的群众大会，到场民众40多万人。通过宣传，敌后民众的抗战意志和胜利信心得到大幅增强。

武工队是群工队。武工队的到来，使敌后群众抗战有了政治领导和武装支持，群众被迅速发动组织起来，反掠夺、反劳役、反抓丁、反抢粮、反苛捐杂税等斗争日益高涨。晋绥军区动员据点附近的群众迁移到根据地，断绝敌粮食等物资补给来源。在武工队指导帮助带动下，群众武装斗争蓬勃发展起来，冀南军区仅第二、第三、第六3个军分区就组建起573支民兵自卫队。各地武工队协同民兵极大地发展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堵门战、蜂窝战、车轮战、推磨战等新战法，造成“遍地枪声响，村村打敌人”的人民战争，打得敌人魂飞魄散。

武工队是敌工队。在敌后各地瓦解敌军工作硕果累累，这里仅以晋冀鲁豫为例。据李达回忆，该军区发动了针对伪军的“良心大检查”和“检举死心汉奸”运动等9次大规模政治攻势。武工队经常晚上给伪军“上夜课”，用话筒向据点里的伪军喊话宣传。久而久之，伪军们一听武工队来“上夜课”就集中起来听，还对武工队喊：“同志们上课离得再近一点吧，听得清楚，我们保证不打枪。”仅1943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一个军分区的武工队，就向该区境内200多个据点同时喊话，声势之浩大可见一斑。有的武工队发明了“点红黑点”的办法，做好事点红点，做恶事点黑点，凭此秋后算账。伪属们得知后，纷纷打听自家人是否被点了黑点。有的武工队给帮助抗日的伪军颁发“回心证”“公民证”，鼓励他们持续向善。

在强大的政治心理攻势面前，伪军们都在思考抗战胜利后怎么办的问题。有一个伪军县警备队，500多人当中有200多人领了“回心证”;有的伪军不慎弄丢了“回心证”或“公民证”，赶紧找武工队补办，生怕被当作汉奸锄了;有的伪军被迫参加“扫荡”时，暗中把“公民证”挂在枪口上，交火时枪口朝天或一枪不放。有些伪军暗中送情报，有些协助拔据点，有些秘密入党，有些起义投诚。到1942年12月，仅冀南军区就在伪军和伪组织中建立了1397个“内线”。1943年前4个月，该军区依靠“内线”配合军事行动177次，拔除据点109处。

同时，针对日军的瓦解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武工队通过散发传单、张贴反战标语、春节发送慰问信、樱花节赠送宣传慰问袋、阵前喊话等方式进行反战教育，对日军士兵产生很大影响，各地普遍成立了日军士兵反战同盟支部。晋冀鲁豫军区还召开了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反战同盟大会，刘伯承和边区主要领导亲自与会讲话。越来越多的日军士兵向我投诚，有些写信表达厌战反战思想，有些装病不参加“扫荡”。

敌后武工队在当时代表了先进的作战理念，其兵力构成、任务指向、作战方式以及所发挥的多重关键作用，与现代特种作战的基本特质并无二致，80多年后的今天回看，仍具有很高的军事研究价值。

武工队队员与民兵在阵地上

血与火的战斗催生红色经典

抗战小说《敌后武工队》可谓家喻户晓，但许多人并不知道，作者冯志当年就是斗争环境最凶险时的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武工队第一小队的队长。冯志在《写在前面》中介绍说：“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的上级，有的是我的战友，有的是我的‘堡垒’户;书中的事件，又多是我亲自参加的。”因此，《敌后武工队》与其说是冯志的文学创作，不如说是他的战斗日志。

冯志出生于河北省静海县(今天津市静海区)一个商人家庭，父母希望他长大后福禄吉祥，给他起名冯禄祥。“抓周”那天，他出人意料地抓了一支小木枪和一个铅笔头，大人们没想到，小家伙日后真的成了能武能文的抗日英雄和抗战作家。

2岁后，父母相继过世，冯志由姑姑抚养长大，在本村上了4年私塾，后辍学务农。全国性抗战爆发后，他参加八路军，改名冯志，意为志在革命。他历任冀中军区九分区政治部首长警卫员、侦察班长、排长、连指导员。在首长帮助下，他努力提高文化水平，养成写日记的习惯。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九分区遵照上级指示组建武工队，冯志被任命为第一小队队长。他带领队员拔除梁家桥等日伪据点，击毙小野、松本太郎等日特头目，处决了小说中“侯扒皮”的原型伪警长侯敬宜和“哈巴狗”的原型伪警长丁化成等汉奸，重创敌“夜袭队”，吓得叛徒“马鸣”原型之一的尚士奎逃往外地。

冯志多次负伤，头部、胸部都曾中弹，左锁骨在与敌人拼刺刀时被挑断，左手食指被扎致残。有一次，他从县里开会回来，路遇鬼子小队，持枪躲到菜地边一排排秫秸墙后面。十几个鬼子用刺刀一排一排挑秫秸墙。眼看一个鬼子就要挑到最后一排了，冯志抬手扣动了扳机，不料枪没有打响，而鬼子竟也没有挑他面前那排秫秸墙，转身撤了。冯志这才发现，枪的大机头被秫秸卡住了，所以没有响。他后来说，枪要是打响了，在开阔的菜地面对十几个鬼子，断然难逃一死。

1944年，冯志被调到冀中第三纵队前线剧社，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由于文化程度较低，起初他的稿件常被退回。经过勤写苦练，他逐步掌握了写作“窍门”，接连发表了一批短篇小说，有武工队护送干部过铁路的《护送》、惩办汉奸“侯扒皮”的《打集》、攻克保定南关火车站的《化袭》。这些故事后来经过进一步加工，成为支撑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重要章节。

抗战一结束，冯志就想把武工队机智英勇的战斗历程写出来。然而，蒋介石挑起了内战，冯志不得不暂时搁笔，加入解放战争的行列。他后来说：“战斗空隙间，武工队里的战友们的身影时常出现;武工队的一些惊险、感人的故事，也经常让我回忆起来。每当忆起，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1947年冬，冯志进入华北联合大学中文系学习深造，写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毕业后于1949年调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当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冯志于1951年调至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工作之余，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经过5年辛勤耕耘，于1956年写出初稿，进一步打磨修改后，于1958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各行业普遍经费拮据，总政治部特批了四两半黄金，方使此书得以问世。《敌后武工队》一经出版即轰动全国，一时洛阳纸贵，进而被搬上舞台、银幕、屏幕，成为长久不衰的红色经典。冯志被吸纳加入中国作协，由战斗英雄变成了著名作家。

正如冯志所说，武工队是在敌人兵力雄厚、统治残酷、群众基础差等极为艰险的条件下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进而夺取胜利的。回顾一段胜利的历史，看结果总会有一种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错觉，只有了解到艰苦卓绝的过程，才能体会到胜利是多么来之不易。

(来源《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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